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以现实人生为内容的描写中，往往在一些环节上杂以灵怪志异，僧道之术，在平淡的叙述中，安排上具有艺术表现爆发力的出奇制胜的人、事、情节，构成幻想与现实的联系。“通过幻觉，产生一种更高更真实的假象。”（歌德语）使人物精神，现实本质和理想一下子突现出来。《盗户》写顺治初年山东南部爆发了农民起义，声势很大，“十人而七盗”，参加者非常多。后来受招抚，这些参加过起义的人被称为“盗户”。到这里来的官吏普遍怕这些人；凡没参加的称“良民”。良民与盗户打官司，则曲意偏袒盗户，怕他们再叛乱。这样，打官司来的都争先说自己是盗户，成了一种怪事。文章结尾笔锋一转进入幻境，县令女儿被狐狸迷住了，请道土来捉，狐入瓶用火烤，狐在瓶中大呼“我盗户也”。如飞来峰从天外飞来，使平淡具有爆发力。把官宰畏盗，软弱无能的本质表现得又生动又巧妙，县令不敢治“盗”只会殃民，刻画得入骨三分。《博兴女》120字写某势豪偶见平民王某的女儿长得漂亮，便抢回家，因逼淫未遂，就将民女缢死，并以石系尸“沉入门外深渊”。王某寻女不得，正无计可施时，“霹雷一声，龙下攫豪首而去！”天睛女尸从深渊中浮出，“一手捉人头，审视，则豪头也。”民女枉死连尸体都不见，这不正是人吃人的社会的真实反映吗？王女变龙将势豪头颅扭下的情节纯属幻化，这种形式虽属荒诞，可它却昭示惩恶扬善的寓意。

     蒲松龄不仅如此，他还把花妖狐魅写得使读者“忘为异类”并“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应该说这是蒲氏对志怪体制的一大发展。《赵城虎》写虎把七十岁老妪的独生儿子吃掉，老虎知错悔改，将功赎罪的故事。作者不具体写虎如何吃掉老妪之子，而写“妪悲痛，几不欲活”。向县衙告状，甚至“号啕不能制止，”以及隶皂承命拘虎不得而“受仗数百”。用渲染虎吃人的后果引虎悔过，致使虎自己前来，“帖耳受缚”，并接受了承担抚养老妪的义务。它不断叼物品财宝，使老妪满足需求，甚而“奉养过子”。不仅如此，还在“情”字上下功夫，写虎“时卧檐下，竞日不去”。当老妪死时，它又“吼于堂中”。邻人埋葬老妪后，它还上坟“嗥鸣”。简直像孝子奔丧。真可谓孝义之虎。同是写虎的作品，有的取其残暴的特性，针贬贪官(《梦狼》)，有的借其凶猛吃人的特点，让老虎吞噬势豪的头颅(《向杲》)，有的则取其刚勇的品格，对为母治病的医生尽卫护之责(《二班》)。总之，作者是用感人的文字，写“异类”“多具人情，和易可亲。”有的花妖狐魅写的比人还可爱，而且通人情，讲道理，不忘恩负义，不暗中害人。《绿衣女》写她被大蜘蛛击伤，现出绿蜂原形，在“奄然将毙”时，为情人于生所救。“苏移时，始能行步，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频展双翼，已而穿窗而去。”这是一连串的形体动作描写，虽然没说一句话，可所走的一个“谢”字却胜似干言万语，“此时无声胜有声”，这里有说不完的情，表不尽的义，有对爱情的慰藉，有对惜别的忍痛，有深沉的感激，有无穷的相思，余味无穷。《潍水狐》写秦中一老翁是狐，后知有冰火之难便迁至山东潍。人们得知他是狐都来与他交朋友，他谦恭，感情溶洽。在交往中唯独不见县令，其原因“彼前身为驴，今虽俨然民上，乃饮糙而亦醉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这就衬托出了县令卑下的人格及贪婪虐民的本质。狐的美德，人的丑行昭然若揭。明颂友谊，暗讽邑令。读后大彻大悟大快，倍觉构思巧妙、新奇，确有点睛之妙，点铁成金之功。《雨钱》《象》和两篇《义犬》也是写人与动物之间的情义的。除此还写了动物之间的情义，也颇为动人。《义鼠》篇119字，写两鼠出洞一鼠为蛇吞吃，另一个相救，着重表鼠死生不相负的情义。作者省略过程，紧紧抓住鼠之特点。弱小不是蛇的对手来写。当蛇吞掉一个后，另一个愤怒以极，“瞪目如椒，似甚恨怒”，尽管如此，“仍遥望不敢近前。”怎样与蛇相斗？”当“蛇果腹，婉蜒入穴，方将过半时，鼠奔来，力咬其尾，”迫使蛇退出穴；等蛇再“入穴”，“鼠又来，嚼如前状，”如是多次，蛇只好“吐死鼠于地上。”尔后“鼠来嗅之，啾啾如悼息，衔之而去。”情义之深，跃然纸上。鼠之“义”与忠义智勇的结合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这是人性、鼠性的结合体，它“瞪眼如椒”，身体“便捷”，可以“漱然遁去”“啾啾”之声等，均是老鼠之特征和自然属性，这里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人化了的动物世界。小鼠的复仇意志和以弱胜强的经验，对我们不无启发。再如《禽侠》《鸿》等。

