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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文学时代的文学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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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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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班的职业，怕只有作家。这些作家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终于成了世界各地的观光者、度假者，各种会议的主持人和佳宾，各种筵席、宴会的座上客，成了喋喋不休的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名人，同时，他们也是主流政治话语的解说员和辩护者。他们那种被驯化后的沉默是文化的无德，是文学制造者的无良，是所谓文学精英存在的彻头彻尾的无耻。
另一方面，文学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失落感，就在于政治对文学失去了兴趣。过去在我们国家，文学和政治是一对连体婴儿，也是一对生死冤家。现在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文学实践活动的容忍，使得中国文学与政治贴近的传统被打碎。作家找不到愤怒的对手，也找不到了他拍马屁的对象。有些傻瓜，如这次山东作协的王兆山，写了一首被称为超级马屁诗：《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天灾避难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你以为我们的领导人就高兴？这不是帮倒忙是什么，这一下拍到马腿上了。政治的容忍就意味着淡化和淡漠或者漠视你的存在。过去要么狠批你一通，把你抬出名；要么狠赞你一通，你也出了名，什么都有了。现在这种出名的方式没有了，国家领导人不会对哪一篇作品发话，你也无法去看谁的脸色行事，市场经济取代了政治推力。你尽管在那儿翻筋斗，扮小丑，瞎吆喝，即便是你扯破了嗓子，政治也是懒得理你。我还要说，这不仅是一个容忍的时代，还是一个纵容的时代。而纵容导致了非文学前所未有的畸形繁荣。将纯文学的空间挤压得更窄小了。“非作家”——也就是不是作家的作家成为了最活跃的作家，直观地说，也就是伪作家，是所谓的作家。非作家的作品成为了最畅销的小说。比方说韩某、郭某某的小说，比方说从百家讲坛起家的某某某的小说，都卖得忒好。这也没什么，可问题是当这些小说流行的时候，其他的小说躲在角落，人们以为他们的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小说，以为当下的文学界也就只有这点本事，说现在的作品还不如过去的《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没有一本有这样的影响，没有一个可以记住的名字。比电视剧还不如，现在电视剧还能记住一个许三多，小说你能说出一个人名吗？《红岩》里面有江姐、甫志高，《青春之歌》里面有林道静，《红旗谱》里面有个朱老忠，《创业史》里面有个梁生宝，《艳阳天》里面有个弯弯绕。现在有谁能不假思索地告诉我《白鹿原》里面有个谁吗？《秦腔》里面有个谁吗？《狼图腾》里面有个谁吗？
有一句古诗说：“相逢不下马，各自奔前程。”说的是过去为官走马上任时的情景。现在的文学就是这样，各自显身手，各找出路，整个文坛都是一派激斗踊跃的场面。文学的军阀混战、封建割据、残酷重组，终于让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彻底分道扬镳。由于商业的强势介入，作家们在各种环境的引诱、胁迫下，进行了写作策略的调整甚至是大转向。于是有了校园文学、惊悚文学、奇幻文学、动漫文学、网络文学、通俗文学、私小说、下半身写作、主旋律写作、官场小说、商战小说到现在的恐怖小说、盗墓小说等等……文学的商业化活动一波接着一波，许多人因此借文学之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成了社会的富翁、文坛的教主，而相反的则是更多的纯文学作家因此成了穷光蛋，被时代吞噬了，大浪淘沙得无影无踪，他们的作品出不来。在这场硝烟弥漫、刀光剑影、个个赤膊上阵的战斗中——我说的赤膊上阵还包括部分女作家，精英文学中的某些作家也不甘示弱，当他不能且不敢在政治上发声的时候，商业的发声倒是很积极响亮的，不遗余力的，声嘶力竭的。为他自己的作品推销、造势，甚至买通媒体，想方设法吸引大众眼球，以期引起注意。