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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五四”文学理论与“五四”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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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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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应表现什么时代精神呢？他在１９２０年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一文中说明“德谟克拉西”是新文学应表现的时代精神。这同陈独秀所说的白话文学最有价值的时代精神是德谟克拉西，与李大钊所说的世界绝大的思想潮流是平民主义，同毛泽东所指出的“各种对抗强权（包括文学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２０）］，在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茅盾还认为“现在德谟克拉西已经放大范围”，它和“尼采所深恶的德谟克拉西”有些不同，即注进一些新的思想因素［（２１）］。他的这种看法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稍后在《平民主义》一文中对德谟克拉西的解释基本上是吻合的。与此同时，他积极评介俄罗斯文学、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德国无产阶级文学，多次评介高尔基，等等，这既是他革命的政治倾向的自然流露，也是他“五四”时期新文学理论中具有新的无产阶级思想因素的重要原因和表现。这在当时的文学理论战士中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３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使命是在彻底推倒封建旧文学的基础上创建白话语体的反映社会人生的表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学。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在如何创建新文学方面都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尤其鲁迅和郭沫若从创作实践方面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范例，为新民主主义文学这座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而茅盾则从理论上对创建新文学的途径、方法、标准、要求等作了进一步的探究，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译介西洋文学是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真正有价值的新文学的“路子”［（２２）］之一。陈独秀早就提出新文学应以灿烂的欧洲文学为楷模，胡适主张以西洋近代文学为创造新文学的范例，周作人提出以西欧人道主义文学为榜样，同茅盾并肩协力战斗的郑振铎讲得更明确：“想在中国创造新文学，从那些纷如乱丝的，古典式的，陈陈相因的，大部分为非人的中国文学书中，是决不能成功的。所以不能不取材于世界各国，取愈多而所得愈深。新文学始可有发达的希望。我们从事文学者实在不可放弃了这个介绍的责任”。［（２３）］茅盾则不仅一再强调译介外国文学对创造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还从文学的社会功能上阐述译介外国文学的意义。他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尚未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象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２４）］？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在《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一文指出：“希望佛罗贝尔的‘视文学和宗教’的虔诚严肃的文学观在国内普遍起来，校正数千年来文人玩视文学的心理”。［（２５）］如果说，在对于译介西洋文学的重要性的认识上，茅盾比文学革命倡导者只是深入全面一些的话，那么，在对待译介西洋文学的态度、方法等方面则有明显的差异，甚至有质的区别。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不少先驱者“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２６）］。这种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表现在文学上，就成了盲目地否定中国文学遗产，盲目地模仿西洋文学，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上的“主义”的生搬硬套。而茅盾则能打破形而上学的羁绊，根据新文学建设的需要，大体能以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译介外国文学，辨别各种思潮的真伪优劣，以备创造新文学所用。 茅盾当时对待过去一切时代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态度已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他明白地认识到，“前人学说有缺点，只是意中事，不算前人不体面。后人倘然不能把他的缺点寻出，把他的优点显出，或者更发扬之，那才是后人的不体面呢”。而且，茅盾认为，我们无论对于哪种学说，都要放出公平的眼光，把它看作一种工具，“帮助我们改良生活，求得真理的”。“我们尽管挑了些合用的来用，把不合用的丢了，甚至于忘却，也不妨”。［（２７）］这种精神，与鲁迅主张的“拿来主义”是基本上吻合的。基于这种认识，茅盾曾用批判的眼光介绍尼采学说，并未对其全部思想进行简单地否定。
因此，不论是对于西洋的各种文艺思潮还是外国作家作品，茅盾在大量地译介的过程中，大都能采取具体的分析、批判态度，反对冒冒失失的“唯新是摹”，力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创造新文学所用。对于各种文艺思潮的介绍，不论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写实主义、表象主义等，茅盾也都能运用“公平的眼光”一分为二地予以评述和辨别，既指出可取之处，又点出毛病所在。对于写实主义，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都介绍过，并把它作“五四”新文学的主要创作思想和方法，但他们大都没能对写实主义作出具体的评判分析；而茅盾对于写实主义，则不仅极力推崇，而且在充分肯定写实主义的特长的同时，又指出它有两大“毛病”：“（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即暴露）而不加主观的见解”。［（２８）］为了弥补写实主义的缺陷，茅盾主张新文学必须以“理想”作为描写人生的“骨子”。这见解当时是颇为新鲜、精到的。
在“五四”时期那种情势下，茅盾对中国“旧文学”也不象有的文学革命倡导者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他相信“现在创造中国的新文艺时，西洋文学和中国的旧文学都有几分的帮助。我们并不想仅求保守旧的而不求进步，我们是想把旧的做研究材料，提出他的特质，和西洋文学的特质结合，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２９）］。这种对待中国古代文学的科学态度以及中西文学“结合”的见解，在当时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创见。
