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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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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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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存亡。当时的有识之士即已意识到：“经济为国家之生命，生命之权既操纵于外人之手，彼更进而以开港场，施行政治，侵我主权，……由经济界之瓜分，以逮及于国土之瓜分。”(南溟子：《中国与世界之经济问题》，《四川》第3号。)于是，为维护利权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同时也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协同各界爱国人士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一个国家经济近代化能否发展的关键，因而收回利权运动以收回路权首开其端。自1904年起，许多省份的资产阶级相继自筹股份，成立商办铁路公司，自建铁路以保利权。同时，通过不断斗争先后收回被帝国主义强行攫取的粤汉等铁路的修筑权。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之初，曾一定程度地对商办铁路表示支持。但到1908年，为了获得列强的贷款以解救其财政危机，清政府又不惜出卖路权，要求商办铁路公司借债筑路，为帝国主义控制铁路大开方便之门。此后，许多地区的收回路权运动发展成为反对清朝出卖路权，拒绝奴役性借款，坚持商办铁路的斗争。到辛亥革命前夕，更进一步激化成为导发武昌起义的铁路风潮。
收回矿权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在山西，资产阶级在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收回了被英国侵略者夺取的诸多矿权。安徽绅商经过力争，也收回了铜官山矿权。此外，四川、山东、黑龙江等省的资产阶级都在收回本省矿权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尽管资产阶级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曾表现出软弱、动摇乃至妥协等等弱点，但以其为主导开展的这场运动，明显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如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了商办铁路的热潮，一定程度地阻遏了帝国主义劫掠中国铁路的侵略行径。虽然有些省份的保路斗争，如收回苏杭甬路和津镇路的斗争未能完全实现最初的目的，有的是得而复失（如粤汉路），但整个运动却直接导致了全国十数省商办铁路公司的成立，扩大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实力，形成抵制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重要力量。在收回矿权方面，1907至1911年中国先后收回了被帝国主义强行霸占的9个重要矿产的开采权，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起了不小的抵制作用，为民族资本主义矿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收回利权运动还促使爱国的工商业者更加关心国家的兴衰，纷纷起而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维护利权，从而带动了中国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
以上各方面的情况说明，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弱点，使其无法真正独力承担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史重任。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甚小，与强大的封建经济相比极端微弱。在经济实力上，与在华的外国资本也难以抗衡。就总体而言，资产阶级远未使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取得成功。
三、资产阶级与教育近代化
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也曾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这一点过去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
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即比较重视发展近代新式教育。戊戌变法之后，由状元转而投资兴办实业的张謇，还创办了师范学堂，附设测绘、蚕桑、农、工等科，后又创立吴淞商船学校和铁路学校。但是，这一时期主要还只是限于舆论呼吁，象张謇这样直接创设新式学堂者尚不多见，当时的工商业者中绝大多数对教育近代化的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到20世纪初，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发展，以及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和西学的进一步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对中国工商业颓萎疲敝现状的重新反省，使他们逐步意识到，发展近代教育和启迪商智，对振兴民族工商业有着重要影响。他们深感“商业之发达，由于开商智，商智之开通，由于设商学。今教育尚未普及，商界中之伙友徒弟未必尽受教育之人，即不免文字茫然、商情不识之弊，于商务前途关系诚非浅鲜。”(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48卷，第66页。)此外，他们还将发展新式教育与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认为“各国强弱之分，文野之别，视全国人民就学之多寡为断”。“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要使中国走向富强，就必须“广兴教育，以培养人才”(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10—11页。)。从自身利益和国家盛衰两方面认识到发展新式近代教育的重要性，这正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致力于教育近代化的思想基础。
对于发展新式近代教育，当时的资产阶级还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责任感。他们表示：“时至今日，所谓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再阅十年，而我商界之面目仍旧，恐华商无立足之地，至时而思以教育救其弊，不已晚乎！”(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3卷，第30页。)因此，新成立的商会等资产阶级社团，即将发展新式教育，尤其是实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例如，苏州商务总会表示，凡有发起设立商业学堂或别项新式学堂者，“本会当实力为之提供扶助”。天津商务总会特别强调，商学不讲，致遇事牵掣，亟宜妥筹经费，创办商务学堂。上海商务总会成立伊始，也表示应随时酌议设立商务学堂，以期造就人才，振兴商业。
