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文学现状
　　我今天谈的是非文学时代的文学痛苦。文学是痛苦的，也是非常严肃的，大家可能感到有些枯燥，但是文学它又不能不是严肃的东西。昨天孙晓忠老师给我讲，他正在审读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有两本是写我的，其中有一个论文——它是要隐去学校和姓名的，可能是华东师大的学生吧，写的是《论陈应松的苦难叙事》，八万多字。苦难叙事也是很沉重的，今天都是沉重、痛苦加在一起了，你们听得会更加枯燥和疲倦。我想上海大学主办方之所以邀请我来，我自己想可能是因为批评界把我划入了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那么底层文学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如果我的演讲有一点枯燥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忍耐，忍耐一个多小时，不要让我这个从遥远的湖北神农架深山老林来的老农民难堪，好不好？
　　我想说文学的痛苦无外乎就是三种吧。一种就是社会的生态环境对作家带来的痛苦；二是作家思索造成的精神挣扎的痛苦；还有一种是，文坛有一批搅屎棍子，把文坛搅臭，他们好从中获利。败坏文学的声誉，让文学臭不可闻，让纯文学作家痛苦不堪。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痛苦，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那些故意的封杀和禁止，为一首诗，一篇小说获罪，把你杀掉，把你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都没有了。有的只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涣散而导致文学的凝聚力崩盘，让文学滚蛋了，滚出了人们关注的视线和精神活动的中心。但是写作它又是必须的，我是说一种文字表达，它是人类的一种倾诉方式，是一种习惯。文学同样是一种传承，就像一门技艺。既然文学是一种事实的存在，从业人员又很多，研究者也不少，形成了产业和阶层，国家还有臃肿的机构来管理这些作家和作品，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传统精神劳动方式，一种夕阳产业，一种不太景气的、可以由商业兼并、政治驯化、特殊保护的行业，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
　　在这里，为了便于表述，我还是把文学的痛苦拎出了个一二三。一是：作家成了沉默者。作家本来是发言的，说话的，可如今所谓的作家几乎都潜水入海了，他们成了集体的哑语者，在任何一个社会事件的关头，你们能看到一个作家来发言吗？他站出来说话吗？他们懂得了沉默是一种对自己的庇护，实际上，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人民抓住了他们自私的小辫子，也是因了他们的写作姿态让我们的文学逐步的蜕化成大时代的软体组织、爬行动物。第二是：文学三心二意，乖巧无比。我们的写作本来应该是果断的，专注的，勇敢的，可如今却有了太多的犹豫和算计，不再是单纯的写作和作品的呈现，加入了许多非文学的因素。比起八十年代的作家，现在的作家内心复杂得多，势利得多，现实得多，也丑恶得多；三是：作家抛弃了人民。我说抛弃不是一个简单的丢失，而是一种大的彻底的割离。作家离人民越来越远，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是可怕的，结果是人民让文学滚得越来越远；四是：文学的商业化势不可挡。一部作品要靠炒作和吆喝，仅仅埋头写作已经不行了，没有经济实力和条件的，没有各种关系，哪怕作品很好，写了也白写；五是：文学不再是思想的产物。作家本来是思想者，在每一个时代他都是思想的启蒙者，引导者，可现在文学界与思想界渐行渐远，文学变成了没有思想的文字表达。而八十年代的文学却带有思想爆炸的意义；六是：写作更困难。靠一篇作品轰动和走红的现象不可能再现了，作家的成功要付出比过去任何时代的作家和诗人艰辛数倍的努力；七，最重要的是这个时代没有一个文化的旗手，没有一个文坛的领袖。文坛的精英们始终都在坚持着他们自以为是的矜持、冷漠和暧昧。而现在的文坛又特别需要一个主持正义、评判是非、振臂一呼的文坛领袖，但是很遗憾，至少这样的人物我还没看见。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却没有一个敢于承担，敢于牺牲，心胸开阔，站出来为大家说几句话的人。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
　　为了对付上面我总结的这些所谓痛苦，我们这种充满个体艰辛的劳动和喃喃自语的写作生涯，需要自我调节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神经支撑。这种写作的痛苦就是一种恐惧和精神折磨。写作就像一个人走夜路，胆量，韧性，不屈不挠的内心狂热是必要的前提。我们深知，文坛其实最是一个黑白颠倒，价值混乱的地方，作家所谓精神坚守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强烈的世俗化和功利主义已经将作家们的头脑都漂洗过了。比方说，如今作家们在一起，不会去谈什么文学了，作家们谈文学被认为是一件幼稚可笑的事，很过时的事，一种乡下业余作者才干的事。作家们的交往大多虚与委蛇，互相提防，敷衍。所谓笔会也不再写小说搞创作改稿子，而是喝酒打牌、讲黄段子、游山玩水，洗脚按摩。这是在文学的内部；而外部，当文学退出整个社会的话语中心后，它的霸权心态和神圣光环没有了，由高处往下跌落的结果是自卑和封闭。我想文学为什么远离了人民，它自身惊人的封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利用自己的手腕切断了与人民交往的路途，所以它不受人民欢迎，不再那么入群激越。
