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叶维廉的诗学批评整合为传释学诗学体系,指出其开放性生长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一)七、八十年代中国古典传释学建构期,以“具体经验”为核心观念;(二)贯穿七、八十年代进而衔接九十年代的跨文化传释期,以“文化模子”为核心理论;(三)九十年代以来走向文化批判的传释实践期。文章旨在揭示叶维廉诗学的理论背景,即以道家美学为核心并积极吸收西方现象学、诠释学;其研究态度和方法,即怀疑与批判态度、比较与历史寻根意识、以语言哲学为根基的美学、文化、政治哲学层层深入的方法;其文化立场与乌托邦向度,即站在道家美学的当代价值立场上,对于文化生态多元对话与平衡互补的不懈追求。
关键词:传释学;具体经验;原初世界;文化模子
为了活泼泼的自然和活泼泼的整体生命,
自动自发自足自然的生命,我写诗。
为了活生生的整体生命得以从方方正正
的框限解放出来,我研究和写论文。①
叶维廉的诗歌之藤滋养、呵护着诗学之藤的成长。尤其在早期,此时的诗学批评“代表了我作为一个诗人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追索与反省,没有什么学者的训练,很多时候凭直觉”②。故而,叶维廉诗学批评的起点深深地建基于其一代台湾现代诗人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上:一方面,针对大陆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和五六十年代台湾“反共文学”错误的文学观念——“文以载道”和“警世”批评,叶维廉对“诗言志”进行了重新诠释:“志”是“吾人对世界事物所引起的心感反应之全体”③。这里蕴涵着叶维廉传释学的核心胚胎,这一胚胎在八十年代的传释学中发展为对“意”的重新解说:“意”是指“作者用以发散出多重思绪或情绪、读者得进以体验这些思绪的美感活动领域”④;另一方面,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台湾现代诗创作寻找理论依据的艾略特研究中,叶维廉发现了对其后来的诗学理论建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即艾略特诗歌“压缩的方法”与中国古典诗“连结媒介”之省略的异同。对两者相似点的注意无疑引发了其对庞德等美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关系的思索,而这里同时也孕育着其对中西诗歌差异性的觉察。叶维廉诗学批评方法从诗歌语言的语法出发、层层深入的分析特点在这里开始萌芽。
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秩序”的诗学批评体系,叶维廉诗人、学者、翻译家的多重身份使之不仅与诗学学科理论间保持着密切的逻辑关联,而且与种种文学与社会现象保持着批评的历史关联,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诗歌创作保持着哲学的思想关联。由此,他的诗学理论体系,逻辑缜密、视野开阔、意蕴丰富,始终能够保持随时代发展的鲜活度与开放性。
叶维廉的诗学批评体系,呈现出开放性生长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一个“秩序的生长”的过程。叶先生曾将自己丰茂的诗学著述大致分为早期文集与近期论文集:早期文集包括《秩序的生长》和《饮之太和》,近期论文集则包括《比较诗学》、《历史·传释·美学》和《解读现代·后现代》。此中镌刻着叶维廉诗学生长的三个历史阶段:即六十年代跨文化研究“轻易用‘共相’、‘普遍性’之词”,倾向纯美学的讨论;七十年代,通过“中西思维系统之各有所执的比较而对这些用语质疑,并希望从语言书写、理论架构的圈定行为的宰制中解放出来”,因此走向哲学、美学、语言、历史、文化的综合探索,竖起叶维廉比较学科理论的“旗帜”——“文化模子”;进入九十年代,叶维廉已从哲学、美学、文化的历史层面进入思想、政治、权力、经济的多方面跨学科整合阶段。而八十年代中后期“传释学”的提出,使叶维廉的诗学批评再次突破飞升的临界点,成为其衔接前期与后期、建构整个诗学批评体系的关键枢纽。
什么是“传释学”?叶维廉在《与作品对话——传释学初探》一文中解释说:“我们不用‘诠释’(hermeneutics)二字而用‘传释’,是因为‘诠释’往往只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去了解一篇作品,而未兼顾到作者通过作品传意、读者通过作品释意(诠释)这两轴之间所存在着的种种微妙的问题,如两轴所引起的活动之间无可避免的差距,如所谓‘作者原意’、‘标准诠释’之难确定,如读者对象的虚虚实实,如意义由体制化到解体到重组到复音复旨的交错离合生长等等。我们要探讨的,即是作者传意、读者释意这既合且分、既分且合的整体活动,可以简称为‘传释学’。”⑤从“传释学”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其生长过程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一)七、八十年代围绕山水诗的探讨而建构的道家传释学主导时期,主要论文集有《秩序的生长》、《饮之太和》、《历史·传释·美学》以及《中国诗学》;(二)贯穿七、八十年代进而衔接九十年代的跨文化传释与文化模子理论期,代表文章为《中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论文集为《比较诗学》;(三)九十年代以来走向文化批评的传释实践期,论文集有《解读现代·后现代》及《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每个阶段的发展既有诗学学科间的逻辑关联,又有具体而深刻的时代、社会原因以及批评家个体的精神根源,但我们可以发现其间秉持着并发展着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怀疑与批判精神、比较与历史寻根意识、以语言哲学为根基的美学、文化、政治哲学层层深入的研究方法。
一、道家传释学:山水诗·具体经验·传释学
道家传释学是中国古典传释学中极为重要的一支,它不仅仅停留在美学领域的传释活动中,而且更深层地隐藏于政治、文化哲学的传释活动中。叶维廉的诗学探讨首先从中国古典诗(作者)传意和(读者)释意这一美学层面出发,渐入政治、文化、历史的辨证剖析中。
