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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饶中的匮乏：四川小说的一种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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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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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看出其明显的“观念化痕迹”。 “日常化的现实”是一种颇为时尚的现实观。它用一种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来理解和表现现实，并把这种现实命名为“原生态的生活”。这种“现实观”认为，现实生活既不是崇高的，也不是卑微的，现实生活无非是一些琐碎的日常事物，在这些日常事物背后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东西，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是吃喝拉撒睡。这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小说中相当流行的一种“现实观”，新写实小说是这种“现实观”的代表性文学，而其后的新生代小说和新市民小说则将这种“现实观”推到了一个泛化和极端的文学阶段。由于这种“现实观”直接呼应着当下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与消费主义文化具有同构对应的精神关联，因而，这种“现实观”在文学写作中确实有着很大的美学影响和阅读市场，以致于文学几乎充当了日常事物谦卑的秘书，被日常事物牵着鼻子忙不迭地的一路狂奔，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文学中就有与之相似的东西，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一度成了文学最重大的现实法则和核心内容。“日常化现实观”的症结在于，它以极为片面的世俗眼光把现实世界规定成一种纯粹的日常化现实，认为这种现实才是唯一真实的现实，是文学真正的审美对象。如此一来，文学和小说很容易陷入日常生活琐碎无边的泥淖之中，使文学丧失超越世俗生活日常状态的精神向度和价值立场，随之而来的还可能使文学失去对日常事物的想象力和洞察力，从而丧失文学的精神力量和审美理想。在近年的四川小说创作中，部分年青的小说作者已经表现出对日常化写作的兴趣和认同，少数作品也体现了日常化写作的一些叙事倾向和审美偏好，并且热衷于对某种“日常趣味”的表现，用“小趣味”替代了对小说主题的艰苦探索，漠视甚至故意淡化小说的写作难度和精神高度，这也是导致部分作品平面化与肤浅化的重要原因。在当下的四川小说家中，我认为罗伟章应当是最具现实关怀的作家之一，他对现实的观照、体验和表达，既有坚实的经验支撑，又有艺术的想象和提升，饱满结实中也不乏鲜活灵动。他的《变脸》和《内奸》便可视其小说范本。但这绝不意味着小说的现实关怀只有罗伟章这一种。
2·文体意识
小说文体是小说美学的重要范畴和艺术特征。小说文体说到底就是小说的叙事表达方式，是小说的话语范式，是小说组织意义和产生意义的艺术形态。文体的内涵包括了体例和修辞两个层面，但文体又不是纯粹的形式要素。小说的文体与作家的思想和感觉攸切相关，它涉及到作家观看世界和解读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历史化与个性化内在关联的叙事方式。文体绝不是一种封闭不变的叙事方式，文体的发展和变化总是同时代精神以及人们生存境遇的发展变化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法国作家布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说过：“不同的叙述形式是与不同的现实相适应的”，而“新的形式一定会揭示出现实里面的新事物”③。换句话说，中国的现代小说虽有百年的历史，但小说文体至今仍然还是一种在形成中的文体，小说的文体是在开放的状态中与现实生活同构对应并获得形式元素的，文体实验和变化的意义就是要寻找和确立另一种哲学和美学的视角，寻找另一种可能的文化想象关系，寻找和发现另一种意义和看世界的方式，寻找和打开另一种被传统文体遮蔽着的现实。惟其如此，在小说创作中，文体意识和形式探索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作家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审美原则，从根本上说，这其实也是文化转型和社会变革对小说文体提出的时代要求。
