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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绝中的突击：论智性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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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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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使其形态形成的原动力来自Ｘ天体，地球形成被Ｘ天体所驱动，正隐喻着超凡脱俗的智慧宿命般地受制于散发着恶之花的原欲。由此，小说末了孟中天突然放弃地学研究而重返权力场，兴许也不是那么难以索解的。这里，朱苏进似乎又在昭示那个我们熟知却往往并不正视的“古老的话题”：智慧与人性的极致通过恶的途径来展示，而人类历史的进步往往来自原欲与恶的因子的释放。
朱苏进在根本上就相信超凡的智慧、人性的美质就是与恶骈体联生难以分解（恰如孟中天自述“我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好人”）：
善与恶，美与丑，你说互为母子，我说共为母子；你说它们是两个东西，我说它们是一个东西；你说：我们都是对的；我说：听人讲真理只有一个哇，你怎敢将它劈为两瓣。⑨
朱苏进创作的“优美”与“危险”也是这般难以“劈为两瓣”——在散文中他告诉读者：“最危险的东西往往最优美，最优美的东西也往往最危险。优美与危险，互相暗藏着对方，如同一柄剑的双刃。”⑩——也就是说，如果出于道德准则的考量而否定他笔下的精英人物，那么那种壁立千仞的孤绝之美也将丧失殆尽。我们只能提出一些疑问以待商榷。比如，朱苏进这样来理解天才、智者、精英与弱者、庸者、碌碌世人之间的关系：
碌碌世人在天才眼里，已经有物种意义上的距离。世人如果还是人也只是个数量，浩瀚人海在天才眼里，近乎山川草木，只是他身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已。
天才对于凡人的关怀不超出对于自然生态的关怀，天才对于凡人的爱也不超出对于一只鸟、一片云、一朵蓓蕾的爱。{11}
所以在朱苏进的小说中，没有为“碌碌世人”保留一个视角，相反却习惯性地给予孟中天们道德豁免权：“我承认，我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好人。不过，这个世界是由好人和坏人共同创造的。历史对人的评价，不是依据他好或坏，而是依据他创造了多少。我的政治生命早已结束，我无法使死去的人复活，也无法把贞洁重新还给女人。这些问题我考虑过一千次了，我只有一个选择：在我有生之年，彻底解开地表的奥秘。我想，这比一千个人性命，一千个女性贞洁都更贵重，这就是我的补偿。但我又不是为补偿罪过而工作，那只是个很渺小很美好的感情。我工作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当然，叙事学告诉我们：叙事者不等于作者，但是，精英与天才的逻辑在小说中占据着如此强力核心的地位，他们的自辩理直气壮，而周围人（比如“我”、韩小娓）根本无法与其展开平等而有效的对话。其实，小说中对孟中天们的倾力关怀与作家对天才、智者、精英与弱者、庸者、碌碌世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体的。在此，我们且不说智慧只有通过恶之花来展现（“历史对人的评价，不是依据他好或坏”）是不是过于狭隘、绝对，就只针对孟中天的辩解逻辑而言——为了“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那么碌碌世人的生存（“一千个人性命，一千个女性贞洁”）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牺牲、勾销——这其中会引发的危险显而易见（我们看过太多以此为借口而发动的灾难、浩劫），更何况，文学往往是站在这样的一种逻辑的反面，由此构成的文学传统漫长而优秀。在《分享张承志》一文中，朱苏进表达了对他心爱作家的尊敬，不过，他“分享”的只是张承志凛然的“决绝之勇”，而无法体会到后者俯首皈依衣衫褴褛的哲合忍耶时的谦卑博大。
