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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规定两者确定的空间关系,符合我们在真实世界里的具体经验:“在我们进入一个境之前,事物与事物之间是无所谓‘关系’的。在真实世界里,一所茅屋,一个月亮,如果你从远处平地看,月可以在茅屋的旁边;如果你从高山看下去,月可以在茅屋下方……事实上,景物会因着我们的移动而变化”;常见的诗句结构“2—1—2”型,如“青山/横/北郭”中前后两个物体同时呈现,中间的一个字通常是连接媒介(动词、前置词、或是近乎动词的形容词),用来拉紧前后两个单位的关系。“2—3”的诗句结构,如“国破/山河在”,如同两个不同的镜头并置,而两个意象“间”的丰富性是由两者间“关系未决定性”来产生。它是整体的创造,而不是一个镜头加另一个镜头的总和。这使得精短的古诗句既繁复又简单。因此也没有跨行(enjambment)的产生,每一行诗句的意义都是完整的。参见叶维廉《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见《中国诗学》,第17页。
[17]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62页。
[18]叶维廉:《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见《从现象到表现——叶维廉早期文集》,第155页。
[19][24]叶维廉:《严羽与宋人诗论》,见《中国诗学》,第103、104页。
[20]叶维廉:《“出位之思”:媒体及超媒体的美学》,见《中国诗学》,第161页。
[21]叶维廉:《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见《饮之太和》,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36页。
[22]WailimYip,“LanguageandtheReallifeWorld”,inDiffusionofdistances:dialoguesbetweenChineseandWesternpoetics,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P.99
[25][26]叶维廉:《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见《中国诗学》,第25、34页。
[27]叶维廉:《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见《中国诗学》,第269页。
[28]叶维廉:《历史·传释与美学》,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页。
[30]叶维廉:《秘响旁通: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见《中国诗学》,第65页。
[31]洪汉鼎:《理解的真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
[32]大陆比较文学学者曾以“文化模子寻根法”,简称“寻根法”将之纳入比较文学方法论中的重要一脉。见陈?、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笔者则从观念层和应用层两个层面对其出现的理论背景、观念和具体批评方法展开论述。
[33]叶维廉:《秩序的生长·原序》,见《从现象到表现——叶维廉早期文集》,第631页。
[34] 叶维廉:《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前言),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3页。
[35]又译纪延,80年代初担任哈佛东西比较文学系系主任。参见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75页。
[36][45]叶维廉:《中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见温儒敏编《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8页。
[37][46]叶维廉:《〈比较文学丛书〉总序》,见王建元《现象诠释学与中西雄浑观》,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6页
[38][39][40][41][42][43][44]WailimYip,“TheUseof‘Models’inEastWestComparativeLiterature”,inDiffusionofdistances:dialoguesbetweenChineseandWesternpoetics,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P.8,P.15,P.10,P.18,P.20,P.18,P.28
[48][49]转引自蒋洪新:《叶维廉翻译理论述评》,载《中国翻译》,2002年7月第23卷4期
[51][52][53][54][55][57]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48、157、150、151、153、163页
[56]叶维廉:《解读现代、后现代——生活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思索》,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47页 上一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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