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还借鉴了明遗民王夫之唯一的戏剧作品《龙舟会》的构思。这篇传奇剧叙述民女谢小娥的父亲谢皇恩和丈夫段不降（注意这两个名字的寓义）出外经商而被恶人杀害后，托梦给小娥。小娥在观察判官李公佐的指点下，判知凶手的身份。于是女扮男妆，到杀害父亲和丈夫的凶手申兰、申春家中做佣人，后设计杀死仇人，报了家仇。《龙舟会》本事出自唐人李公佐的传奇《谢小娥传》。此前，阿英也曾著文推之为明代遗民戏剧的代表25。在结构上，阿英《杨娥传》套用了《龙舟会》的故事间架。丈夫被杀、矢志复仇、化身近仇，甚至于故事中的梦示……这些情节都可以说是从王夫之的戏剧中脱胎而来。

    剧中，《杨娥传》基本上舍弃了有关正方男性的故事，而以演绎女主角的复仇行为展开。国破家亡的杨娥，回到乡里毁家纾难、联络义士组织抗清，承担复仇的责任。与多以奇巧串通，显露出一种丝丝相扣的精心组织和绵密结构，富于传奇情节的《龙舟会》相比多有不同；谢小娥的孝行烈性是通过作者设计的机巧故事展开。而《杨娥传》中，除了武艺出众并以当垆酒家女身份接近仇家吴三桂的某些场面以外，这个故事并无过多可以充分展开的奇异戏剧情节。剧中许多场面是通过对话和梦境展开，带有观念化的痕迹；而以吴三桂试图迎娶杨娥而杨娥却因病身亡以至大雠未报的方式结局，有故事未充分展开，结构上明显局促的一面。但剧中处处铺排杨娥处心积虑复仇的性格，展示了其以弱小能力而坚持复仇的精神，其不屈不挠，以卵击石的意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戏剧主题中突出了指责吴三桂这一类身负国家大任的男人，为逞一己之私而败坏了国家命运的不负责任的男性欲望；同样，表彰

    的也就是杨娥一类女性们在事关国家民族大义上的道德操守。这明显是通过对男女不同思想行为的差别叙述，更多的是传达一种道德观念符号和社会批判的意图。

    孤岛时期的历史剧，以明末秦淮名媛的戏为最多。如《董小宛》26、《陈圆圆》27、《李香君》28和不断在舞台翻演的《桃花扇》，后来阿英写的《碧血花》（《明末遗恨》）和《杨娥传》29等等。这些剧中角色多是世人艳称的美丽多情的风尘女子，而个中又以两种故事非常流行。其一就是这些故事中的女性都是富于道义、勇于牺牲为民族国难而抗争的英雄；其二则是她们抗争方式——流血式的反抗。二者往往总是相伴而生。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以头触柱，血溅于扇；《碧血花》中的葛嫩娘的断舌喷血。美女流血——形成非常独特的戏剧画面。

    在道德喻意充盈的中国文学中，美人的喻意往往与国家民族相关。美女流血牺牲而产生的直接联想可以是国家残破与民族受难，而从观众感受的角度，美女又是现世庸德的代表符号。普通人的生死虽然可以让人感受到死亡的意义，而美女的死亡和喋血，会使这种感受效应放大。表面上，这种故事依然从属于男性的叙述话语，这说明着孤岛戏剧对世俗审美观念的遵从，实际上，这种设计有着丰富的意义生成，还有着玉碎和花凋的文人式想象在其中。美人失偶或遇人不淑还与文人功业难就或者被社会冷落有着相近的情绪联想。