当作家将碌碌世人及他们琐碎的欲望删削尽净之后，由此得到的清晰、明快的图像，到底是揭示了历史的“本质”，抑或是对历史草率的简写？当与普通人的生活世界相沟通的意愿、实践付诸阙如的时候，我们到底如何评价天才、精英们的历史贡献？其实，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就是从一个超脱于庸众围困而独自觉醒、自认揭穿了历史本质的“狂人”开始的，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天才、精英。对于《狂人日记》的理解众说纷纭，我比较信任这样一种读法：“‘超人’式的‘精神界之战士’，意味着从身在其中的世界中脱离出来，独自觉醒，然而，这是一种‘尚未经过将自身客体化的觉醒’，处于脱离现实世界的状态，因而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无从担负起变革现实世界的责任。因此需要获得再一次觉醒，回到社会中来。狂人的‘我也吃过人’的反省就是这样的第二次觉醒，获得了这样的‘有罪的自觉’，个人的主体位置就降落到现实的境遇中。”{12}由此我们来看《接近于无限透明》中李言之对李觉的评价——李觉在精神病康复之后变成了李言之，这无妨视作一种微弱的自我质疑——就不禁会感到意味深长：
那个李觉，怪人哪异人哪。……一大堆灵感都会叫人拾了去，自己做不出一桩事。他那种人天生就不是做事的人，是编织幻想的人，是个终日拈弄诗意而又不写诗的人。他每一个灵感哪意念哪，在正常人看来都带有了不得的异见，沾上一点就大受启发，别人拿去就能闹出大动静来，偏他自己不行。
天才与精英们，只有从浪漫的骄傲与优越感中自我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才能成为一个对他所身处的社会现实及其历史文化境遇，真正负有自由责任的主体。
3
南帆先生这样评价朱苏进《四千年前的闪击》、《祭奠星座》等作品：“这几部小说不乏宏大的想象和奇妙的片断构思，但是，它们的内涵单薄，人物性格苍白，情节逻辑陈旧，某些重要的生活纹理被草率地忽略了。这种故事仅仅虚拟一些超级智慧在真空中相互较量。”{13}正是在这里，智性写作的后继者麦家表现出优于前辈的出色之处。他的创作有着坚实的物质外壳，王安忆称赞麦家的小说“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将条件尽可能简化，压缩成抽象的逻辑，但并不因此而损失事物的生动性”{14}，这是中肯的评价。如何让人物和事件的情理逻辑超出世俗期待，同时又不丧失真实感，对于这二者的沟通，晓航同样作出了积极尝试。《师兄的透镜》要演绎的是人类对真理的认知过程，朴一凡说“真理不是用功利而世俗的方式可以到达的”，然而真理的获得必然无法戒绝实际生活的淬炼，朴一凡不断用各种日常事件与事物去启发“我”的科研，那也正是要通过真切的人生体验去筛选出世相掩盖下的有效信息。小说正是在真理世俗的巨大张力间创造出迷离的诗意。
紧张的悬念与残酷的心智拼争，绝处逢生时出人意表的奇思妙想，缜密、步步为营的逻辑推理……这一切都使得智性写作构筑的小说有着强大的阅读快感。然而麦家长篇《解密》在让人手不释卷的同时，又产生出一种悲悯感，越趋于篇末越让人沉重。天才易折，天才的容金珍被专断的国家意志劫持、征用，后者无情剥夺了前者本该拥有的健康和幸福。但悲悯的来由，似乎不仅于此。希伊斯教授多次写信劝说容金珍“尽可能选择回头”，从情报部门的密码破译中抽身而退，用自己惊人的数学天赋投注于人脑研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希伊斯本人也是一个隐藏了身份的密码制造者，他对容的劝说不免出于功利甚至阴谋的私心。但正如批评家王鸿生先生指出的：“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希伊斯的规劝又何尝不是一种迟到的觉悟，一种对杰出才智的爱惜？”{15}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密码在其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是不正常的，然而残酷而又荒唐的是，你的职业要求必须去破译密码，这是巨大的悖论，仿佛“听死人的心跳声”。人类自己费尽心机地制造出稀奇古怪的密码，再费尽心机地去破译它，说白了，密码的破译，就是人类中的一部分天才将自己的希望和生机维系在另一部分天才的闪失和差错之上，这种强烈的荒唐与悲哀的叠加，就构成了破译者的一生。