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意味的悖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四川是一个文学大省。在现代作家作品的巨大宝库里，四川作家作品以其人数众多和质地上乘而名列前茅。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辑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一书中，四川作家44人，名列第三，排在浙江和江苏之后；而在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里，他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四川是除了浙江之外，出现最多的文学巨匠和杰出作家的省份，如果把浙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大省，那么四川就是第二大省。”①无论是“第二”还是“第三”，这都无可置疑地表明，四川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文学大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鲁、郭、茅、巴、老、曹的排行榜，六个大师中四川就有两个。近些年来，文学批评界在研究李人时，还有不少专家认为李人气势宏大的“大河小说”，已经表明他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无可争议的小说大师。可以说巴蜀大地的万千气象，成就了文学四川的人杰地灵。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四川小说也有自己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特色。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里，四川小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专业化写作和业余写作的势头明显超过以往，并且出现了以稿费为生的职业小说家，市场机制作为一种写作方式，开始进入到小说的生产与消费领域。小说的写作空间比过去更加宽松和自由，在中西文化双向打通、传统与现代多样互动的文化语境中，四川小说业已获得了颇为丰硕和绚丽的文学成就，出现了像《尘埃落定》那样的扛鼎之作。在五届茅盾文学奖中，四川小说有三届名列其中，其中《尘埃落定》还成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堪称中国当代小说的经典之作；在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2年度最佳长篇小说排行榜中，麦家的《解密》名列第一；近期内，罗伟章的底层叙事作品《变脸》、《内奸》，何大草的成长小说《刀子与刀子》，阿来的《空山》，贺享雍的新乡土小说《土地神》，马平想象丰富叙事奇诡的后乡土小说《草房山》，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也获得了文坛的深切关注，在批评界颇受好评。
　　在陈述四川小说三十年来的丰硕成果时，我们也看到了四川小说匮乏的另一面。当下四川小说的现实状态里面还存在着一个意味深长的悖论，那便是丰饶中的匮乏。此种“匮乏”现象，集中反映在两个实证性的维度之中。这两个维度是：Ａ·四川小说在各种小说选本中所占比例（选本比例）；Ｂ·四川小说受文学批评关注的程度（批评指数）；
　　1·选本比例：
　　大致从2000年起，一些比较权威的作家和评论家以及文学机构和组织，他们协同文学出版单位，继承中华文化史上源远流长的“文选”传统，对每个年度的文学情况和状态进行爬梳董理、择优汰劣，将优秀作品相对集中地编辑成各种体裁的文学选本，从而就有了小说的精选本或者每个年度的小说选本，主要是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选本。这类小说选本自然也有见仁见智的差异，甚至还有遗珠之憾。但又因其所“选”文本仍代表着一种文学的认同，确实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所选作品的社会影响，所以，选本比例还是不失为一种检验文学成就的指标。在这里我们仅以抽样调查的方式，选择其中较有代表性和影响性的几种小说选本、以2000至2004年的一个时段来做比较分析。
　　在我们抽样调查的8种小说选本共计43册之中，四川小说入选其中的13册，所占比例大致为30％，即四分之一还强，就是说在四本小说选本中，可以看到其中一本选有四川的小说。应当说这还是一个不弱的比例，从中也可以看出，近年来四川小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态势。但若以所有入选小说的总量（650多篇）来计算的话，五个四川作家的14篇小说就只占2％的比例，这同四川小说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占的比例相比，当下的四川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所占的份额已经明显缩小。如果考虑到四川小说在入选的13本小说选本中，裘山山一人的小说就占了6本，阿来的一部小说《遥远的温泉》就占了3本，两人加起来就占了9本，这就更加凸现出四川小说在整体实力或群体力量上存在着单调和薄弱的倾向。所谓“小说川军”在当下可能还只是一种文学追求和集体理想。同当代小说界的京沪作家群、江苏作家群、湖北作家群、陕西作家群、河北作家群、河南作家群比较起来，其群体实力客观上确有差距。更进一步说，就是在西部文学的范围内，四川的小说作家群同陕西小说作家群和宁夏小说作家群相比较，其整体力量和文学影响也还是要小些。我们在探索和谋求四川小说的深广发展时，既当肯定优势，还要发现弱势，以便从中分析差距的历史和现实缘由。
　　 2·批评指数：
　　所谓批评指数是指当下的四川小说受国内文学批评界和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程度。批评指数是一个相当专业化的分析指标，它可以从文学的专业层面显示出作家作品的文学性和社会性影响的大小。我们在研究四川小说的批评指数时，为了避免主观随意和以偏概全的谬误，选定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期刊及其著作，一定是当代文学界公认的﹑具备学术性和广泛性的文学批评刊物。同时，考虑到本文主题的当下性特点，我们的分析视点主要集中在从90年代末期到2003年这段时期之内的四川小说的批评指数。
　　在此，我们选中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期刊是：《文学评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当代作家评论》。
　　三种文学理论与批评刊物，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2003年——大致五、六年的时间跨度，统共126期，千余篇论文和文章里面，当下四川小说的作家作品论总共8篇，其中有7篇都是讨论和分析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这样的批评指数确实是低了些，它还表明在相对专业的文学领域之中，当下的四川小说只有一部《尘埃落定》受到了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可以说，当下四川文坛还没有产生在国内外均有影响的小说大家和长篇巨制，以至于前辈作家马识途先生也认为四川文学在全国的地位已经下降了。
　　
　　关于小说症候的文化阐释
　　
