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具有典型的理性文化特征的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与科学产生了复杂的互动，科学精神的不断发展在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形成申发挥了强大作用，但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又背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造成了科学的意识形态霸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文化，未曾受益和助推真正的科学精神，在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申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科学；科学精神；现代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转型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相对演进的历史过程，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科学一词是由scientia演化而来，本义是学问知识，源于中世纪拉丁文。过去人们总以为科学无价值偏向，理想的科学家应该隐身书斋，埋首专业，不问政治，严守中立。然而近几十年来，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遭到许多科学社会学家的普遍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它既影响着社会价值观念，又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对科学与政治、经济甚至宗教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科学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人们越来越深入的关注。本文是从科学、科学精神对民主、现代政治文化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来谈的。
一、科学的政治性功能及科学精神培育与现代政治文化发展的融通性
从根本上来看，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植根于社会并从社会需要中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支持，因而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发展到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已成为一种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是社会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科学背景下的科研资金也主要是通过政府或企业投向科学事业的。如汉伯里，布朗所言：“科学共同体的特征发生了变化；科学共同体变得更庞大了，更‘工业化’了，更‘集体化’了，更多地卷入了政治。”科研活动已经从科学家个人的私事变成了由不同的社会组织进行运作的社会性活动，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就说：“科学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在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中进行的。”可以说，科学研究的目标已与社会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为民主化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
当代科学的发展对民主化政治的实现在多个层面发挥促进作用。首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和运行模式为现代文明国家所推崇，并日益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可以为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乃至成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建构模式，促使政治权力的运作以更为文明的方式向更为科学和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当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更是能够促进各种良性社会制度的建立。如韦伯就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是同科学技术进步的制度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所必须具备的宽容精神、无私精神和对社会负责的精神等正是民主化政治制度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其次，当代科技已经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所以，在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先进的科技手段，如通过高科技通讯手段传播民主政治理念，在政治运作的程序性方面更要吸收科学技术的操作规则。再次，由于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人们以往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参照系，社会也由此变成了一个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自调节组织系统。因而，科学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可以为政治需要合法性的存在提供辩护。
科学对政治民主化制度的意义还体现在对人的作用上，人既是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人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政治民主化制度的实现，而科学发展对提升人的素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其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运用，科学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这有利于科学体制和社会政治的优化：对于重大工程进行科学的论证；对于滥用和误用、恶用科技成果的防范呼吁有关立法；对于确定社会发展战略，呼吁建立科技、经济、社会与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大协调发展机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协调、科技发展与人的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的社会功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
科学精神是科学本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与科学的本质紧密相连。科学发展的成果，不仅表现为科学知识、思想和方法，更宝贵的是贯穿其中的经过长期科学实践形成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这些优良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的集中概括。从认识活动的视角来讲，科学精神体现了对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把握；从社会活动的维度来看，它体现了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的精神。因此，科学精神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多重特征。它主要包括理性的精神、怀疑批判的精神、实践验证的精神、探索求知的精神、自由宽容的精神和对社会负责的精神。早期对科学精神进行了比较系统研究的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他于1942年首次提出“科学的精神气质”，并把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四条基本规范概括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