这实在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容金珍被带进情报部门之前，曾对情同父亲的校长“重重地叹一口气”：“您可能把我送去了我不该去的地方。”也就是说，容对自身未来可能遭遇的厄运有着清醒自觉，但事实证明他对破译极度痴迷（“紫密”就是他主动出击而破译的），“人类众多精英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与此同时又不可遏抑地身陷其中难以自拔。这也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希伊斯教授早就悟到：捆绑着“国家的秘密和利益”的密码，其本质是“反科学、反文明”的，甚至就是反人性的，而诸如容金珍这样的天才破译者就是陪绑者，他越是才华横溢，越是容易被捆得紧、压得粉碎、直至吞没殆尽。对于容金珍们来说，他们到底成就了辉煌，还是在惊才绝艳的裹挟下，刹那间趋向了生命价值的虚无？这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
《解密》提示我们：智性写作观察的是智慧形态与精神能力，而优秀的智性写作往往更进一步，从人类伦理的角度对上述二者进行考量：人类智慧的极限，同生命的形态与价值构成何种关联？通过对精神潜能的勘测，我们能否发现人类更为本真的精神世界？……这样，一种多维度的质疑、对话、驳难、拆解，就真切地呈现出来。
我们再来看朱苏进。由于战争中的两军对垒、两极对立在和平年代只能以虚拟的形态出现，所以壮丽的英雄主义开始铺演成在官场政坛的争权夺势中个体精神的膨胀和欲望的绝叫，在这一类小说中，生命只能在现实与世俗认可的原则中实现自身（比如对于孟中天来说，“孟氏猜想”只是他被压抑的热情的转移，所以他最后作出再次从政的选择自然不过，“我一直渴望回到那种生活与斗争中去，这渴望从来没有死灭”）。但我以为，朱苏进最出色的小说并不在此列。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论：“这里仿佛有两个朱苏进，一个是军人和政治谋略家的朱苏进，把生命的欲望放到世俗的绝壁上锤打；一个是哲学家朱苏进，把对生命的意义放到了形而上的境界给以参破。”{16}后者是出类拔萃之作，这些小说开始有意跳出军人生活的领域，也就是说，军人的个人经历只是一种角度，由这一角度他要去观察更为本质的人类精神世界。如同洗尽铅华一般，他一步步地剥去人生的种种外在的、形形色色的附着物，最终要淬炼出形上境界中的生命意义以及本真的人性，用朱苏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命“本初的洁净状态，赤裸裸地，一无遮掩地袒露着”{17}。
最具代表意味的是中篇《凝眸》，小说在叙事外形上有着严密的对称结构，一切场所、景物、人物与事件都被工整地一分为二：两座紧挨着的小岛，我方占据着鲨尾屿，敌方占据着鲨头屿；鲨头屿成为我方的侦察对象，鲨尾屿成为敌方的侦察对象；这一天，“我”到了鲨尾屿，而“三十三号”上了鲨头屿（连这两人的长相也如此相似）……小说中的这些对称，既制造着森然的对立，又暗中滋长出对应——每日每夜双方都紧张地对峙着，又通过观察镜相互观察（“我们能从对面瞧见我们”）、猜测、试图进入对方的内心世界。从整部小说来看，“对应”努力尝试挣脱制造着间距、隔阂的“对立”，具体地说，就是挣脱父辈们留下的历史仇恨，挣脱“我”与“三十三号”这一代人自幼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长期对峙中产生的相互厮杀的冲动。而最终将小说意蕴推向顶峰的，正是心灵互感的对应，小说最后“我”为敌军战士“三十三号”的死亡降旗志哀，这是人性自身向反人性的战争及其造成的隔膜的抗议。
作为军人，如果没有战争和敌人似乎就丧失了主要价值；同样，传统的军事文学一般也用二元对立的冲突方式来推动情节发展。《凝眸》从“四周充满威胁”的两军对垒中拉开序幕，最终却完成了从对峙到凝眸的跨越与升华。这一升华，不仅仅褪尽军事和意识形态冲突，甚至不仅仅是在海峡两岸父辈的仇恨之后闪现出和解的希望之光，更是在更高层次上追求人类的沟通、理解，以及生命形态的圆融和谐。我以为这样的小说可以撑破上文提到的作家对天才与碌碌世人之间关系的画地为牢般的界说。
还可以提到的是，因为人类彼此的“凝眸”这一情景中浓缩着丰富的意味，它自身构成了悠久的文学表现传统。远的不说，就以卞之琳耳熟能详的《断章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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