    在阿英等人的创作中，这种配置非常多见。如《碧血花》与《桃花扇》的明显相似处：一是主角葛嫩娘和李香君同是风尘中秦淮美女。二是二人以死相争，都以流血抗拼的形式。李香君是以头触柱、血溅团扇；而葛嫩是在抵抗清军的作战中被缚，其死也以流血的形式展开。她以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喷血于敌酋之面，极富于夸张性。她与香君流血的意义相近，却有着更决绝的壮烈气氛。这种儿女殉情式的爱情故事，其实际所指已经放大。这是一种框架叙述，儿女爱情是叙述框架里的小部分，抵抗外侮的民族大义是“大”故事。这样，爱情破灭成为家国破灭的伴生形式，男女爱情在国家民族命运背景中有了更大的意义和价值。作为与国家民族命运相关的爱国者，流血就有一种献祭的喻意，是一种表达忠诚的必要形式。置于国家历史变动的大事变中，个人的生死爱情命运与家国相连，流血的意义就有了延伸，意义实现了升华。这种家国危难背景中的爱情显示有着沉重的沧桑意味，尤显珍重。

    美女流血的意义生成，既有道德的，也有审美的。血所具有的色彩和质感，使血在象征骨气、坚贞、反抗、德行、灵魂等等人的道德属性时常有震撼性。古有苌弘血化碧30、杜鹃啼血的道德神话31。《桃花扇》里，文士杨龙友把香君流的血点染成桃花，是把惨烈的流血，赋予了审美的意味。当血的意象也转化为鲜丽的桃花，以桃花比女德，正和苌弘化碧有相同的比喻功能，是暗示香君是传统道德中的女德的典范32。正因为如此，阿英以碧血花来命名作品。这里，血、碧、花以其独特的色彩与物象联属，与个人精神品格的多重含义相对举时形成一种意义繁复的形象构成。这也形成一种明显的血与花之间的意义迁化。血是精魂、献身、牺牲、残酷等等诸种乱世反抗牺牲等等意义的承载者，又是涤荡灵魂的去污剂。推开来讲，这样的节烈道德故事发生在一个妓女身上，她的流血也是为国家民族的。这就更属于对传统道德的反讽和复写。这其中以流血象征为国家效忠的意义过渡都很自然。这里有意味的是，在弱女以死抗争的节操故事中，二女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两个故事中的女主角都是以血抵抗，她们虽然非良家女，却是有着令人震撼的道德勇气的忠贞烈女。可以看出，流血在这里就有了一种重要的涤污功能。在文学和宗教的意义里，浴血又是新生的暗喻，流血使这些传统道德中的不良人物及其伴生的普通行为升格为一种超越个人品格的行为，具有了重大的意义生成。流血就是一种特别的意义迁化形式。比喻主人公妓女身份，通过流血的行为得到了改变，从肉体到灵魂上都获得了新的生命。无论她以前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血的洗浴之后，她灵魂品德已经升华，成为道德上灵魂和肉体的纯净和高贵者。在这种道德去污的过程中，流血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虽然现实中的流血场面是可怖的，在戏剧舞台上出现美女流血的场面，一方面是舞台造型的效果可以使流血场面产生多彩的想象和美丽的画面形象；另一方面也是以美丽女子的喋血和抗争唤起观众的的审美联想。通过对比和反衬而产生强烈的效果，使舞台场面更加生动，进而带给观众在生理和心理上的震憾。所以在孤岛戏剧中，往往变本加奇地有意设计渲染美女流血场面，体现其独特的色彩设计和美术造型的形式意图。另外就是体现一种象征的意义，女性都是弱者，对弱者和失败者而言，流血就是他们最后的反抗，也是他们的结局。如果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想起来，这背后的含义就是，亡国者是玉石俱焚，无论是美女还是普通人，流血是亡国灭种的直接方式。

    西方古典主义艺术理论家莱辛曾说过：“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凡是为造型艺术所能追求的其它东西，如果和美不相容，就必须让路给美；如果和美相容，也至少须服从美。”33流血是国难故事中的常见内容，而美女的流血带着更复杂的意义，除了死灭之外，又象征着家园、生活、爱情种种美好事物的被摧残和迫害，带了精神上抵抗的意义，浴血重生也成为女性故事中精神升华的乐段。女性喋血救国的故事虽然有寄沉痛于艳情的耽美成份，却也折射了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绝望和哀痛。而耽美的用意，使其戏剧张力也更为丰富。