更为重要的是，茅盾认为中国新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占一席之地，走向世界，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他强调指出革新文学不在“模仿西洋”，而重在“创造”。他说“今日谭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３０）］。在这里，他的认识又在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之上。陈独秀曾良莠不分地强调中国新文学应以西洋文学为模本；胡适把欧美文学看得完美无缺，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周作人则一味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创建应当学习日本的善于“模仿”精神。虽然他们在“五四”新文学倡导期强调“模仿”西洋文学对于创造新文学不乏积极意义，但是“模仿”毕竟不能代替“创造”，惟有在借鉴与学习外国进步文学的前提下，发扬创造精神，才能建设真正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学。茅盾独具慧眼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我国自改革以来，举国所事，莫非摹拟西人。然常此模拟，何以自立”？为使我国在“二十世纪之发明史上”占一席地位，必“具自行创造之宏愿”［（３１）］。为此，他曾对当时文坛上一味摹拟而缺乏“创造”精神所带来的弊病，给以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模仿的小说实是大害”［（３２）］。
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创造新文学呢？茅盾认为应坚持以写实主义为主的多种创作方法。他说：“写实主义在今天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３３）］这不单能看出他对输入外国文学的态度，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外国文学是博采众长的，而对写实主义尤为注重。但他对其他的创作方法亦不排斥，而要求从创作新文学的需要出发，取其所长而用之。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鲁迅坚持以严峻的写实主义为主体，以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为辅，他是开辟以多种创作方法创造新文学的大师；茅盾则是从理论上探求以多种创作方法相互为用来创造新文学的前驱。
茅盾不仅批判继承了写实主义，强调它在创造新文学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能根据新文学创造的实际需要以及写实主义本身的局限，提倡表象主义（即象征主义）。他认为“写实主义的缺点，使人心灰，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激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我们提倡表象，便是想得到调剂的缘故”；加之“现在的社会人心的迷溺，不是一味药所可医好”；况且从文学的发展来看，“表象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得不先提倡”［（３４）］。这便是茅盾之所以提倡表象主义的理由。茅盾对有颓废倾向的表象主义虽未以批判的眼光予以辨别，显得含糊，但是从他提倡表象主义的动机——意在取其合理因素补正写实主义之不足来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茅盾对新浪漫主义也相当推崇，认为这是世界文学和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趋向，要取其“兼观察与想象，而综合地表现人生”的特长，以指导新文学的创作。茅盾对于新浪漫主义虽未进行具体批判，但他只摄取它的“分析与综合”的创作手段和表现新理想的精神，旨在更有效地创造为人生的新文学，其精神仍然有可取之处。而且，还有必要指出，茅盾所提倡的新浪漫主义是有特定内涵的，即指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为代表的新理想主义，而决非指印象主义、唯美主义。
总之，茅盾这种“博采众家，取其所长”，以多种创作方法指导新文学的创造的态度和主张，在当时无疑又是最为正确的。
４
众所周知，批评家的茅盾是先于小说家的茅盾的。他历时６０余年，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就开始文学批评活动，是我国现代最早的卓有成就的文艺批评家。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别林斯基。
首先，茅盾是“五四”新文学创作少数最早的扶植者和评论者之一。茅盾早期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主要鼓吹者。但他首先是通过文艺评论来宣传他的这一文学主张的。为了给“为人生”的文学开路，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鸳鸯蝴蝶派，撰写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对鸳鸯蝴蝶派粉饰黑暗社会，宣传颓废情调以及散布色情毒素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区分新旧文学的唯一方法，就是要看作者对文学的态度如何。另外，对学衡派、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未来派等思潮，他也进行了坚决批判。在“五四”新文学发轫之时，面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反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新文学创作应当向何处发展？是走现实主义道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或者是其他？正是茅盾高举起了现实主义旗帜，为新文学的健康发展排除障碍，极力引导文学走现实主义之路，其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的。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一员主将，理论家兼批评家。他的文学主张促进了叶绍钧、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发展，鼓舞他们写下了不少探讨人生问题的作品。尤其要指出的是茅盾还最早认识和肯定了鲁迅的伟大成就，是鲁迅最早的知音。１９２１年鲁迅的《故乡》刚发表，茅盾即在同年８月《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精辟地点明鲁迅写作《故乡》的根本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１９２２年《阿Ｑ正传》刚发表前四章，当有位读者对于《阿Ｑ正传》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及其艺术成就缺乏正确认识的时候，茅盾第一个站了出来，就断定《阿Ｑ正传》是“杰作”［（３５）］。鲁迅《呐喊》出版后，当人们还存在着不同看法的时候，１９２３年１０月，茅盾发表了《读〈呐喊〉》，他把鲁迅小说和“五四”新文学运动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呐喊》在内容上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时代精神，在形式上也具有革命的创新精神，“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评论者对鲁迅的毁誉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对鲁迅的认识，有的幼稚、片面，有的甚至歪曲、污蔑。而第一个把鲁迅的创作当作是“五四”新文学的主流的就是茅盾。茅盾是鲁迅创作最早的热情的肯定者和宣传者。
其次，茅盾是现代小说批评或文艺批评的开拓者之一。过去的小说批评，历史上只有评点式，很少有系统的理论和分析。清末文学改良运动提倡“小说革命”，开始认识到小说有改革社会的重要作用，出现了一些例如梁启超的《小说丛话》之类的评论，但没有摆脱评点派的影响，并且只注意小说内容，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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