作家既要钱，也要脸，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至于写作的信念和道义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文学是什么也不需去操心。文学就是印数嘛，就是印数。印数就表示你在文学界是一个成功人士。你畅销，你就是一切。你没有印数，你就彻底完蛋了，你的高调说什么都没用了。文学过去傍政治，现在傍商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藏獒》，它的确是一本小说，艺术上也说得过去，可它的发行量之所以这么大，靠的完全就是文学的外力或扩张。一个搞安利营销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公司要求每一个人，必须人人都读，必须人手一册，叫学习团队精神。安利营销的人大多应不属于文学读者，许多是家庭妇女，甚至是下岗大嫂，她们竟然成为了今天忠实的文学读者。我的《太平狗》与股市完全不相干，写的是一条神农架赶山狗的传奇经历，但一个被称为财神爷的有名的股民弄了一篇文章叫《太平狗与股市》，说这篇小说让他感慨万端，说中国股民就是那条伤痕累累被主人揍得死去活来还忠于主人、不离不弃的太平狗，并要广大股民都读读。文学被商业社会牵强附会，被商业社会借尸还魂，以文学的智慧去行经济之实，当作文学之外的赚钱指南，这是近几年出现的新鲜事儿，小说成了经济的教科书。再比如像《狼图腾》，它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艺术上也值得商榷，却因为策划营销的成功，成了发行量超大的一部“长篇小说”。这在出版业中，是一个一再引用的成功策划的经典案例。而所谓狼道，又被商业引入，说商业需要狼性，以此带动了许多商业指南式的狼系列书籍。 在这个文学的消费主义时代和实用主义时代，写作者真的是一片迷惘。作家本应有的独立性被商业裹挟和劫持，使得文学／读者间的相互欣赏渐行渐远，使得文学／历史间的互相激励渐行渐远，使得文学／生活间的双向哺育渐行渐远。如果说过去的文学要么与政治合谋，要么与政治对峙，有着挑战政治的企图，那么当下的文学为了自己的生存，采取的是与政治和现实和解的策略。这种和解，使我们的立场倒退了一大步，使我们的精神疲软了一大截，使我们的气节丧失了一大半，使我们的形象被剥蚀得面目全非。文学依附于政治，承恩于政治，取悦于政治，和文学参与政治生活的重建，寻找正义和公平是根本不同的。有一个危地马拉的作家、写过《玉米人》的阿斯图里亚斯这么说：“我们的小说的冲击力可以比作灾难性的魔力，它要毁掉各种不合理的结构，为新生活开辟通路。”他说的是灾难性的魔力，这就是小说，像灾难一样，毁掉那些不合理的结构。结构肯定是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两种。有美国文坛“心脏”之称的马拉默德——他是个犹太作家，认为小说的作用就是要摧毁并改换读者的心灵。“摧毁”和“毁掉”，这都是破坏性的、让我们很不舒服的很刺眼的字眼。“摧毁”和“改换”别人的心灵，毁掉不合理的结构，文学不就是要承担破坏和重建的双重重任吗？可我们认为这与和谐社会的良好气氛不相符。陶醉于眼前，并且认可我们现实的合理性，逃避尖锐的、痛感的事物，这就是我们的普遍心态。而文学的存在和努力就是要改变现状，而不是维持现状。
我们的作家对寻找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热望从未消减过。在那种漫长寂寥的精神体验中滋生的孤独感、痛苦和悲愤的情绪，日积月累，以此形成的作品，必是大情感和大投入，一定具有思想独到，艺术上乘，超越人文视野极限的品质。
有关于文学的两极分化，李陀先生早就有过预言，他说作家在现阶段一种是非常有立场的，非常政治化的；一种是完全模糊了作家立场的。无立场的作家适应或者顺应了这个消费时代的矫情、舒适、小康、白领、市民、休闲甚至是暧昧的炫耀的生活方式。一个人本应有的政治立场和写作立场在这种销磨意志的生存环境中，很容易让自己卑下和疲倦的社会生态中与现实同流合污，与不义和罪恶沆瀣一气，或者说，他认可了一个社会为追求无是非观和原则性的所谓的“和谐”。这个社会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立场和梦想，只要你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你的角色就够了。殊不知，在当下的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是属于少数人的，它属于剩余价值的拥有者和权贵资本的流通者，想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无疑于痴人说梦。我不想说失去立场和没有立场就是堕落，就是投降。远没有这么严重，这只是社会心理对个人心理的折射。事实是：人们对某些政府官员的失望，对政治改革缓慢的心灰意冷，对两极分化等社会积怨的麻木，大都见怪不怪，心如古井，波澜不惊了。加上文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过分控诉和过于狂热，热情已经耗尽，文学在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遭遇，能够成为一丁点儿心灵慰藉和宗教的残羹剩汤就相当不错了，就心满意足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人们不再有以文学干预政治的野心，不爱听社会发言，进行徒劳的思考，因为这样的话，只会造成神经衰弱，自作多情，忧愤成疾，于人于己于事无补，对家庭生活的改善也毫无帮助。他们会被周遭的人骂为神经病，落拓的文人，呆子，没有睡醒。作家也就不自觉地加入了“酱油党”：我只是出来买酱油的，这个世界关我屌事！
