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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学考证派的奠基人（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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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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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风雷激荡的=十世纪上半叶，灾难深重的中国在学术领域却异彩纷呈，并最终完成了由传统到近代又到现代的学术转型。红学领域则更是出现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局面。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顾颉刚、茅盾、鲁迅、王昆仑等文化名人对《红楼梦》的垂青，为红学最终成为显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红学研究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些文化大师们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却依然不容忽视，为了更好地回顾并反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红学研究，本刊特辟此专栏，通过对数位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在红学研究方面的系统梳理，以期管中窥豹，略见当时红学研究之一斑。
中国历史上的1921年，将永远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年份。而对于胡适本人而言，则是他在人生道路和事业道路上的再度辉煌。这一年，《红楼梦考证》初稿和修订稿的相继问世，不仅确立了胡适在中国红学史上的地位，而且也将《红楼梦》的研究，纳入了一个相对科学的轨道。时至今日，虽然他的许多观点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但其新红学考证派创始人的地位，却是永远难以动摇的。
新红学考证派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从现存有关史料来看，年轻时的胡适并不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而他在解读《红楼梦》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索隐倾向。在宋广波的《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中，收录了胡适的一则札记。开篇伊始，胡适便开门见山地说：“《石头记》著者不知何人，然决非曹雪芹也。”口气相当决断。其主要理由是：“第六十九回评有云‘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今遍阅今本，乃不见此四字，可见曹雪芹之前，必另有原本作者自署‘胡老明公’，后为雪芹删去。此其证一。即此书开端第一回亦云：‘空空道人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此其证二。然雪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言如此，又能费如许工夫，用如许力气，为《石头记》添毫生色，雪芹实为作者一大知音，然则虽谓此书为雪芹作也可。”在这里，胡适不仅认为《石头记》有一个所谓的“原本”，其作者应是“胡老明公”，而曹雪芹只不过是一个“披阅增删者”而已。
那么，这位《石头记》的所谓原作者“胡老明公”又是什么人呢?胡适在该札记的第三条中做了回答：“《石头记》作者虽不知何人，然似系满洲人所作，何则?作者既为宝玉，而书中之宝玉实为满人，此阅者所共认者也。且六十九回评云，作者自署‘胡老明公’，‘胡老明公’云者，犹言‘胡儿中之明眼人也’，则自承其为胡人矣。”不仅将作者与书中人物贾宝玉混为一谈，而且还将“胡老明公”解作“胡儿中之明眼人”，真正将“自叙传说”的观点与索隐派的方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这种索隐的倾向，在该札记的第四、第五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认为：“《石头记》一书，为满洲人而作也。”“书中写一焦大，大快人意。焦大者，骄大也。此必开国大功臣，如吴三桂洪承畴之伦。”“第七十四回探春之言曰：‘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家杀进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此一节，可作一篇明史论读。作者深慨明室之亡，故作此极伤心之语，盖亦针对满清而发也。”“全书以仁清巷起，以仁清巷收，亦可见其为满清作也。”“《石头记》家庭小说也，社会小说也，而实则一部大政治小说也，故曰政，曰王，曰赦，曰礼。为政而权操于内，故其妇曰王，其侄亦曰王。外赦而内刑，言不相孚也。史之为言已成陈迹也，李之为言礼也、理也。刑足以破家，即足以亡国，作者之意深矣。非礼与理，其孰能善其终哉!”这样的论证方法，与传统的素隐派实在没有多大的差别。
胡适认为《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的观点，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也是一以贯之的。该札记中的第二条即认为：“《石头记》之作者即贾宝玉，贾宝玉即作者之托名也。《石头记》开卷第一回便说：‘作者自云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夫日假宝玉，则石而已。石头所自记，故曰《石头记》；石头所自记，即假宝玉所自记也。”此处又将作者与书中人物贾宝玉视为一人。自此以后，胡适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只不过后来肯定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非什么“胡老明公”。但对《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传”的说法，却越来越坚信不疑。
不过，1921年，当胡适在搜集爬梳大量有关史料的基础上，在思维方式得到彻底改变的前提下，他虽然更加坚定了《红楼梦》乃曹雪芹自叙的看法，但却终于彻底抛弃了索隐派的猜谜方法，从而为新红学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奠基之作《红楼梦考证》的问世，也是由一系列主客观条件所促成的。
1917年9月，自美国归来的“文学革命先锋”胡适，在陈独秀的极力推荐下，被蔡元培聘到了北京大学。但当他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共同点燃的“文学革命”的烈火正在熊熊燃烧之时，胡适却一头钻进了故纸堆中，开始了“整理国故”的系统工程。对此，当时就有许多人表示困惑，而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批胡”运动中，许多人也往往以此作为批判胡适的借口。殊不知，胡适的“整理国故”，正是他所倡导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他的“文学革命”理论，本来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他的“文学革命”的原动力，就来源于宋元明清以来的白话文学；他的“整理国故”，主要便是整理中国的白话文学，当然主要是戏曲和小说。他要利用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蓄水池”，为“文艺复兴运动”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提供永不枯竭的水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适的“整理国故”，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其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的，便是要推动自己所倡导的“文艺复兴运动”继续深入并向前发展。