不久之后，还出现了许多由资产阶级所组织的致力于教育发展和管理地方学务的社团。例如杭州的商学公会，“系商界同仁集合而成”，宗旨为“研究商学，交换智识，以冀商业之发达”。该会的具体活动内容包括：一、研究商学、商法，讲求专门商学；二、编辑商务杂志；三、延聘精于商学、商法及专门科学之人员讲学，设立商业学校；四、联络各处商会，以交换智识，互相商榷(《杭州商学公会改正章程》，《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7—8页。)。1909年底成立的北洋商学公会，以“研究商学，维持商律、商规，以冀商业之发达为宗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07页。)。短短一年时间内，会员即达200人。前此成立的上海商学公会，也是工商界活跃人物组成的文化教育团体。原名江苏学会，后改为江苏教育总会的社团，同样属于以工商界头面人物居主导地位的组织。著名资本家张謇任会长，苏州绅商王同愈任副会长。该会比较注重建立师范学校，培养教员、管理员，推广小学校，以谋教育之普及，同时也努力“劝设实业学校，养成农工商实业之才”。此外还“提倡尚武精神”，要求各类新式学校均重视体育，并办政法、警察等速成科，“预备地方自治”。
苏州资产阶级于1905年成立了学务公所，其职责和具体活动为：“甲、调查公立各学堂之校舍、课程、经费，以期逐渐统一；乙、管理宾兴、公车、紫正书院及其他各项公捐学堂之款；丙、养成教员、管理员；丁、推广小学；戊、注重实业教育，提倡军人资格。”(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21页。)涉及的面如此之宽，俨然是一个全面管理学务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在培养新式学堂师资方面，学务公所作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它成立之后即创办了公立师范传习所，至1911年先后已有六批学员毕业，为各个学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式教员。1907年，因学务公所改为学务总汇处，苏州绅商又联合学界人士创设教育会，作为参与领导和管理苏州地方学务的民间团体。该会“注重义务教育，推广城乡各处初等小学堂，以养成国民道德之初基”，并“劝办简易识字学塾，冀使识字人数日多，藉速宪政之进行”。另还“开法政、警察等研究会，养成城镇乡举办自治人才”。在提倡实业教育方面，进一步“劝令各学堂酌量地方情形，增加农工商等科，以期养成人生必须之智识技艺”(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109页。)。
上海的学务公所也是工商界人士于1905年直接参与创立的教育团体。该公所的发起者系米业公所董事姚文枬等人，姚本人还担任学务公所的总理兼文案员。其后，他又发起成立教育研究会，并出任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教育研究会与沪学会合并，联合各学董、各学校校长共同组成上海县教育会(《上海县续志》卷九，“学校”，上海南园民国七年刻本。)。
当时的资产阶级不仅参与管理地方学务，有些还直接创办了新式学堂，为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周廷弼在无锡周新镇开办廷弼学堂、卢洪昶在宁波开办商德学堂、胡元炎在长沙开办明德学堂、郑锡光在福州开办中等商业学校等。不少商会也曾先后兴办商业学堂、实业学校和初级小学堂。见于明确记载的有天津商务总会主办的中等商业学校、江西商务总会主办的商徒启智学堂、苏州商务总会主办的实业学堂、通崇海泰商务总会主办的银行专科学校及商业学校、上海商务总会主办的商业学校、常州商务分会主办的半日学堂、江苏川沙商务分会和梅里商务分会主办的初等商业学堂等。
有些行业的商人，也联合集资创办实业学校。例如在苏州，纱缎业商人于1905年通过苏州商务总会呈文商部，说明“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禀请设立初等实业学堂。商部批示：“我中国商务之盛不及泰西者，由于商界无人才，而其故由于无学堂以为储才之地。今该商等拟就纱缎一业公立初等实业学堂，且足为各业之提倡，本部深堪嘉许。”(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109页；第93卷。)1907年，苏州经纬业商人认为“近数十年来，外流奔放，浸涸利源，究商业之所以不竞，实由商智之自甘固塞”(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43卷，第53页。)，也呈请农工商部准允创立了初等小学堂。很显然，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四、资产阶级与近代城市的兴起
古老的封建城市向近代城市发展，是近代化的综合表现之一。在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有着多方面复杂的因素发挥作用，而资产阶级的努力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事实证明，商业的发展对城市的变化与繁荣有着重要影响。广大商人致力于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兴盛，不断推动许多城市出现新的商业区，并带动城市建设的发展，由此使其逐渐形成繁华的近代都市。以汉口为例，虽然它很早就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但同样是城区狭小，道路狭窄，房屋低矮，其格局与其他旧城市并无多大明显差异。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汉口商人十分活跃，使汉口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商业极为繁荣，原有城墙划定的狭小城区范围远不能适应需要，于是折除了旧城墙，开辟新城区，许多新马路如歆生路、民意街、自治街、华景街等很快建成，鳞次栉比的新式楼房沿街而立。时人惊讶地描述说：“从前为人迹罕到之处，近则轮轨交通，店铺林立，几令人不可思议矣。”(《夏口县志》，卷十二，交通志。)城市公用事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相应发展。1900年，被长江分隔为两城的汉口武昌间汽船轮渡开业，1904年汉口电话公司创立，约三年后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也建立，开始使用自来水和电灯。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资产阶级的努力之下，作为一个近代城市的汉口正逐渐形成。
在管理城市生活、建设市政机构和公益事业等方面，资产阶级也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
20世纪初，资产阶级为争取参政、议政，获取一部分地方行政权，成立了许多地方自治团体。其中成效突出、影响较大的当属上海商办自治团体。1905年，上海工商界郭怀珠、李平书等人呈准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凡编查管理户籍、注册转让地产、登记翻造房屋、开拓修建道路、填筑疏浚河渠、维修添设路灯、募训设置巡警、收支地方捐税等，均由总工程局负责管理。1909年，总工程局改组为自治公所，仍属资产阶级自治机构，而且权限得到进一步扩充。上海独立后，又以自治公所的原班人马改名组成上海市政厅，由以前拥有一部分地方行政权，受清朝地方官府监控的民间市政机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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