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游民文化
联军开进了巴格达，权力真空，伊拉克许多地方出现了打砸抢，前几天还被萨达姆管得不敢乱说乱动的“顺民”（从“选”总统时萨达姆的“支持率”竟达百分之百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一夜之间变成了“勇敢分子”，无所不敢为，国内外媒体称这部分人为“暴民”。前年，我著文谈“警惕暴民意识”还有人说，中国是“顺民问题”，根本不存在着“暴民”。我反驳说，“顺民”“暴民”是一个人的两面，他们是专制制度的产物。现实生活又为这种意见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专制暴政是用高压强迫人们百依百顺；当这个高压一旦消失，人们因为长期的压迫在心理上所蓄积的能量总的爆发，其破坏性可以想见。更何况专制统治者以其暴虐的行为给臣民以示范，因此“臣民”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暴力。暴政是暴民的老师。
这是闲话，本文所要谈的是与暴力、暴民密切相关的土匪现象。山东作家王一豪的乡土历史长篇小说《瞭阳崮祭》对于民国山东蒙阴县一带的土匪现象做了深入而生动的描写，为研究土匪这一社会现象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一，土匪是负面的社会现象
1，生活中的土匪与史书中的“盗贼”
大题目标明说“土匪是负面”云云，好像有点有些怪，有谁说“土匪是正面社会现象来了”？是不是有点无的放矢和故意耸人听闻吧！实际不然。如果找出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史学和文学史的论文看一看，那时的论者只要看到史书记载的“盗”或“贼”，马上谥之曰：“农民起义”，大唱颂歌。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书中因为杜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下有这样的自注“时闻浙右多盗贼”。郭老就断定杜甫盼望唐朝统治者“剿灭”“农民起义”，表明了杜甫的地主阶级的立场和地主阶级的感情,于是，杜诗就应否定，就该批判。这个判断的立足点就在于历史上的“盗贼”都具有正面意义。张献忠好杀，杀得四川人烟稀少，到清初不得不实行“湖广填四川”，大量移民，充实四川。这本来是正史野史都有详细记载的历史事实，可是到了五十年代也成了问题，凡是这样记载的都是“地主阶级的造谣污蔑”。因为在这些号称学到了马列主义的史学家们看来，农民起义是不可能杀农民的。不这样看，就是反对阶级分析。到了“评法批儒”时期，那位“驱人牛马，取人妇女”“日肝不辜”的“盗跖”都被封为奴隶造反的第一英雄，那么还有什么“盗贼”不能被肯定呢？难怪现在有人拍电视剧把劫票车的孙美瑶都要写成英雄好汉了。“土匪”好像并不臭！为什么到了现代人们遇到“土匪”这个词，立刻把这个概念转换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烧杀抢掠、胡作非为的一群不法之徒，可是在史书上看到“盗贼”这个词却马上谥为“农民起义”、把一切美好的品质都归之于他们呢？这是因为这些史学家头脑中早已有了所谓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那一根弦，“以论代史”。
2,蒙阴地区的土匪风暴
《瞭阳崮祭》中的所描写的土匪兴起和覆灭是蒙阴历史上活的记忆，没有隐瞒与讳饰，那真是席卷沂蒙大地的可怕的风暴。辛亥革命宣布了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皇朝解体，一下子过去的权威或解体，或受到质疑。新的统治和新的权威尚未建立，社会处于分裂状态。长期生活在严酷的专制主义枷锁下人们突然感到枷锁松弛了一些，可以活动活动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出多门，剥削加重，经济又不发展、人们的基本生活难以保障，没有饭吃，生活绝望，铤而走险，上山当土匪，成了许多人的选择。作者客观地再现了土匪的产生过程，并没有因为许多土匪是“穷”“受压迫”“受剥削”，走土匪道路情有可原，就歪曲现实，把“土匪现象”描写称为正面的社会现象。
