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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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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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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状况。徐一士在《倭仁与总署同文馆》一文中说：“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设同文馆(按，当指添设天文算学馆一事——引者)，士大夫多守旧，以‘用夷变夏’非议者甚众。倭仁以大学士为帝师，负众望，反对尤力。虽迕旨，而一时清议极推服之。”接着，他引了《翁同龢日记》中多条记载，以实其说。翁氏《日记》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记道：“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同月二十四日又记道，针对同文馆，“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所反映的都是一般民众，从“夷夏之防”的观念出发，而对同文馆招收正途士子的做法表示义愤。其思想的心理基础与倭仁可谓同出一辙。徐氏复引李慈铭的日记，记载李氏见到朝廷驳斥杨廷熙关于同文馆事所上的奏折，并责令倭仁假满即到总理衙门上任的上谕后，所写：“草土臣慈铭曰：当咸丰末之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慈私谓其非礼，宜以理藩院并辖，而添设侍郎一人，以恭邸总理之，不宜别立司署。尝为一二当事者言之而不听也。……至今年开同文馆(按，应是指添设天文算学馆——引者)以前太仆卿徐继畲为提调官，而选翰林及部员之科甲出身年三十以下者学习行走。则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按，李氏当时丁忧在籍，不甚明了情况。实则，因倭仁等保守势力的影响，报名参考者并不多——引者)。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李氏还责备杨廷熙的奏折说得不够到位，未能“深切著明”地指陈“西法之不足用，夷心之不可启，国制之不可不存，邪教之不可不绝”。李氏当时尚未成进士，但其学问已渐为人知。他的思想见解，可反映出一般读书人的态度。据《郭嵩焘日记》载，自倭仁、张盛藻与总理衙门为天文算学馆招考正途人员事发生争论以后，“湖南京官会议，有人馆从洋人肄业者，不准入会院，其各部司员皆不得分印结。山西人亦从而和之”。这也可反映出一般官场上的态度。
总之，就总理衙门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人员入馆学习一事，倭仁以“夷夏之防”和“立国之本末”为理由所进行的抗争，是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的，说明在当时，排斥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是很有社会基础的。正因此，中国近代文化的萌蘗期，对待外来文化，只能从借鉴西方一些最表浅的层面开始，即只限于引介器艺之类。
二 戊戌维新运动中的保守主义：“师夷”当止于“工艺”
以倭仁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所要保守的，是洋务未兴以前的固有状态。那么，在维新运动起来以后所发生的保守主义，则其所针对的已不是洋务运动，而是在批判洋务运动的基础上新兴起来的维新变法运动。这时的保守主义者，已可以承认洋务运动的正当性；但反对更进一步的变法。所以，他们不同于倭仁为代表的近代原初形态的保守主义，而是对变革的范围和深度持保守态度的一些人。
人们知道，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省做得最为有声有色，那里既有一批极其活跃的维新志士，也有一批很典型的保守派代表人物。在这里，保守派对维新派的攻击比任何地方都来得更为激烈。而他们的保守主义的思想言论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代表性。
湖南维新运动最惹人注目的是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学报》、《湘报》两份报纸。南学会是维新志士们想把它做成地方议会一样的东西，聚集绅、学等各界人士，定期讲演，宣讲新学新理，议论时政。时务学堂则是他们培养和训练维新人才之地。两份报纸则是维新派为推进变法大造舆论的机关。这三个方面都有一批康有为、梁启超的朋友、学生在其中充当骨干力量。保守派即抓住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向维新派发动反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先谦、叶德辉及宾风阳、曾廉、苏舆等人。其中又以王、叶两人为最重要。
王先谦(1842-1917)长沙人，同治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还曾任云南、江西、浙江等省乡试考官，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院长，其学问渊博，著述甚丰，在湖南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望。他颇曾积极地参与湖南洋务事业的举办，甚至后来成为他们攻击的重要目标的时务学堂，也是王先谦领衔禀请开设的。所以王氏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保守分子。叶德辉(1864-1927)，湘潭人，光绪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他对西学西事，略有所知，尝说，“谓西人无伦理者，浅儒也；谓西教胜孔教者，缪种也”。他也参与过一些地方洋务。所以，他与王先谦一样，与以往的保守主义者是有区别的。至于时任湖广总督，发表《劝学篇》批评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张之洞，乃清末主持洋务新政最重要的大员之一。论其思想，亦远非倭仁之流可比。
我们试分析一下他们的思想言论，以明其不同的时代特点，及其所发挥的不同的历史角色作用。
我们把张之洞与王先谦、叶德辉三人作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们有明显的共同立场和共同的思想主张。第一，他们都赞成并参与洋务事业，对西学有相当的容纳；第二，他们都激烈地反对康、梁。
王先谦说：“所谓西学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国往来，朝廷不能不讲译学。西人以工商立国，……我不能禁彼物使不来，又不能禁吾民使不购，则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之，中国机庶可转。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精能。国家以西学导中人，亦是于万难之中求自全之策，督抚承而行之，未为过也，绅士和之，未为过也”。正因此，他本人亦曾“掷万金于制造，实见中土工艺不兴，终无自立之日”。叶德辉亦认为，“中国欲图自强，断非振兴制造不可”。他本人也多少参与过一些洋务事业。至于张之洞之于洋务事业的关系，那是尽人皆知的了，无需再赘。