山水诗叶维廉以中国古典山水诗这一特定文类为批评对象和出发点。对于“山水诗”这一文类集中而深入的研究,始于叶维廉一九六七年任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比较文学系,贯穿于其七、八十年代的诗学批评中。七十年代有《王维与纯粹经验美学》《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语言、美学的汇通》《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和《严羽与宋人诗论》等,八十年代又相继写出《秘响旁通: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与作品对话——传释学初探》《言无言:道家知识论》等理论探讨文章。
七十年代叶维廉以现象学与道家美学的汇通为理论架构,从诗歌语法分析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古典山水诗的语言美学,其中蕴涵着对作为审美主体传释行为的中介及基础,即语言与具体经验的传释学解说。在叶维廉看来,中国古典山水诗传释无隔的特点,一方面得益于文言语法自身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得益于审美主体传释的共同审美视境——具体经验,而文言语法的灵活性本身即是具体经验世界的一种呈现方式。
叶维廉选择中国古典诗歌语法的灵活性作为其诗学批评的基点,这一理论起点本身既新异又深刻。叶氏对中国古典诗歌语法灵活性的发觉和思考,最初是在中英诗歌互译和西方现代派诗歌研究中,尤其是在对T·S·艾略特的批评和埃兹拉·庞德的意象诗的研究过程中萌发的。在硕士阶段的《艾略特方法论》等一系列论文中,叶维廉在艾略特的“客观应和的事象”“非个性论”“压缩的方法”与中国古典诗强调的“自身具足的意象”“诗人纯然倾出”“连接媒介的省略”中找到了某种内在的共通性。正如恩普逊等人所论述的,“不管怎样,叶维廉把中国诗这方面的特色和艾略特的诗法比较,是非常恰当的”⑥。而后叶维廉在博士论文《庞德的〈国泰集〉》(普林斯顿大学1969年出版)中继续思索中国古典诗与庞德“意象诗”语言语法的共通性。无论是庞德还是艾略特,都可以被间接或直接地追认为英美新批评的“鼻祖”式人物。叶维廉早期的批评方法与新批评方法存在一种呼应,尤其是在一九六七年《现代中国小说的结构》一文中,叶氏提出的“主题的结构与语言的结构”隐含对于兰色姆“结构与字质”(structuretexture)的“再诠释”⑦,试比较:
诗的表面上的实体,可以是能用文字表现的任何东西。它可以是一种道德情境,一种热情,一连串思想,一朵花,一片风景,或者一件东西。这种实体,在诗的处理中,增加了一些东西,我也许可以更稳当地说,这种实体,经过诗的处理,发生了某种微妙的、神秘的变化,……。⑧——约翰·克娄·兰色姆
“内容”(泛指思想或情感)是进入一篇艺术品以前的东西,它不等于艺术处理后产生的美感经验。……任何创作者都知道作品的生命正在该思想(感情)蜕变的过程本身,而不在哲理思维固定化的那个思想。⑨——叶维廉
两者都认为在经过“诗的处理”或“艺术处理”后,“实体”或“内容”发生了某种至关重要、“诗之为诗”的蜕变。这种方法的近似无疑说明两者在诗学观念上有交叠处,即对艺术自身自足世界的重视。但二者的出发点和终结点又有显著不同:兰色姆以封闭、自足的文本批评(textualcriticism)为始终,“肌质”似乎是某种相对有形而静止的“东西”或细节,与读者的审美反应无关联;叶维廉则更关注创作者艺术处理和读者美感经验的“过程本身”。
在《秩序的生长》一书中,叶维廉针对诗人写诗(传意)与读者读诗(释意)均倾向寻找“意义”的问题——即“意义之伏魔”,对传统的“诗言志”观进行了重新诠释:“志”是“吾人对世界事物所引起的心感反应之全体”[10],所以读者应该关注思想或情感在作品中生长、变化的过程,而非仅仅拘囿于挖掘存在于作品之外的思想。这就使叶维廉尽管注重分析诗歌语言的特点,与新批评派强调的文学作品自律性本体论有一致性,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即叶氏对于语言应该呈现具体经验的强调。叶维廉认为,成功的诗歌语言应具备“迫真性”,能够表现真实世界的“具体经验”,只有如此,才能“骗取”读者的情感,“要他们跟着主角去直接感受”[11]。这里已经暗隐传释学中文学语言的自律性与表现性结构。如果说以往的文学作品结构的理论可以概括为文学语言—形式结构(表层结构)和文学作品—意义表现(深层结构)两个层面的探讨,那么二十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主要是以表层结构为文学本体论,而“哲学诠释学的文学理论并不把这样两个方面截然分离开来,而是始终把文学语言自律性与自身表现性、文学作品的自律性与文学的真理性视为不可分离的东西”[12]来作为文学本体论。
从七十年代起,叶维廉结合自己《王维诗选译并论》《中国古典诗举要选译并论》等中诗英译的翻译实践,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古诗文言语法的特殊性,开始系统而深入地剖析语法灵活性与具体经验的关系,即文言语法如何能如实地表现具体经验的问题,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传释学中作者“传意”方式与读者“释意”方式的问题。《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严羽与宋人诗论》等一系列文章围绕着(一)语法与表现、(二)具体经验的美学两个密不可分问题展开,认为古典诗歌文言语法的特点是古典诗歌重视具体经验的反映:
中国古典诗中语法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其一,超越时空的限指性[13];其二,词性的复用[14];最后,物象或纯粹行动与状态的同时并置、直接呈现式的诗句结构与“蒙太奇”的电影表现手法还原了事物间关系的不确定性[15]。这些语法特质,基本是针对英文诗歌语法的定物位、定动向、定词性的分析性或说明性特点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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