科学精神所蕴涵和具备的诸多方面如开明和包容的品格、不以绝对真理自居的态度，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所必需的。现代政治文化要求服务社会整体利益，培育公民意识，强化对社会负责的公共权力观念，树立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形成全体人民自由宽容的平等协商精神和按法律、制度办事的求真求实的政治态度。培育科学精神与形成现代政治文化具有契合性，在实践上是相互促进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与民主完全是相通的，科学精神与现代政治文化是一致的。
二、科学精神对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促进及科技霸权的侵蚀
理性精神统摄下的怀疑批判和实践验证精神是科学精神中最为重要的方面，而西方文化从总体上来说正是一种理性文化，这里的“理性”特指西方思维方式中的理性，源自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承认自然界是一个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对象，并以此作为一切认识活动的起点，古希腊文化肇始过程中所形成的纯粹理性思维特征孕育着使近代西方人受益无穷的科学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才使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萌生有了可能，使“古希腊社会有现代社会的一切胚胎”。
萌芽子古希腊、形成于近代的西方科学精神，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人类历史的一次急剧变革，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是指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虽然“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涵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但一般而言是指社会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动下，经济基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逐步脱离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
概括来说，现代化的特征是经济社会化、政治民主化、精神理性化的三个层次的综合互动过程。在这三个层次中，观念层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现代化的实质是科学精神指导下的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过程。韦伯就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演变就是理性化的过程。哈贝马斯对此的解释是将理性化看作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或生活状态(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的产生，并且贯穿到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层面的过程。
西方现代政治文化是在科学精神指导下的西方社会整体上逐步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的。现代政治文化所要求的公民意识、公共权力观念、政治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平等协商精神、开明包容意识、以法办事观念，在与科学精神的融合互动中得以形成。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及其所蕴涵的工具理性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已经并正在创造着无穷无尽的令人惊羡不已的奇迹。但这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是无所不能的。任何决策、举措、行为和现象，只要被冠之以科学的名义，就意味着合理、成功，能为人类带来福祉。一方面，科技理性内在的工具性特征在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中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成为用来控制整个社会的实用工具，进而由单纯的工具衍变为一种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强力推进现代化的政府将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和增殖综合成为一个系统，使得科学失去了独立性而成为行政化的控制手段。科技理性内在的工具性特征，连同其数学化、程序化、标准化、机械性特征，又会渗透并流行于社会结构的其他领域，并与特定历史主体、社会生活、文化观念、政治生活整合在一起发挥效力，从而使实用、效率、功利等成为新的标准，而且会以这种特征塑造社会生活的方式，带来消极的社会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现代化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是一个与人性不容的“病态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技术取代权力成为统治人类灵魂的另一个至上神，悄悄地攫取了人们的个人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人们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究、对自身解放的深切企盼、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渴望和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不满都被“技术化”所消弭和化解。这就在造就现代化的同时使人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则通过把“技术的合理性变成政治的合理性”而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现代政治文化成为一种科技霸权文化，使现代民主文化发生了变异。与人文相背离的科学扩张在形成科学这一当代社会新的神话的同时，也严重偏离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三、培育现代科学精神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
中国文化与西方迥然不同。中国先秦学术产生于群雄割据、利害攸关的大变动时期，发端于巫史学术，以对社会致治之术的探索为目的。而希腊哲学却肇端于好奇冷静地观察自然、思考自然的自由思维活动中，发端于自然哲学。古希腊哲学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什么是自然的本质?然后是——因而怎样才能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而中国哲人所首先提出的问题却是——什么是理想的社会状态?然后是——应当怎样认识“天道”、“自然”、“阴阳”。
与具有客观分析倾向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希腊学术相异，中国哲学的核心是具有主观神秘倾向的人伦主义学术。中国哲学是政治哲学、人伦哲学，注意研究人伦文化，缺乏本体论的宇宙整体观，忽视形式逻辑，不追求建立严密的公理演绎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经验论的思维模式。这种经验论的思维往往缺乏实验事实基础，对中国传统科学来说，尤其缺乏的是进行特定的实验，即使少数的人(如炼丹家和赵友钦等)做了某些实验，也不为人们所重视。在经验论的思维模式指导下，人们排斥实践验证，往往以经验替代实验，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并无积极影响。这种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时期并没有受到批判和得到扭转，因为那时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局限于反对迷信，没有注重反对经验论的思维模式和建立科学理性思维，结果科学精神没有得到巩固，意识形态主义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
可以这样讲，“在学术源头上既缺乏古希腊那样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传统，而在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又长期承受着儒教经学的沉重压抑和排斥”，这就形成了中国科学不发达、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本源。在科学不发达、科学精神缺乏背景下形成的经验论的思维模式和人伦文化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有助于[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