在对西学的认识和态度上，他们之间亦有差异。约而言之，张氏比较开明，王氏次之，叶氏则比较落后。张氏在《劝学篇》的《序》里面说，“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这里所说的“政”，当然不是指政治制度，但显然是不限于“艺”，是在“艺”之上，应当是指管理方面的学问。承认应该重视学习西方在行政及各种社会事业的管理知识，这种认识，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是很前沿的。在《明纲》篇中，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西方人也有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纪。这种认识很可能只是得自传闻，并且目的是为了批评急进的西化论者。但此种认识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同样亦属开明之见。王先谦认为，西人“究其所学，皆工艺之学也”。“西人之学专在工艺，故舍工艺而谈西学，犹断航而求至海，南辕而北其辙也。”所以，他又总括地说，“西学无论巨细，止当以工艺统之”。他的见识，显然不如张之洞的开阔。至于叶德辉，其对西学的认识比王先谦还要落伍。如他说：“西俗合众公主之法，由于无君臣之伦；其无君臣，由于无父子；其无父子，由于无夫妇。”他还费尽力气地企图证明中国与中国人在地球上之特殊地位。他说：“亚洲居地球之东南，中国适居东南之中，无中外独无东西乎?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国以人为外也。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国自大，何不以此理晓之?”他还有一种颇为奇特的见解，认为西方的宗教实际上都是中国儒、道之绪余。他说：“老氏之学，一变而为儒，再变而为法；其人夷狄而为浮屠也，又变而为释。释教盛于身毒，即今之印度也。今西域海西诸教，若回回、若天方、若天主、若耶稣，又本释氏之支流余裔，各以其一鳞一爪纵横于五大洲之间。”
尽管他们对西学的认识有如此差异，但他们的思想水准，至少与洋务运动是同步的。他们所要保守的，是洋人所不可企及的那些中国传统的宝贝，就是中国数千年奉若天条的所谓纲常名教，说白了，就是君主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我们看，张、王、叶等都极力反对民权平等之说，坚认纲常名教不可破。张之洞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他认为，西方的议院，其意不过是“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他认定，民权的提法，纯属误译西语所造成的错误。若倡民权，教人以争权力为主义，则“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所以，“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王先谦认为，“纲常实千古不易”，“梁启超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平权之说，转相授受。……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王氏还颇独到地认为，康、梁辈“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意谓康、梁倡民权之说，并无所本，乃是别有用心的欺人之谈。叶德辉认为，“敬天、孝亲、爱人之理，中西所同，独忠君为孔教特立之义，西教不及知也”。康、梁倡民权，显违忠君之义，是背离孔教。曾廉则更指责康有为“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已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浸假而大其权位，则邪说狂煽，必率天下而为无父无君之行”。宾风阳等也是抓住康、梁们的民权言论，上书其师长，要求向上峰检举康、梁。其书中说：“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
可以看出，这时期的保守主义者，最关注的是要保守住中国的纲常名教。他们反对康、梁的最主要的理由，也是为此。
他们对康、梁之学有两种研判。一种是说，康、梁所宣扬者，实际上并非是西学，而是他们别有用心地编造出来的东西。王先谦说：“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西教。……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宾凤阳在其《上王益吾院长书》中也明确说，康、梁辈“究其所以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
王、宾两氏的指责，应当说，是有部分道理的。康、梁等当时对西学，确实知之不多，他们不过是痛时局之危迫，略袭西学之大意，将孔子学说改造成变法救国的理论而已。另一种研判则宣称，康、梁是尽从西学、西教。文悌在其参劾康有为的折奏中说，“此日讲求西法，所贵使中国之人明西法为中国用，以强中国。非欲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但康有为“则专主西学，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大法一扫刮绝”。简直是“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尽为西洋之人”。这一指责，就有一点“大批判”的味道了。而且可以看出，保守主义者对康、梁的批判是互相矛盾的：一则说，康、梁所谓西学，并非西学，只是康学而已：一则说，康、梁主张尽用西学，全变西法。这种矛盾暴露出保守主义者们在理论上的脆弱。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指出，此时期保守派的言论确实有不少“大批判”的语言和口气。如苏舆说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
又在《驳南学分会章程条议》中说，章程谓之“开办章程”，是待开办后更有新章，而言“大略”，是“以细目不好明言也，一俟会徒既众，便于任意更改，凡一切平等禽兽之行，惟所欲为”。又评论平等之说谓，“人人平等，权权平等，是无尊卑亲疏也。无尊卑是无君也；无亲疏是无父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则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这些都明显地表现出大批判的文章特点：有罪名而无罪证，尽量将对方妖魔化，无限上纲，大作诛心之论。
综观此时期保守主义的思想，基本上都在“中体西用”的思维框架内。张之洞的《劝学篇》虽通篇未有“中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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