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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的文学回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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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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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引
事隔一个世纪，回首中国现代文学发轫、奋争、勃兴和曲折发展的轨迹，抛开教科书的提炼和浓缩，钻进那个时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论家的杰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声音的重量"。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等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带有偏见的章土钊、吴宓，还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带有思想启蒙性质的一批文论家，他们个性化的声音和光彩夺目的思想，仍如划过苍穹的星光，以亿万光年的幽光穿透岁月，穿透时空，直射大地深处。
他们在那个时代激烈地吵过、骂过、恨过，对立过，也合作过，是非恩怨都已成为历史，今天，以一个后来人的目光瞩目这些思想家，瞩目那个时代，我以为，这应该算是春秋战国诸子纷争以来的又一个文化复兴和创新的起点，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透过历史的时空，再次解读那个时代杰出的英才，对于未来文学的发展如何定位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里只选了9个小节，评介了10多位在中国现代文学评论中有影响的人物，并不想作什么批判，只是作一点介绍而已，既算是一点读书笔记，又算是随笔漫谈，对营养不良的自己，开一点补药吧。
1、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胡适和陈独秀
狂飚突进的新文化运动的掀起，这两位先驱的确功勋卓绝。胡适是急先锋，陈独秀则是旗手和主将。
1915年，参与"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流亡日本的陈独秀心怀抱国救民之志回国，创办了《新青年》，以此为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倡导一场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文学上，提出了"打倒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革命口号，然而，何为"新文学"，陈独秀也是一时难以找到答案，只提出了"写实主义"的精神。
巧合的是，此时留学美国的胡适也思考的是文学改革的问题。他在考察欧州文学史的过程中，形成了用白话文代替古文的革命意识，1916年7月，胡适以"文学革命"的意见与任叔永、梅光迪等人进行论辩，遭到数落，结果倔强的胡适认定，死文字产生不了活文学，若要造成一种活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不久，他提出了新文学"八事"主张，写信给陈独秀，表述了文学改革的心愿，结果，两位先驱一拍即合，陈独秀立即敦促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1916年11月，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宣言书－－《文学改良刍议》在胡适手下诞生，1917年1月1日，《新青年》刊出此文，新文学革命始告兴起。
《文学改良刍议》是以很温和的学术讨论的态度行文，开篇坦言："此事（文学改良）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立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研究的。"所谓"八事"，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这些主张，作为思想启蒙的檄文，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和西学的借鉴，也有独杼心机的发挥。如在"言之有物"中，提出"物"有二事，一是情感，二是思想。"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浓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未矣。"在"不摹仿古人"中，提出"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带真赝鼎而已。"在务去"烂调套语"中，切中套语陈言，"其流弊所至，遂令中国出生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在"不避人俗字俗语"中，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点，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案，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这些鲜明的观点，不再是传统的翻版，而是一个先驱者的思想灵光，今天看来，也是立论中肯客观，绝无意气用事之偏。
此文一出，新文化阵营里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李大钊和鲁迅都先后表示了称誉和支持。连政治界的孙中山、廖仲恺也盛赞："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一时以胡适为楷模，1919年还在上海专门拜访胡适，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运动。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抛出，声援和发挥了胡适改良文学的主张，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强烈的战斗激情高呼"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抨击了"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的文学观念，历数了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委琐陈腐，把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并举，宣布了文学革命的任务，兴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随后，胡适归国进北大当教授，与陈独秀共事，一时间，在北大集结了一大批活跃的文学精英：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周作人、鲁迅，还有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这些先驱起而应之，便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先声。
在陈、胡之前，梁启起、严复、夏曾佑、王国维都在文学改良方面深入进行过探索，但这些硕学之士都未能跨越传统的束缚。陈独秀、胡适敢为天下先，以形式和内容更新，双管齐下，打破传统，导引了中国新文学的方向，其破旧革新的勇气和精神，成为上个世纪最响亮的声音。