　　文学当然是伟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没有文学，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文学。可文学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虚构。他会让作家不自信，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真实的事情、耸人听闻的新闻什么都可以看到读到，但文学还是个虚构的东西，仿佛写作者就是个说谎者。“作者是骗子”，美国批评家米勒在《文学死了吗？》这本书里就有这个小题目。他说文学仿佛是谎言，因为文学作品与谎言都是与事实相反的，没有对应的指称物。他评论普鲁斯特的一章就叫“作为谎言的文学”。他批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这部曾感动过无数人的小说，他说普鲁斯特常常对谎言和文学说同样的事情。因为这样，作家觉得无论怎样的表白都不能令人信服，作家对题材的选择，对语言的使用就会出现心理障碍，会出现强迫症和忧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紊乱的紧缩症状。精神疾病的一种就是广场综合症，怕见人，怕这个社会，不愿到广场上去与大众交往。这样与人民和社会现实的隔阂会越来越严重，作家也就失去了情感交流的对象。这当然造就了一批作家向内挖掘的深度，向内走，走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但是文学必须要向外，向现实，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硬着头皮也要做的事。向内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于是，作家在选择读者上面，在引诱别人欣赏自己的作品上面便像无头苍蝇。各种奇怪的文学主张，奇谈怪论都出现了。在这样的读图时代，你很难把读者拉到字里行间和一本书里。由于商业的介入，让我们的文化现场变得极为糟糕。吹到天上去了的作品，那些所谓名家的，有市场号召力的却发觉很烂很差，读者一次一次地感到上当受骗。又是“狼来了”。狼来了的时代就这样来了。那些想亲近读者进而想亲近时代的作家遭到了心理的重大打击。自闭症更加严重，对读者充满了怨恨，而读者仗恃着这个商业社会的强大后盾，和拥有互联网可以任意骂大街的优势，更瞧不起作家，对作家不屑一顾。作家与读者的紧张关系犹如文学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它们是一回事，是一个悲剧的两种结果。
　　我现在要说到坚持。有一种坚持是精英文学对那块地盘的唐吉诃德式的坚守。这还多少值得赞许；另一种坚持是自欺欺人的悲壮狡辩。恕我直言，我要直捣一些作家写作的老巢——这就是当下文学现状存在的弥天大谎：小说就是虚构，小说就是回忆。这两个观点不是产自中国，是外国的胡言乱语。我去年在上海的城市文学讲坛上说过这些，我没使用弥天大谎这四个字。这两个观点一个是马尔克斯的，一个是博尔赫斯的，现在成了一些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尚方宝剑和圭臬。但是，在文学遭遇如此尴尬的境地时，与人民产生了对峙和隔绝时，你要一种新的让他们产生好感的交流，一种极亲切的、理解他人悲欢的手段恢复人民对文学的信心。虚构和回忆，成了文学的潮流，也成了文学使人厌恶的标志性产物——虽然这种潮流的裹挟带有一种集体的力量，但我不认为这种力量有什么历史重量。当作家们在那儿喋喋不休、连篇累牍地回忆他那点儿童年和少年的烂事时，并且说童年的记忆可以写一辈子，这绝对是放屁。如果真的这样，作家的智慧和智力也就保持在童年阶段了。成了永远长不大的病态儿童和少年。这样的坚持有何意义？
　　自闭绝对是一种退守，退守就是承认他人对自己地盘的入侵、扩张。说重一点就是放弃阵地，缴械投降了。自闭不仅是在掐断自己，也是对文学前景的扼杀。这使得文学面对我们的社会现实不敢担当，失去了起码的职业勇气，胆怯而麻木。面对这个如此变革而动荡的时代，这样激烈残忍的生存博弈，我们不想挺身而出，没有一种与社会对话的渴望。我们为什么不去思考一个曾经自给自足人人平等相亲的社会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裂痕？富人和穷人、官员和老百姓、底层人和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之间为什么产生了如此之大的隔阂和如此之深的仇恨？文学难道真的不能对这些做点什么吗？文学是不是真的无能为力了呢？绝对不是的！　
　　当然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文学真的是很难，它首先是要解决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存在为什么是合理的？它要用作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不可以进行逆向思考呢？生存和主动的出击，生存和思考为什么不能同时进行？你主动的出击你生存的空间才会扩大，你和人民一同思考，你才有生存的土壤。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为文学献身？我们为什么要走近这种职业？文学作为人类历史和生活的顽强记录者，作为坚定的人类崇高生活的推进者，它本身就具有进攻性和叛逆性。它只是作为书斋书写的方式，而不是书斋生存的方式。那些追求历史定位的作家应该明白，我们的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文学应该穿透到社会的底层。文学家是孤独的，但文学的本身不能孤独，它必须以千万人的呼喊和挣扎为依托。
　　风平浪静的心态必然产生死水微澜的文学。有一部分作家真的是解除了武装，从内心获得了少有的安宁和舒适。仗着才华和运气的铺垫，他们拥有一切。相当规律的生活起居，良好的身体，无忧无扰的写作环境，源源不断的文字生产……他们什么都不缺，没有危机感，没有江郎才尽的担忧。这些人希望文学是常态化的一种职业，是千千万万职业中的一种。文学不能再拔高了，拔高到神圣的地位。文学与政治生态正常化的过程，的确是经过几代人的血泪奋斗才换来的，应该倍感珍惜。他们认为今天才真正回到了文学的故乡，文学终于获得了它应该有的宁静、秩序与尊严。因此作家不要内心充满不安、激愤和痛苦，对文学不应作过多的苛求，文学不应承担与其身份不相称的重量。否则，文学要是重新沦为政治生活的工具和打手、害人者和被害者，成为社会集体癔症的发泄通道，那对文学和作家将是又一场灾难。
　　这话是对，我不否认这种说法。他要过分强调这种说法，他可能已经是这个庸俗的消费时代和商品经济社会里的幸福者、幸存者和幸运者，他们已经是利益集团中的一员，对日渐兴起的权贵资本和权贵政治所造成的社会不公，见怪不怪了，他们的内心保持着绝对的松弛和闲适，他们有足够的资格和本钱陶醉在自己的版税、别墅、工作关系、级别待遇、社会头衔和几乎贵族化的生活方式中。在全世界，只拿工资不上班的作家，怕只有中国。在国内，只拿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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