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新红学考证派的奠基人（一） |
 |
时间：2009-8-8 16:41:02 来源：不详
|
|
|
定前者为康熙时的南巡而后者为乾隆时的南巡呢?(二)康熙帝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历一六八九)，到四十二年曹寅才做两准巡盐御史。《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驻跸曹寅盐院署，是错的。(三)《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时，‘曹雪芹以童年召对’；又说雪芹成书在嘉庆时。嘉庆元年(西历一七九六)，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曹雪芹成书时，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岁了吗?(四)《索隐》说《红楼梦》成书在乾嘉时代，又说是在嘉庆时所作：这一说最谬。《红楼梦》在乾隆时已风行，有当时版本可证。(详考见后文)况且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提起曹雪芹的《红楼梦》；袁枚死于嘉庆二年，诗话之作更早的多，如何能提到嘉庆时所作的《红楼梦》呢?”
在利用孟森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力驳斥了《红楼梦素隐》的谬说之后，胡适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上司——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初版于1917年。在这部最有代表性的素隐派红学专著中，蔡元培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观点：“《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实际上，在我们上引胡适的那则札记中，他也认为《红楼梦》“实则一部大政治小说也”。而早在无名氏的《乘光舍笔记》中，就已提出“《红楼梦》为政治小说”的观点。蔡元培由此受到启发，在继承并发挥了清人陈康祺、徐柳泉等人的“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等说法的同时，又舍弃了他们的“明珠家事说”，并将《红楼梦》的寓意扩大为康熙朝的政治小说。
然而，衡量一部著作，问题并不仅仅看它提出一种什么样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看是否有无确凿可靠的证据支撑其观点，以及能否利用史料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科学的论证，亦即胡适所谓的“有证据的探讨”。平心而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在“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方面”，在红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其最大的弊病，便是在具体的论证时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牵强附会的泥沼。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胡适在对《石头记索隐》进行批驳时，并没有像反驳《红楼梦索隐》那样从立论基础上予以推破，而是更加注重从论证方法上入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假使做《红楼梦》的人当日真个用王熙凤来影余国柱，真个想着‘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圜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日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假使他真如此想，他岂不成了一个大笨伯了吗?”“假使《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
在早期红学索隐派诸说中，“明珠家事说”不仅出现最早影响最大，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是最长的。至清末民初索隐派红学达到极盛时期，此说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在《红楼梦考证》中，胡适对刚刚出版的《红楼梦释真》未予理睬，却将“明珠家事说”列为索隐诸说中的第三派而予以痛击：“(一)纳兰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西历一六五四)，死于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三十一岁。他死时，他的父亲明珠正在极盛的时代(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不久又晋太子太师)，我们如何可说那眼见贾府兴亡的宝玉是指他呢?(二)俞樾引乾隆五十一年上谕说成德中举人时止十五岁，其实连那上谕都是错的。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康熙壬子，他中举人时，年十八；明年癸丑，他中进士，年十九。徐谦学做的《墓志铭》与韩菼做的《神道碑》，都如此说。”“无论如何，我们不可用宝玉中举的年岁来附会成德。若宝玉中举的年岁可以附会成德，我们也可以用成德中进士和殿试的年岁来证明宝玉不是成德了!”“(三)至于钱先生说的纳兰成德的夫人即是黛玉，似乎更不能成立。成德原配卢氏，为两广总督兴祖之女，续配官氏，生二子一女。卢氏早死，故《饮水词》中有几首悼亡的词。钱先生引他的悼亡词来附会黛玉，其实这种悼亡的诗词，在中国旧文学里，何止几千首?况且大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若几首悼亡词可以附会林黛玉，林黛玉真要成‘人尽可夫’了!(四)至于徐柳泉说的大观园里十二金钗都是纳兰成德所奉为上客的一班名士，这种附会法与《石头记素隐》的方法有同样的危险。即如徐柳泉说妙玉影姜宸英，那么，黛玉何以不可附会姜宸英?晴雯何以不可附会姜宸英?又如他说宝钗影高士奇，那么，袭人也可以影高士奇了，凤姐更可以影高士奇了。”
最后，胡适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举这些例的用意是要说明这种附会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并引用钱静方的话说：“要之，《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 对《红楼梦》作者的考证
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的主要目的不仅在于推破索隐派红学的种种谬说，更重要的是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将《红楼梦》的研究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因此，只“破”不立，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孟森的《董小宛考》以及他在后来撰写的《世祖出家事考实》两文，都曾以翔实可靠的史料，严谨而又科学的论证方式，彻底推垮了《红楼梦索隐》赖以立论的基础，然而，在中国红学史上，孟森却没有创立一个新的红学流派。虽然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红楼梦素隐》一书，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也只是在孟森攻破王、沈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的基础上，又轻描淡写地驳斥了两说而已。因此，要彻底推垮牵强附会的红学索隐派，就必须在“破旧”的前提下，再创立一种令人信服的“新”学说，才能使非科学的索隐派红学著作销声匿迹。《红楼梦考证》一文问世后，虽然仍有几部索隐派红学著作相继问世，但其一蹶不振的局面，便可充分证明这一点。
然而，在史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欲立一种新说，又是何等的困难!完成于1921年3月27日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可以说是只“破”未“立”，即“立”亦基石不牢。因此，自1921年4月初开始，胡适便在顾颉刚的无私帮助下，开始了艰苦的查找资料的工作，并最终利用所找到的史料，于1921年11月12日，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从而为“新红学派”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楼梦》的“著者”究竟是谁?胡适经过认真思考，推翻了自己曾经将曹雪芹当成“披阅增删”者的看法，然后从小说开卷第一回中“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一段话，推定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作者，然后又从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中，找到了一条有关曹雪芹的史料，再通过对这条“最早”的“关于《红楼梦》的材料”的分析，便得出了如下三条结论：
(一)我们因此知道乾隆时的文人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作的。
(二)此条说曹雪芹是曹楝亭的儿子；(又《随园诗话》卷十六也说“雪芹者，曹练亭织造之嗣君也。”)
(三)此条说大观园即是后来的随园。
袁枚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只跟着证据走”的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中本来也相信了这话。但当他从杨钟羲的《雪桥诗话续集》中查到“雪芹为楝亭通政孙”这条重要的资料后，便在《红楼梦考证》修订稿中推翻了原来的看法，并重新得出了另外三条结论：
(一)曹雪芹名霑；
(二)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而是他的孙子；
(三)清宗室敦诚的诗文集内必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
胡适下此断语，看似贸然，实际上对此问题他与顾颉刚是经过了一番讨论的。在1921年5月20日的日记中，他就曾经举出一条理由：“上回我已觉得曹雪芹的世次发生了问题(日记页二二以下)，故说曹寅五十四岁时尚无儿子。我因此断定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以后，但我那时说‘假定袁枚说雪芹是曹寅的儿子的话是不错的’。现在我这点怀疑果然证实了!”
