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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守主义的角色演变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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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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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为死文学，放言高论，以骇众而眩俗”。胡先驌则说，新文化之提倡者们，“为求破除旧时礼俗之束缚，遂不惜将吾国数千年社会得以维系，文化得以保存之道德基础根本颠覆之”。以此，不能不造成政治腐败，人心浇漓，国本动摇。这等于说，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之发展，是一大罪恶。
学衡派又指责提倡新文化者们，对于西方文化毫无研究，缺乏理解，所倡导之欧化，乃是“伪欧化”。梅光迪说，提倡新文化者“其所称道，以创造矜于国人之前者，不过欧美一部分流行之学说，或倡于数十年前，今已视为谬陋，无人过问者。……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其言政治，则推俄国，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The Decadent Movement)，如印象、神秘、未来诸主义皆属此派。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Verslibre)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Imagism)之唾余，而自由诗与形象主义亦堕落派之两支。乃倡之者数典忘祖，自矜创造，亦太欺国人矣。……彼等于欧西文化，无广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浅，所取尤谬。以彼等而输进欧化，亦厚诬欧化矣”。吴宓在这一点上，也是攻击不遗余力。他说：“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实专取一家之邪说，于西洋之文化，未识其涯略，未取其精髓，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认为，“其取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鸩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还更为激烈地攻击说：“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闻美国业电影者，近将其有伤风化之影片，经此邦吏员查禁不许出演者，均送至吾国演示。又商人以劣货不能行市者，远售之异国，且获重利，谓之dumping。呜呼!今新文化运动，其所贩人之文章、哲理、美术，殆皆类此，又何新之足云哉!”梅、吴两氏被视为“学衡派”的灵魂人物，也是该派攻击新文化之最偏激者。他们诬称，新文化提倡者们所输入之学理，通通都是最坏的东西，实难令人信服。
他们对新文化的另一个严重指责是其平民主义。梅光迪说：“吾国近年以来，所谓‘新文化’领袖人物，一切主张皆以平民主义为准则。惟其欲以神道设教之念，犹牢不可破，其行事与其主张相反，故屡本陈涉、宋江之故智，改易其形式，以求震骇流俗，而获超人天才之名。”彼又说：“今日吾国所谓学者，妄以平民主义施之于天然不可平等之学术界，雅俗无分，贤愚夷视，以期打破智识阶级。故彼等丛书杂志之多而且易，如地菌野草。”将新文化一派的丛书、杂志概诬之为地菌野草，显属污蔑之词。梅氏又说：“学术为少数之事，故西洋又称智识阶级为智识贵族。人类天材(不)齐，益以教育修养之差，故学术上无所谓平等。……文化之进，端在少数聪明特出不辞劳瘁之士，为人类牺牲，若一听诸庸惰之众人，安有所谓进乎?”所以，在梅氏看来，一切思想学说，一切文化现象，“其本体之价值，当取决于少数贤哲，不当以众人之好尚为归”。而一切文化之创造，亦仅为极少数优异分子之事，与大众毫无关系。吴宓、胡先驌等也都抱持此种知识贵族的立场，极力排斥平民主义。当然，梅光迪曾说过，“平民主义之真谛，在提高多数之程度，使其同享高尚文化，及人生中一切稀有可贵之物，如哲理、文艺、科学等，非降低少数学者之程度，以求合于多数也”。这话自然不错，但像他们那样，高居于“象牙之塔”内，眼中全无大众，根本不知大众之需要为何，又何从“提高多数之程度，使其同享高尚文化，及人生中一切稀有可贵之物”呢?所以，其所谓“提高多数之程度”云云，不过是些空话而已。