小说中着力描写的李长刚、李殿全这股土匪，其落草为匪，都是事出有因的。他们上代本是毛阳巡检司的官兵，有点收入，再加上垦荒种地，生活基本上可以保证。清末巡检司被废，对于这批骠悍、会拳脚、又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人们，没有适当的安排，他们衣食无着，最后走上武装抢掠的道路。这些人也不是天生的恶魔，他们的领袖人物的素质也不算低。《瞭阳崮祭》中这样介绍李殿全“平日办事公道，乐于助人，极讲义气，在庄上很得同辈人的拥戴”，“平日胆大妄为，敢说敢为”，在做完一笔买卖时，分赃也较为平均公正。这些都是过去描写“农民起义”领袖必备的品质，也是突出起义造反正面性不可或缺的笔墨。可是《瞭阳崮祭》在写到这些的同时，也突出了这些土匪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和他们对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安定的破坏。书中这样写道：
沂蒙光棍是十足的土而又土的土匪，大股小股，一副过了今天不管明日的做派，全无什么志向和原则，既杀富，更祸贫。见庄就攻，见东西就抢，口号是“沉的不要碾和磨，轻的不沾绣花针”除此见啥抢啥。
大股土匪，执枪聚众，攻城掠地，逢人便抢。沂蒙土匪的兴起在当地带起了一股当土匪的风气，他们的造反也仿佛是理直气壮：
一时间，一种省力有食的职业产生了，自然群起而仿效。往往一人为匪，全家为盗，甚至整村整庄整族的人都干起这桩买卖。吃大户历来是天下最省力省事儿的取食手段，有饭大家吃，兄弟爷们，表兄表弟们，一块干吧！当光棍好啊，当光棍比一般人的生活好，当光棍不受穷，受穷的滋味不好受。这总比要饭讨口子来得容易吧？祸害？咳，愚！祸害他人总比挨别人祸害好吧？管他祸害不祸害，有饭吃就是好的，就是实的！干！干哪！
作者笔下的这种“造反有理”，这种祸害他人有理的描写，真实地深刻地展示了中国历代造反活动的负面效应。历来人们把杀人、偷盗、伤人当作三项习惯法作为不可逾越基本文明准则。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存在的出发点。刘邦打入关中与关中父老相约“约法三章”就是这三条。可是蒙阴土匪蜂起，把这三项基本原则打破了，摧毁了文明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样恶性发展的结果就是社会崩溃，全国都变成大小不等的“山头”，“山头”之间的交往只有武装抢掠。
3,制造恐惧的暴力
专制制度说到底都是靠暴力维持统治的，但是专制主义的国家不能只靠暴力，特别是和平时期。原始儒家虽然也赞成专制统治（那时他们也想不出其它的统治形式），但期望把暴力降到最低点（如设想通过模仿战争的舞蹈“舞干戚”就使敌方投降）。而土匪在建立自己权威地位和“秩序”的时候几乎是完全依仗暴力的。不论对外还是对内，完全靠枪口说话。《瞭阳崮祭》描写土匪残暴的地方很多，有的太具体，我想会给某些读者带来一定的恐惧和伤害，这里引一段写得比较概括的：
光棍叫一声：“杀他个孩丫不留！”攻下围子，见屋就烧，见人就杀。凡遇男子，先杀死再截成几块，扔在村头路边上，致使血肉狼籍，腥闻数里；凡遇幼童，或投入井中或拉入火内，孩丫不留；凡遇女子，先轮奸，再以大刀劈成两半……光棍们不彻底祸害够本乡本土的父老乡亲决不罢手，浑同一群疯子或蝗虫肆虐在沂蒙大地上。一年三百六十日，焚架抢掠，无日不有。
土匪这样做的目的不单纯是其兽行的发作，有这一面，更多的还是一种策略，他们要利用暴力造成的恐怖局面树立权威，建立“秩序”。书中也写到这样做的确是有效果的，乡民们被吓倒了。李殿全攻下瞭阳崮后，把山丁围在临时搭建的棚里，就很少的几个土匪看守。他们耳听着自己的父母妻女受到土匪的凌辱与杀害的呼喊，没有一个敢“炸棚”去救援。他们让土匪下破了胆。匪首李殿全有话：“人是贱种，不打不成。看，一搓揉，不老实的了？”他们用暴力在剥夺着人的尊严、也吞噬着施暴方和受虐方双方的人性。这是土匪对社会的最大的危害。
另外，也应看到这种灭绝人性的暴力也是官方与土匪共同造成的。古代社会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儒家是要造成一种尊重生命的意识，这在儒家创始人的教诲中可以屡屡看到。可是实际的统治者追求的都是眼前的政治效果，把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套看作是迂腐之论。中国的刑罚主要就是对人的肢体残害和生命的剥夺。对于造反这类、被他们视为大逆的行为还要“族诛”，这种暴政实际上是暴民的示范，特别是在动乱四起之时，乱杀无辜几乎成为官匪共同行为准则。正像一个“革命影片”中为这种行为所辩护的。两个人打架，你说哪一拳打得对，哪一拳打得不对呢？这些共同造成一种漠视生命的传统。
4,土匪建立权威的其它手段
当然土匪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依靠暴力横行，他们也还是有一些其它手段的。平常说的“盗亦有道”中的“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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