顾颉刚收到胡适的信和日记后，在26日的回信中首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虑：“接二十日来信，读到《雪桥诗话》一则，快极，但‘楝亭通政孙’一语是杨钟羲的记载；不知他是否根据于《四松堂集》?还是就他的记忆而言?这是一件主要问题，如杨君尚在，顶好去问他一问……”
在5月30日的信中，胡适又开门见山地谈了这个问题：“《雪桥诗话》‘通政孙’一句的来源，我七月间到上海时，当亲自设法一问。杨君似有《四松堂集》及《懋斋诗钞》。”
后来，胡适又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强调说：“我今年夏间到上海，写信去问杨钟羲先生，他回信说，曾有《四松堂集》，但辛亥乱后遗失了。”对于杨钟羲在辛亥乱后遗失了《四松堂集》之说，胡适深表怀疑。他在1922年4月19日的日记中，对此还耿耿于怀：“杨钟羲说他辛亥乱后失了此书刻本，似系托词。”不过，当时他虽然没有见到《四松堂集》，但却核实了杨钟羲“雪芹为楝亭通政孙”一语源本《四松堂集》的推断。因此，他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便毅然决然地推翻了袁枚的说法，并一再强调说：“杨先生编有《八旗文经》六十卷，又著有《雪桥诗话》三编，是一个最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人。”“杨先生既然根据《四松堂集》说曹雪芹是曹寅之孙，这话自然万无可疑。因为敦诚兄弟都是雪芹的好朋友，他们的证见自然是可信的。”
顾颉刚早在1921年6月30日的回信中，就指出了袁枚《随园诗话》的三大谬误：“《随园诗话》里，说雪芹是曹寅之子，是一误。说雪芹‘距今已百余岁矣’，是二误。《随园记》说随氏为康熙时织造，是三误。”第一“误”等于没说，第二、第三两条却抓住了袁枚的要害。这两条证据充分地证明，袁枚不但不认识曹雪芹、曹寅，甚至连他们的底细都不清楚!
在《随园诗话》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
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袁枚所谓“明我斋”者，即清都统傅清之子明义，姓富察氏，号我斋，著有《绿烟琐窗集》，其中有《题(红楼梦>》诗二十首，主要吟咏《红楼梦》的具体情节和人物，乃目前所知最早的咏红诗。但凡读过《红楼梦》的人便不难看出，“病容憔悴”一诗，乃是吟咏林黛玉；“威仪棣棣”一诗存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吟咏王熙凤，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吟咏薛宝钗，笔者同意后者。今查明义《绿烟琐窗集》，此二诗正是二十首咏红诗中的第十四、十五两首，不过与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所引在文字上略有出入而已。岂料袁枚却信口开河，妄言“红楼中某校书尤艳”，将小说人物林黛玉、薛宝钗当成了青楼中的妓女!这不仅表明袁枚根本就没有读过《红楼梦》，而且也证明《随园诗话》中的这条材料存在着极大的不可信性。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胡适与顾颉刚等人虽然没有发现明义的《绿烟琐窗集》，但只要与《红楼梦》中的情节或人物略加对比，袁枚《随园诗话》的这一谬误便不难发现。岂料他们却对此熟视无睹!
不过，这只是考证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疏漏。通过他们对曹雪芹究竟是曹寅之子还是曹寅之孙的论辩取舍，我们还是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眼光。相比而言，袁枚虽与曹雪芹是同时代人，但他既不熟悉曹家又没读过《红楼梦》，其《随园诗话》中则更是谬误多多。而杨钟羲虽是民国年间人，但他既“是一个最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人”，其资料又直接来自曹雪芹好友敦诚的诗集，究竟哪个更为可靠?答案当然是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的撰写过程中，对于其他问题的考证，诸如家世、版本、续书等方面，胡适与顾颉刚也莫不如此。
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的第二部分，胡适就开门见山地指出：
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者的时代，这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