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还有一项罪名，是说他们相信和追求进步。吴宓说：“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因之，若论人事之学，则尤当分别研究，不能以新夺理也。”当时提倡新文化者，都颇相信进化主义，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因之，人类都有追求进步的要求。提倡新文化，批判旧文化，正所以推动社会进步，增益人群之幸福。而学衡派则恰相反对。他们认为进化主义毫无道理，甚且是导致社会堕落的一大原因。梅光迪早在胡适最初提出文学革命的问题时，便与胡适争辩，他批评胡适“以为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这是他所深不以为然的。他说：“科学与社会上实用智识(如Politics Economics)可以进化，至于美术、文艺、道德则否。”他认为，人们尊信进化主义，乃受卢梭以来之所谓“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其流弊乃众流争长，毫无真伪善恶之别”，遂使“价值混乱，标准丧亡，天下皆如盲人瞎马。卒之，抉择之力失，智识上之发达退步千里”。在梅氏看来，因迷信进化主义，人类文明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他更武断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迷信进化主义的结果。
在一些具体的学术文化领域(例如文学革命)，学衡派对新文化攻击的言论甚多，此处不再赘述。上述四个方面，基本反映出学衡派对待新文化的立场和态度。下面我们再看彼等其他方面的思想言论。
学衡派攻击新文化弃绝传统。那么，他们自己是如何对待传统的呢?他们坚信中国传统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其中最核心的东西是孔子代表的儒学。梅光迪早年即认为，“孔子之大，实古今中外第一人”。儒家学说是塑造“君子人格”的最好教材。此种认识，后来迄无改变。吴宓认为，“中国文化，以孔教为中枢”。而孔子与儒学的基本精神又集中体现于礼教之中。学衡派中著述颇多的柳徵征在其《国史要义》中说：“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吴宓则说，“吾侪居今之世，颇欲讲明礼教之精意，而图保存之，”而在他看来，“礼教之精意，亘万世而不易者也”。学衡派中之后进，《学衡》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缪凤林更明确说：“中国文化的根本在礼”，“中国文化最伟大之成就，即在其礼教之邃密”。礼教的内容即是通常所说的纲常节目。新文化提倡者们批判得最厉害的正是旧礼教。在这一点上，可谓两派针锋相对。吴宓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他只是要保存和发扬礼教的精意，而不拘守于礼教之末节。但他本人及学衡派的其他人，都不曾虚心地、冷静地研究和分析礼教之精意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因之，一味笼统地鼓吹礼教，势必教人安于旧礼教之三纲五常的束缚，而不能得精神之解放。
学衡派攻击新文化派输入西方文化都是其糟粕，甚至是毒鸩。他们自己并不反对输入西方文化，只是他们强调要特别注重选择。他们选择了什么呢?他们选择了据他们自己说是西方文化中最无弊病的一种，那就是他们的恩师白璧德的所谓“新人文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之所以令他们极端崇信，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性分为“理”、“欲”二元。“若人诚欲为人，则不能顺其天性，自由胡乱扩张，必于此天性加以制裁，使有节制之平均发展”。此说与中国理学家“以理制欲”，乃至“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恰相吻合。因此，以白璧德弟子为主体的学衡派，便以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二、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力辟西方近代以来提倡科学、民主、人权的主流思想，贬之为“机械主义”和“浪漫主义”。认为是这些思想潮流导致人欲横流，道德堕落，直至发动战争，互相残杀。这又与学衡派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感性反应相契合。三、最重要的是，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大都赏识中国的孔子和儒家思想，这与学衡派依恋传统的情怀正相默契。白璧德等人一向标榜其新人文主义是综合古代中西文化精神而成者。他们认为西方近代以来，受前述所谓“机械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害，以至文明趋于没落，“亟应取亚洲古昔之精神文明，以为药石”。白璧德甚至认为，“孔子之道有优于西方之人文主义者”。他期望结合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学说，以造成一种“人文的君子的国际主义”。前面曾说过，梅光迪认为孔子与儒家思想之最高价值正是能够塑造“君子人格”此说本有相当道理。但因此否定近代以来的自由、平等、人权诸说之价值，则不免失之“颂古非今”之偏颇。