新时期三十年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实践和发展变化表明，当代小说不但积极地呼应了时代提出的文体要求，而且也获得了丰硕的艺术成就和美学经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王蒙为代表的不少作家就开始了小说文体实验和变革的第一波浪潮，收获了一批既具有文化历史意蕴又具有艺术含量的优秀作品。文体实验和变革的第二波浪潮是八十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运动，尽管这个先锋运动最终是晚节不保，但这场文体变革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仍然会彪炳文学史册，它使中国小说写作显示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面孔，也使一批优秀小说家从传统的文学樊篱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坛后来的小说主力军。先锋文学式微之后，小说的文体实验不再以群体名义和运动方式来开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的文体已经中止了它的探索和实验，相反，文体的探索和变革已经成为许多作家的美学常识，成为他们日常的写作方式和个人化的经验，用不着高举什么文体探索的大旗，他们已把文体变革当作一种基本的写作任务和日常的写作实践。一些学者在研究这些年的文体探索实践时概括出了词典体、狂欢体、私语散文体、字图体、跨文体、拟说唱体等小说文体新品种。
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近些年来那些引人注目同时又有社会影响的优秀小说，往往也就是实践了文体创新和变革的小说，某种意义上说，文体实验和探索的成功确保了小说的艺术品质，从而也确保了小说本身的成功。例如王安忆的《长恨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莫言的《檀香刑》、李洱的《花腔》，红柯的《西去的骑手》等等。
近些年来，四川小说对于文体形式的重视程度与过去相比已有较大的提升。大凡优秀的四川小说，作家的美学追求和形式自觉在文体层面上也都有所反映和体现，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何大草的《盲春秋》、罗伟章的《狗的一九三二年》，以及袁远的中篇和色波的短篇写作，等等。《尘埃落定》的丰盈巧妙不仅体现在题材和语言方面，而且在叙事形式上也异同于阿来过去的小说，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追求。阿来以一个傻子的成长秘史作为叙述载体，经由一种“弱智化”的叙事视角展开土司家族和制度的兴衰历史，这就使叙事者和叙事对象在审美上拉开了足够的心理距离，从而在对衰亡历史的漫不经心的叙事中，那种悲怆与破败的意境竟获得了一种诗化的智性、一种人类学的古老况味。“弱智化”的叙事视角准确地为小说在总体上营造了返回原始的、充满反讽意味的叙述调性和氛围，它不但没有削弱小说的思想含量，反倒使作品的思想得到了智性的提升，傻者不傻是因为他傻到了极致——悖离僵化的理性反倒可能获得超验的历史悟性，这就已经返回到了人类智慧的原始经验，那种经验已经积淀成种族记忆，却仍是现代理性无力抵达的神秘地方。
在看到四川小说文体上的一些成就之时，我仍然要指出四川小说的文体意识在整体上存在着因循守旧的写作症候。当代四川小说的艺术形态多少年来从根本上说没有发生显著的变革与创新，与前辈作家、特别是李人开创的现代小说文体“大河小说”两相对照，当下四川小说的文体意识确实只是在稳定乃至滞后的状态上踟蹰徘徊。四川的小说家对于小说的言语有一种普遍的审美自觉，在小说的语言修辞层面用功很深，取得的成就也较显著，同别的区域作家相比，还有一种小说语言上的整体优势。但从包括语言在内而又以叙事方式为主的小说文体上来看，四川小说的文体形式在稳定之中却又显露出某种封闭和保守的表征，缺少一种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一般说来，四川小说还是写实主义的写作模式统领天下，拥有极强的话语霸权和思维定势。我们认为，这种传统的小说文体已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四川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影响了作家的想象力，使一些作家在表现新事物、新人物、新生活、新感觉和新经验时，时不时就露出捉襟见肘的窘迫之相。而这种文体上的因循守旧，同当下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四川经验”、尤其是城市化经验，很难达成内容与形式的协调统一，不足以完整地表现新世纪的“四川经验”，四川文学重乡土轻城市的叙事症侯，很有可能也是与小说文体的保守主义意识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基于此种原因，我们深切期盼四川作家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能够找到多元化的文体形式，来全面地、立体地、多层次地再现独特的“本土经验”。因为丰富多样的文体不只是修辞学的叙事要求，说到底它就是社会转型与时代发展的历史要求，一句话，文体是现实变革的叙事反应。
3·城市书写