2、中国现代文学最具影响力的础石：鲁迅和周作人
从理论到实践，周氏兄弟都是新文化运动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理论上，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呐喊。自序》、《中国小说史略》、《中国新文学大学小说二集导言》，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沉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有力回应，又是现代文论的经典之作，几乎影响了一个世纪文学价值取向，奠定了新文艺批评的础石。
创作上，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各领一路风骚，成为杰出的大师。同时，致力于西为中用，译介西方作品，两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丝》，在二十世纪初都具有开启一代新智的药力。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评论的处女作，创作于1907年，发表于1908年。鲁迅先生刚出手就表现出非凡的才力，由此文窥视鲁迅一生的成就，显而易见有两个源渊：一是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对传统文化的清醒理解；二是广阔的西学视野和自觉的艺术追求。他像中世纪的但丁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雨果一样，在整个文学和思想领域，"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韩愈语），具有横跨两个时代，开创一路新风的大勇大智，这篇长篇论文，大部分篇幅是介绍拜伦、雪莱等八位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和思想，鲁迅从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上，归结出一种思想－－"别求新声于异邦"，发出民族的"自觉之声"。在当时西学盛行的时代，这一认识是格外清醒和理智的。到了他的理论成名作《＜呐喊＞自序》中，鲁迅创作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就显而易见了。这篇序言更像一篇散文，在自叙生活经历和思想历程中，贯穿了他的文学主张－－那就是人们都熟悉的"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和"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个主张，加上《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的影响，直接启蒙和奠定了中国现实主义的道路，瞿秋白曾给过中肯的评价：鲁迅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鲁迅评论的代表作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一集的导言是茅盾，三集的《导言》是郑伯奇）。这篇《导言》，几乎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潮"社的一批小说家有了一个全面的扫描，鲁迅先生对俞平伯、罗家伦、汪敬熙、欧阳予倩、叶绍钧、杨振声等十多位小说作的评点，眼力和笔力清晰明达，很有意思，显示了文学史家的气魄。这篇《导言》作于1935年，是鲁迅思想和经验完全成熟的时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确是一篇不可轻视的杰作。
鲁迅提出了"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主张，但意气的东西多，适时应景之作多。周作人则有一种平和、宽容的态度在骨子里。周作人在文学理论上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载于1918年12月《新青年》上的《人的文学》便是新文化运动之初思考新文学走向的先驱之声。精通中外、学贯中西的周作人，考察欧洲对"人"的真理的发现和中国文化传统，提出"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所谓"人道主义"，实质上是提倡人性解放，指向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禁人欲、灭人性"的反判。"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制以救灵魂。""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中是人性。"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文学，便使文学更接近世界文学的发展脉络。周作人所提倡的人性、人生、人的道德的主张，在两、三年后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时，把这些思想都溶了进去，发展成了一个文学流派。
周氏二兄弟在文学理论上各有一本专著很值得注意。一是鲁迅写于1923至1924年间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是周作人写于1932年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两本专著都是用历史的眼光和史学的胸怀透视中国文学演变发展的大作，既有对传统的否定和破坏，又有对新文化的探索和创见，尽管鲁迅和周作人后来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摒弃政治分歧，谁也无法否认他们在现代文学中的大师地位。
当然，两个人所走的道路是有分歧的，由于各自文学主张的不同，两人发展的结果也不同，如何其芳评论的："鲁迅是一个执着的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其结果就不但冲破了封建的旧礼教，而且也从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走了出来，成为共产主义者；周作人是一个地道的个性主义者，其结果就只是对旧社会妥协、屈服，以至于最后成为日本法西斯的工具"周作人性格上的弱点由此可见。
3、两位固执己见的学者：章士钊与吴宓
这两个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是"保守派"的灵魂人物。章士钊是"甲寅派"代表，吴宓是"学衡派"的代表，他们的理论主张属于现代文学的逆流，在其所活跃的时代以至当代都始终受到批评和抑制，在人们的印像中，这两个人物既顽固、又落伍，好像活得很不合适宜。
但抛开门户之见，细读当时他们的理论原著，有一些见识又不能不令人佩服，比如深厚的国学基础、论辩的宽容态度、学术的扎实精神等，确有可借鉴处，不当一棍子打死。新文化运动中的论争很多，大多都是为了自张其说相互抵牾，就鲁迅骂过的文人，也不见得个个反动透顶，保守透顶。在那个时代，有论敌，才足见出各自主张的显要。章士钊和吴宓都是被鲁迅"骂"过的文人，其整理国粹、抵毁白话的主张显然不合潮流，两人后来亦"自知理亏"，一个转向法学研究，一个转向"红学"研究，都自成一家。
在章士钊的《评新文化运动》与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中，我最为看重的是这两位评论家的文学批评态度。章士钊从"文化"、"新"、"运动"一一剖析，反驳"新文化运动"，言之凿凿，而意态平和，与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一面保持反调，虽观点偏颇，说理辩论却格外冷静，如"今之谈文化者，不解斯义，以为新者，乃离旧而瞬驰，一是仇旧，而惟渺不可得之新是骛。"为[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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