吴宓在阐释其师说时称：“白璧德先生不涉宗教，不立规训，不取神话，不务玄理，又与佛教不同。……实兼采释迦、耶稣、孔子、亚里士多德四圣之说，而获集其大成。又可谓之为以释迦、耶稣之心，行孔子、亚里士多德之事。”学衡派诸子皆高标继承与汇合中西古代文明之精神，以造成一种超乎物质，超乎时代，超乎国界的具有普遍永恒价值的“新文化”。但可惜的是，学衡派中除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等少数具有专业精神的学者，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于中西古代学术有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并著有成绩之外，作为学衡派的灵魂人物，梅光迪、吴宓等却并无具体成就可言。
在过去左倾教条主义笼罩的年代，一般论及学衡派的著述，一概将之视为反动，不免失之武断和简单化。近年研究学衡派的论著颇多，其中以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出版之沈松侨所著《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1984年)，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郑师渠所著《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2001年)两种著作最为重要。前者对学衡派的思想主张基本肯定，略有批评；后者则大体是肯定与批评掺半。他们都是以学者的立场，对学衡派的相关文献作过系统深入的研究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对同一事物，经过研究，而得出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的看法，这在学术史上和当今学术界里，乃是常见而且合乎情理的事。其原因大致缘于时代环境，师承渊源，与以往的学术积累及其所侧重之不同。
我本人对学衡派之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这一点，是基本否定的。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说法都不能成立。如他们说，新文化提倡者们弃绝中国一切传统，然而却不曾作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论证。后来所有否定新文化运动者，大体也都如此。最多不过引证所谓“将线装书都抛到茅厕里去”之类的情绪化的说法，和某些青年的过激言行。以此作为评判新文化运动的根据，未免过于皮相了。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领袖和灵魂人物诸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护法者蔡元培，他们都不曾有什么弃绝一切传统的思想主张。他们对传统持批判的态度，这是理性的思想家和学者所应有的态度。至于究竟传统中哪些应予扬弃，哪些应予发挥光大，则是可以长期从容讨论的问题。像陈独秀那样“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说法自属不可取。也正因此，胡适批评他这位老朋友，不赞成他这种武断的态度。又如，学衡派批评新文化提倡者们输入西方新学理，皆是“糟粕”、“毒鸩”，因此称他们在搞“伪欧化”。此说就更加不能令人信服。即使不考虑新文化提倡者们所介绍的西方新学理对中国人是否具有启蒙的意义，试问，学衡派专主于西方新人文主义一派的学说何以就是“真欧化”?而新文化提倡者们所介绍的实验主义、写实主义、个性主义，以及科学、民主等等就是“伪欧化”?对此，任何一个稍具客观立场的人都是无法信服的。
再如，学衡派攻击新文化提倡者们主张平民主义。我们即使不去讨论近代逐渐消除贵族与平民之间在文化上的鸿沟是否有利于社会之进步，那么究竟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保持甚或加深这种鸿沟就一定是好事呢?梅光迪曾说：“平民主义之真谛，在提高多数之程度，使其同享高尚文化。及人生中一切稀有可贵之产物，如哲理、文艺、科学等，非降低少数学者之程度，以求合于多数也。”这话自然不错。可是，事实是新文化运动确曾做到将新教育、新文学等向广大平民阶层普及。所以新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学子和一般受过一定新教育的青年，都怀着感激的心情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容易地做到开口讲话，提笔作文，都是蒙文学革命和新文化之赐。反过来看，梅光迪辈究竟将多少人提高到与他们“同享高尚文化”的程度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漂亮话是代替不了事实的。
至于学衡派批评进化主义和进步主义，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提倡新文化者中，确有些人，有些时候，在有些问题上，把历史上的进化与进步看得太简单，太绝对了，看不到其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但究不能因此而主张复古，或过分揄扬古代文化，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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