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乡土四川”也是一片丰饶繁复的辽阔大地，是二十世纪四川文学主要的审美对象和叙事空间。在四川文学的谱系表上，乡土文学群星闪烁、几度辉煌。李人的川西平原“大河小说”，沙汀的川西北乡镇的世情小说，艾芜的边地风情小说，周文的川康僻地民俗小说，周克芹的川中平原乡土小说，以及阿来的山地藏民历史小说，都是四川乡土文学长河中无与伦比的珍奇瑰宝，同时又是四川小说一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毫无疑问，这个伟大的传统在当下四川的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由于乡村正处在重大的历史变革关头，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历史命运正在发生无可规避的根本性变化，四川小说就没有理由疏远和遗忘正在变革中的乡村经验。我们理当认识到，古典式乡村的历史性衰落，是为了出现一个现代化的新型乡村。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说，是乡村命运的历史大转折，而现代化的最终承诺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伟大的福音。但是，在这个伟大转折的历史实践中，乡村社会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必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过程，有时候，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对于个体的乡村和农民来说，可能意味着沉重的苦难、艰辛的挣扎、悲壮的呼唤和含泪的期盼，这正是现代化进程残酷的一面。而它的另一面又意味着憧憬、希望、奋进和幸福的可能性。所有这些现代性语境中的乡村经验和乡村命运，乡村的人事与物象，乡村的传统与变革，乡村的甘甜与因苦，乡村的欢声与歌哭，统统都是四川文学的命运共同体，是四川小说生存壮大的土地和天空，是四川小说跻身于中国小说优秀小说之林的希望之光。所以，持续地关注和书写现代性语境下的乡村经验，自然就是四川小说无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与此同时，四川小说也要深刻关注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足迹，并在对城市的书写中打造本土化的城市小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在工业化与市场化两个轮子的推动之下，迅猛地加大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城市文化和都市经验已经在文化转型中从边缘进入中心，成为现代性的核心文化和经验，其历史意义和现实功能都已超越并且取代了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农耕文化，在当前乃至未来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中国大众最直接、最现实、最重要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想象。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实践中，四川的城市化进程也获得了快速的提升和发展，城市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事实上已成为城镇居民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方式，并且对偏远的乡村也产生了重大的文化辐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都市文化和都市经验已经是四川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想象和文化体验。惟其如此，城市文化和城市经验就应当成为四川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审美对象和叙事空间。如果说，在过去城市小说是四川文学格局中的一个弱项，完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文化经验的现实性，那么，在打造现代化城市集群的新阶段，城市文化母容置疑就是本土文化现代性的核心标志，而城市小说也应该地域文学现代性的核心标志。
我认为，迄今为止标准意义上的都市文学和城市小说，在四川的小说创作中可以说是凤毛羚角。现阶段对当下城市经验和城市故事的真正书写，可能只有袁远的小说是比较突出和新锐的。她的小说直截了当地切入城市生活的亚文化地带，在一种略显灰色的叙事意绪中，准确地表达了城市“知识青年”的生存焦虑和内心欲望，时尚的快感体验同挫败的人生感受奇特地融为一体，在人格和情感分裂的无奈与阵痛中却仍执拗地寻求一种健全的情感生活。城市经验的繁复也就在如此矛盾的生存状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书写。
随着四川作家群体逐渐年青化和生活经历的城市化，我相信将有更多的作家投入到城市书写的写作实践之中，四川的城市文学无疑会在城市化进程的宏大实践中成长壮大起来。与此同时，我也期盼着，四川的城市小说和城市书写不要随波逐流、落入时尚的窠穴。当前中国小说的城市书写有一种现象学或社会学的价值取向，凸现的是城市的表象化和物象化的东西，在对城市欲望主题的反复书写中，作家对欲望的认同或批判在立场上都是极其暧昧的，反映出作家对城市人性和城市经验的认识缺乏穿透性的历史洞察力，时尚化的城市文化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着作家们的城市书写，尤其是城市的“中产趣味”使一些作家趋之若鹜，自觉或不自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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