              三  民族主义——孤岛戏剧中女性叙述的道德基点

    阿英等孤岛戏剧的女性叙述主题往往从表现民族主义、集体主义道德思想道德上展开。在孤岛时期之前有关女性题材的历史剧中，女性与道德问题既是戏剧中的焦点，又是难以清晰表述的难点。之所以为难点，就是因为集体道德和个人道德的标准常常在同一事件上出现不同或相悖的意义评价。夏衍和熊佛西都写过以《赛金花》为题的剧本，夏衍也写过反清的革命女性《秋瑾》的剧本，欧阳予倩写过《潘金莲》和《桃花扇》。不断重写的这类女性故事中，其构思多是以表现个人性格为内容，以颠覆传统的个人道德观念为指归。欧阳予倩1926年的《潘金莲》是为潘金莲翻案的新剧，她是一个不甘于屈服命运，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她的犯罪有着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意味。熊佛西写《赛金花》，以赛金花的“身世盛衰为经，以民族近世之忧为纬”，虽意在讽刺社会，以启“爱国的情感”34，但对赛金花这种身份人物的正面表述，还是有着明显的反传统道德的意图。这些也可以说是对男性话语的解构的戏剧故事。社会中对传统道德的反动与新道德观念的不确定性，常常使这类戏剧引出激烈的社会反应。这个中国版的《羊脂球》和《潘金莲》都曾因为被公众争议，在以反封建为时尚的年代，却遭到禁演的命运。其深层原因却是潘金莲的通奸杀夫，赛金花是因为和敌国军人睡觉。一个是自私自利，一个是有辱国体。这正合于现代文学中不涉及民族主义因素的叙述时，对女性的道德观念相对宽容的现象。比如：当《潘金莲》和《赛金花》中的主要角色引起公众的争议时，《桃花扇》中的香君和《秋瑾》却常常有着相对一致的认同效应35。民国革命文学的话语中，关于秋瑾的戏剧向来极多，仅秋瑾就义的当年和次年，就有五种秋瑾戏剧，而且多以霜、血等命名剧名以形容秋瑾女士的志节36。这背后不仅仅在于秋瑾的男子行为的奇特，更与其追求民族革命的理想，救国牺牲有关，对长期浸染在忠义道德教育的中国公众而言，这是高尚行为，其在女德上的缺失可以忽视。这说明女性故事在文学话语层面上，封建道德观念借助于民族集体主义情绪依然占据对戏剧人物评判的上风。

    战争背景下，女性道德更是受制于因战争而高涨的民族主义观念。民族主义道德既然是作为支配着女性为主角戏剧的观念，就不免有概念化的痕迹。这使爱国这种道德成为最重要的人物标准，在这种前提下，孤岛历史剧不免带有道德叙述简单化的模式。

    抗战之初，欧阳予倩将孔尚任的历史剧《桃花扇》改良为平剧。在对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处理上，就和原来孔剧中不同。孔的原著是侯李二人双双入道。而欧阳予倩改编为侯生是变节降清，李香君则恨恨而死。这种改变有其民族主义观念的道德意图，尽管作者说是根据史料的真实来设计的。这种设计改变使风尘女子李香君与侯方域和其它晚明士林人物形成鲜明的道德比照。李香君被塑造为忠于爱情，不畏权势，志向坚贞，矢志不移节操的爱国女子。这样，她的妓女身份明显被淡化了，而能掩盖女角私德的是爱国的大德。况且，也因为她对国家的忠诚，在各时代的文学叙述中，她都成了一个节烈守贞的女子。同样，侯生虽然是文章才子，私德也无大伤，但是为功名而投降清朝，正在民族大德上有失；因此，对他的叙述带否定的意味的居于多数。正是民族主义的道德衡量，香君才使其对应的士林男子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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