一句话，作家在文学之外挣扎，这就是我们的痛苦的文学现实。
底层文学的写作痛苦
底层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痛苦的文学中的一点儿曙光。它的呼之欲出有着历史的正当性和现实的紧迫性。
文学在最卑鄙无耻的最黑暗的时代和最伟大的最光明的时代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什么不同。我本人坚信文学是为人生的，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也坚信文学是一定能够影响现实的。文学可以讨论它的艺术问题，比方语言的使用，比方素材、结构的取舍和架设，比方究竟应该书写什么样的生活经验。但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力量都来自于作家对文学根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产生什么样的文学。打破文学的界限，将艺术的触角完全地抵达生活的底层，以抚摸的方式来愈合我们社会的裂痕，人民的内伤，这恐怕是底层文学的作家们可以做到的与社会的直接对话。文学既然已不是高高在上了，由皇家色彩恢复到平民身分，它为什么不能放下矜持，葆有真实生活的气息和自信？为什么不能回头与人民亲近？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探索个人经验的时代，文学的活力将使每一个角落的生活经验焕发生机和光芒。我认为这确是文学的自在状态，但不是文学应该必须经受的考验。地火一样涌动的社会思潮把一批作家拉向了我们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被忽略、被抛弃、被侮辱与损害的底层。应该说，文学在这时候才真正从商业的狂热回归到了冷静的面对和正视。这也就是底层文学为什么在21世纪之初受到关注，震撼文坛的原因。首先，这些写手，这批人是一些什么人呢？是主流文学的在野势力，是精英文学的地方武装，是当代文学的民间力量。他们有什么本事？他们只不过把视角向下，向下，把身姿放低，放低，以极其平民化的叙述触动了底层人民那颗坚韧而又脆弱的心，人民受到感动就是必然的。它的出现引起了思想界的关注而后才是文坛的关注。底层文学的意义就是把严峻的现实推向公众面前，把人们打盹的、东张西望的、羡慕财富和权力的目光拉向了社会上无助的人，从经济奇迹、富人、时尚、改革话题和霓虹灯装饰下的生活拉向了社会的最底层，从而让人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两极分化、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和劳动人民身心两难的生活。难道取消农业税就没有三农题材文学作品的一份功劳吗？作家们的心血绝对没有白费，在这一点上，我为底层作家们骄傲！
一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写而不那样写？到处都是书写的题材。我曾经在“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上说过，底层文学是新世纪文学的意外收获，今天我说，它是社会呼唤的必然结果。我可能是在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历史的正当性。文学从来就是不合适宜的，它是把黑暗挖出来摊在太阳下暴晒。
大而言之，这个大转型时代，底层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身体创伤都是空前的。到处是流离失所（包括失地、失业和打工），到处是乡愁，到处是离别、眼泪、失踪、寻找、思念、重逢和诀别，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文学的参与；小而言之，底层作为消费水平低下的、缺乏言说舞台的群体，更具有我们本土生活经验的特征。卑贱者的爱，是大爱，卑贱者的感动，是大感动，卑贱者的痛，只要他痛，绝对是撕心裂肺的痛。就像帕慕克所说的，这些耻辱、自豪、愤怒和挫败感，都是一种低语的秘密，分享秘密就会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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