　　丰饶中的匮乏，是四川小说当下存在的一种危机症候，表征着四川小说在发展中的某种边缘化倾向。事实上，四川小说的这种边缘化势态也正是中国小说当下势态的一种地域性反映。产生此种小说症候的根本原因，说到底是文学的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而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又滞后于文化环境的历史变化，惟其如此，文学和小说的发展难免就会产生历史性的危机症候。具体来说，文学的生存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是因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的转向而引发的变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向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文化转向最为显著的历史表征就是视觉文化逐渐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印刷文化传统的中心地位则在动摇和衰退。文化的历史性转向是全球化进程的历史产物。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海德格尔就预言：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到了七十年代，海德格尔的预言在西方世界就演变成了现实，因此，丹尼尔·贝尔在他的社会学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②贝尔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经验，那就是视觉文化已经获得了文化上的统治地位，视觉文化“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大众文化在逐渐形成之际，也的确是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视觉文化是以电视和网络为核心媒介的大众文化，与传统的印刷文化相比，视觉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文字的魅力很难同影像的魅力竞相匹敌。具体些说，文学和小说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因其文字符号本身的抽象性，对文学和小说的阅读和接受就需要读者具有相关的语言知识贮备，并在阅读过程中发挥想象和调动记忆，换句话说，文学和小说在受众的接受中，是有一定距离的，在语言文字里面不大可能得到一种直接的快感。但是，影像和图像则完全不同，它们不需要文字来作为中间媒介，它可以直接诉诸受众的视觉系统，以其高度的逼真性制造出一种即时性和现场感，从而极大地无所阻碍地满足人们的视觉和心理需求，满足人们按照世界本身的形象来重新创造世界的理念和愿望，在他们的目光随着影像和图像的快速变化时，他们可以情不自禁地生发出亲临其境的观看幻觉，这样的逼真性和通俗性完全消解了影像和受众之间的文化距离，使视觉文化（电影、电视）天然地具有一种平等性和民主性，因而对大多数人群来说都具有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力。与此同时，电视和电影还可以凭借自己强大的技术优势来兼容和吸纳其它艺术，比如，文学、小说、音乐、绘画、戏剧等等，从而将其整合为有机的艺术元素，使之成为综合性最强的艺术形式，以此有效地吸引越来越多的受众。基于此，视觉文化强大的比较优势必然会给印刷文化造成极大的压力，挤占印刷文化乃至文学和小说传统的生存空间。于是，在大众日常的文化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过去年代那种“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主要是读小说），已经悄然让位于客厅里的电视剧。更加确切地说，在当前的消费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一年乃至一生不读小说，但他（她）必须看电视，电视已然成为家庭娱乐和文化的中心平台，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主要来源。中国的电视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视网络，电视及其影像的文化霸权已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事实，这一事实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大众的文化经验和文化生活方式。小说阅读人群的减少，小说社会影响力的衰退正是这种“改变和影响”的一种后果。
　文学的生存环境既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样的历史变化便要求文学和小说也要与时俱进地发生其对应的美学变化。但在经验和事实上，文学和小说发生的美学变化却是滞后和缓慢的。这种滞后性在四川的小说创作中集中地表现为审美理念上的滞后性，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小说的现实关怀、文体意识和城市书写等三个层面。
　　1·现实关怀
　　小说创作中的现实关怀不仅是一种审美理想，而且是一种人文精神和诗性品格。现实关怀自然就要求作家深切地关注和艺术地表现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及其生存境遇，这是现实关怀最基本的要义。然而，在对“现实”本身的认知和理解上，一些作品还反映出某种程度的历史滞后性，另一些作品却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受时尚左右的盲目性。前者表现为“观念化的现实”，后者则表现为“日常化的现实”。
　　“观念化的现实”是指作者按照某种文化观念或社会意图去理解和表现的现实。这种“现实”实际上是一种主观的现实，而且还是高度抽象的现实，但作者在表现这种“现实”时，仍然会将它描述成一种“客观的现实”，以此来传达这种“现实”的真实性。可是，无论如何，这种“观念化的现实”毕竟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且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实，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和差异，这样的距离或差异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往往会产生反感，读者会认为这类小说讲述的故事和经验比较虚假，因而会拒绝阅读这类小说。在分析这种“观念化的现实”时，我们不难看出它是过去那种庸俗现实主义文学的遗风和影响。客观地说，这种“现实观”已经被大多数作家所摒弃。可在事实上，这种“现实观”的影响却又是意味深长的，它在较长的历史实践中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写作主体的潜意识深处，最终成为写作中的“文化积淀”和“集体无意识”，影响和制约着作家的对现实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这样的作品自然不多，但在一些中长篇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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