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99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活动异常活跃，它们既有对20世纪所走过的历程的回顾与总结、又有对21世纪的展望与设计，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感。这些学术活动大体包括组织建设、学术会议、出版、评奖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组织建设
    根据民政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指示精神，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于1999年9月至11月进行重新注册登记，并组建党组，由白庚胜、杨亮才、梁庭望、扎拉嘎、杨恩洪等同志担任成员，白庚胜同志任书记，杨亮才同志任副书记。在报经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所联合党委批准并正式成立之后，新成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党组于1999年11月19日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工作原则与任务，即，党组在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党委领导下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党组对学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上；党组对学会工作不干涉、不代替，充分尊重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党组有权力与义务对学会工作提出建议、批评。〔1〕通过组建党组，确保了党组织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领导。除此之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负责人亦进行变更，由白庚胜同志代替王平凡同志任理事长、代替刘魁立同志任法人，由杨恩洪同志代替白庚胜同志任秘书长，顺利实现学会领导班子的年轻化。
    二、学术会议
    这两年召开的学术会议有“第七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98侗族文学学会年会暨广西侗族作家作品研讨会”、“纪念中国维吾尔族学者、思想家、哲学家、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诞辰980周年及《福乐智慧》问世928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第二次《格萨尔》精选本编纂工作会议”“《格萨尔》精选本前四卷审稿会议”、“铁依甫江作品研讨会”、“扎拉嘎胡《黄金家族的毁灭》研讨会”等，它们无论在少数民族文学界、还是在全国文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较重要的会议有：
    (一)“第七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
    该会议由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主办，于1998年10月26日在兰州举行，主要就解放5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成就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界和全国文学界一样，共同面临市场的挑战，因此，必须树立精品意识、靠优秀作品赢得市场、赢得读者，拓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道路。〔2〕
    (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召开的“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于1998年11月21日在南宁召开。来自31个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代表汇聚一堂，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总结艺术经验，制定创作规划，展望发展前景，为少数民族文学在21世纪再创辉煌进行了伟大的奠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及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翟泰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铁木尔·达瓦买提指出，要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各民族作家应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把握时代本质、艺术地再现中华民族为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而艰苦创业的伟大实践，再现中国各民族近年来全面振兴的划时代的历史实践，唱响主旋律，体现多样化；其次，少数民族作家要讴歌时代，对历史负责，对当代人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潜心创作出精品来；另外，繁荣少数民族文学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了繁荣发展文学事业的内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支持力度。〔3〕
    翟泰丰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民族文学取得的宝贵经验时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是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共同旗帜，继承民族传统与发扬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质量的关键。他认为，要继续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质量，必须提倡深入生活、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精品意识。只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振奋精神，团结奋进，我们就能迎来少数民族文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新世纪。〔4〕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决定为少数民族文学办十件实事：一、继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班，努力提高少数民族作家的知识水平；二、创造条件帮助少数民族作家深入生活、认识时代；三、帮助解决少数民族作家出书难问题，不断推介优秀作家作品，大力扶持新人新作；五、加强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工作；六、加强母语创作和翻译工作；七、继续办好《民族文学》及几十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刊物；八、与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推出：建国5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精粹“(共7卷)；九、举办《民族文学》庆祝建国50周年征文活动、并举办庆祝建国50周年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笔会；十、每年力争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办几件实事、并形成制度。〔5〕
    (三)纪念中国维吾尔族学者、思想家、哲学家、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诞辰980周年及《福乐智慧》问世928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
    为了纪念中国维吾尔族学者、思想家、哲学家、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诞辰980周年及《福乐智慧》问世928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新疆古典文学研究会等单位于1998年12月在新疆喀什举行有关学术研讨会，对近年来对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及其《福乐智慧》研究成果作了一次大检阅。参加会议的160位代表共提交论文96篇，“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主题对《福乐智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与会代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形成了文化历史、文学艺术类、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类，以及自然科学类等不同学科交流的生动局面，特别是对《福乐智慧》显现的维吾尔文化特征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将《福乐智慧》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观照，使《福乐智慧》的研究更加科学化、更加学术化、更加系统化”。〔6〕
    (四)1999年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
    1999年2月3日至6日，为纪念满族作家老舍诞辰100周年，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老舍研究会、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市文联等单位在北京举办“1999年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学者60余人、以及日本、俄罗斯、美国、韩国、德国、法国、新加坡、斯洛伐克、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50余人，就老舍生平、老舍作品、老舍的个性气质、宗教情结、老舍的文学地位、创作特色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讨。
    郭锡健的《老舍文化人格论》一文认为，老舍文化人格的基调是“情”与“理”、“悲”与“喜”、“现代”与“传统”之矛盾中形成的“趋和心态”、“厚情趋向”、“崇侠气度”、“尚节风骨”。杨剑龙、张桂兴、王玉琦等分别论述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老舍生活和创作、精神的品格的影响。如，王玉琦指出：老舍接纳和扬弃宗教精神的个性特点，是以社会使命感和复国思想为中坚、兼有佛家的“慈悲和基督教的“情爱”与救世精神、关注国民灵魂的拯救的。
    樊骏、温儒敏等对老舍的文学地位作了评价，认为老舍的俗来自市民社会、又超越市民社会，他不仅属于五四新文学主流，而且是这种主流的典范(樊骏《论老舍的俗》)；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国民性问题的格外关注，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审视，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他是第一个把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巨大成功者。老舍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在民族与个性化追求中取得了巨大突破(温儒敏《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
    对老舍的创作特色，王卫东认为，婚恋是重要的主题(《论老舍小说中所体现的婚恋观》)。在王晓琴眼中，老舍与中国20世纪的幽默双向互动，结成了最自然、最稳固的审美关系(《老舍与中国20世纪幽默潮》)。
    老舍作品的比较研究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徐德明的《老舍小说融中西诗学实践窥指》、成梅的《老舍短篇小说比较研究》、甘海岚的《京味话剧与老舍》、洪忠煌的《老舍话剧与布莱希特史诗剧》、危砖黄的《老舍话剧的外来影响及其民族化特色》等都是这方面的成果。
    具体探讨老舍作品思想及艺术意义的文章有李玲的《温厚的人道情怀与深刻的启蒙思想》、孙玉石、张菊玲的《〈正红旗下〉的前前后后》、郝长海的《关于〈猫城记〉之研究》、殷仪的《老舍的一篇不应该被冷落的作品》。
    有关老舍的生平，日本学者松本达夫在《抗战时期的老舍与胡挈青夫人》、山口守在《老舍〈四世同堂〉英译本的完成与浦爱德》、花城可裕在《老舍祖考》中都有深入的研究，前者分析了老舍弃家出走前后的文字，指出：《一封家信》是老舍对妻子的颂歌，因为促成老舍在抗战时期确立文学地位的重要因素就是胡挈青女士的支持；次者用大量材料，厘清了浦爱德翻译《四世同堂》的情况以及浦爱德本人的经历。作者还将《四世同堂》与巴金的《家》作了比较，认为这部作品并未从整体上对“四世同堂”所象征的传统家庭进行否定，所表现出的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挚爱。
    基于老舍及其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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