基于这样一种目的，自1920年开始，胡适与颇有远见的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原放合作，开始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系统整理”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系统工程”，他们立下了三条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整理原则：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前二项工作由亚东图书馆来做，后一项任务则由胡适具体负责。正因这一明智而又非同寻常的举动，才为《红楼梦考证》一文的问世，创造了必然的客观条件。毫无疑问，若非亚东图书馆要系统地整理出版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若无胡适和汪原放等人的密切合作，胡适对于一系列白话小说的考证，将缺乏最起码的原动力。
其次，此时索隐派红学的甚嚣尘上，尤其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撰写的《石头记索隐》一书的出版，客观上也为胡适下决心撰写《红楼梦考证》一文，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一些总把小说当历史看待的索隐者们，便利用谐音、拆字等等猜谜方法，去索解小说背后所“隐去”的“真事”。结果乱纷纷你猜我素，竟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红学“素隐派”。什么“张侯家事说”、“和砷家事说”、“傅恒家事说”、“明珠家事说”等等，不一而足。有清以来直至乾隆年间曾经较有影响的贵族之家，几乎都被好事者们从《红楼梦》的背后“索解”了出来。
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摧垮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传播清官的野史轶闻，成为20世纪初期的时代风尚。在这风云变幻的特殊时代，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以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三部自成体系的素隐派红学专著相继问世，将索隐派红学推向了高潮。
如果说，上举三部有影响的红学索隐派著作的相继问世，在客观上对于《红楼梦》的普及曾经起过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它们的另一功绩，便是直接引发了胡适研究《红楼梦》的极大兴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非索隐派在社会上造成的巨大影响，胡适也许不会对《红楼梦》的研究倾注那么多的精力。
有了上述几大客观条件，胡适便利用北京国立学校“索薪罢课”的充裕时间，撰写了“新红学派”的 奠基之作——《红楼梦考证》初稿，对盛极一时的索隐派红学著作，予以迎头痛击。
对索隐派红学的迎头痛击
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是中国红学史上第一部自成体系的索隐派红学专著。1914年，该书卷前的《(红楼梦>索隐提要》，曾在《中华小说界》第1年的6、7两期连载。1916年9月，又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因索隐文字与《红楼梦》小说原文一同出版，因而全书共分20卷，分订10册。书前另有彩色《清世祖五台山入定真相》1幅，以及署名“悟真道人”所作《序》《例言》《<红楼梦>索隐》等。其分回分段之索隐，则采取了传统的评点形式，夹写在120回有关段落的正文之下。该书所赖以立论的全部基础，是清末民初流行于民间的两大传说：一是所谓清初四大疑案之一的“顺治出家”的传说；二是秦淮名妓董小宛入宫为妃并改姓董鄂氏的传说。该书认为：《红楼梦》一书乃“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子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恋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当时讳言其事，故为发丧。”至于董鄂妃，则实是“以汉人冒满姓”，“因汉人无入选之例，故伪称内大臣鄂硕女，姓董鄂氏。若妃之为满人也者，实则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南下，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濒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在本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
王、沈所说的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又随附着动人的爱情小说《红楼梦》，其大行于天下，自是必然之事。只可惜这个子虚乌有的“爱情故事”，根本就经不住历史史料的检验。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首先利用著名史学家孟森的《董小宛考》一文，彻底推垮了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的立论基础：“孟先生在这篇《董小宛考》里证明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故清世祖生时，小宛已十五岁了；顺治元年，世祖方七岁，小宛已二十一岁了；顺治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岁，而清世祖那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倍，断无入宫邀宠之理。”
既然历史上并无董小宛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那么王梦阮、沈瓶庵赖以立论的基础也就彻底崩塌了。至于清世祖是否出家去了五台山，因无现成的史料，胡适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查阅这些史料，因而他也就弃而不顾了。不过，纯粹引用别人的文章，似乎还缺乏应有的分量。于是胡适便又在引用《董小宛考》一文的基础上，选择了“孟先生都不及指摘出来”的《红楼梦索隐》中的一些“绝无道理的附会”，与史料相印证，进行了必要辩驳：“(一)第十六回明说二三十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时的几次接驾；赵嬷嬷年长，故‘亲眼看见’。我们如何能指[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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