请注意，这里写的神鬼灵精、花妖狐魅，要达到什么目的？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以传“奇”而取胜这是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是深入思考，上下求索，追求理想的表现。在这些“异类”身上，并不突出物的属性特征，而是把他们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写，是按照现实生活的样子来摹仿各种人性、人情；它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外貌、阅历，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由此可见，与志怪小说一味的“侈陈使异”，“诞而不情”大不一样了。这里是言诞而理真，说鬼狐以人事论次，百物之性情说也。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得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它是以特殊形象来反映人的性情，人的灵魂，是“美妙的虚构里隐藏着的真实。”(《聊斋志异》稿本无名氏甲评语)

(二)

     南村在《聊斋志异·跋》中说：“余观之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他认为在《聊斋志异》中十之八九有寓意，在微型小说中就更多了。据此有人称这些篇幅小者为寓言，不无道理。但我们仍视此为寓言化微型小说，因为它不同于《拔苗助长》、《狐假虎威》那样形象简单的寓言故事，也不同于《中山狼传》那样情节曲折多变的长篇大作。寓言化微型小说与寓言主要从形象与生活上加以区别。寓言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就世界范围而言，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出现了印度梵文本《五卷书》和古希腊的《伊索寓言》。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亦出现大量寓言。这些寓言多是思想哲理的艺术化，远离真实的生活情事。它们往往寓深刻的道理于形象之中，一切形象的造设都是为了寓意喻理，甚至所叙事件本身只是一种外意，只是为阐明教训，而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寓言化微型小说，不仅寓意明理，而且许多地方写得很像生活，人物形象动人，寓意深刻鲜明。寓言化微型小说与六朝志怪也有区别，前者是小说，与人事有关，虽谈鬼说狐，虚无缥渺，但富有真实性。有人物，有情节，而且形象生动，是“设幻为文”“寓言为本”。“设幻为文”是说所写并非全是子虚乌有与人事全无关，或毫不相类的离奇的怪物和情节，只不过是时真时幻，似真似幻而已(这是不同于真正小说之处)。志怪小说则多是离奇的怪物，荒诞情节，与人事关系不大。《种梨》309字，写一个破衣装扮的道士，向一个卖梨的乡人要个梨吃(卖一车梨)，不给。酒保出钱买一个给道士。他吃完将梨核马上种于地“见有勾萌出，渐大；俄成树，枝叶扶 ；倏而花，倏而实，硕果芳馥，累累满树。道人将梨摘下送给看热闹的人。结果卖梨的一车梨全光了。因舍不得一个而失去一车的梨，令人捧腹大笑。作者通过细节描写，突出卖梨人的嗜利、固执、粗暴而又愚蠢，同时又突出了道士从容不迫对卖梨人“吝惜”行为的惩治，显示出了“过吝易失”这样一个道理。俗话讲“省着、省着，窟隆等着。”这种写法连志怪的胎痕也没了，完全摆脱了志怪小说的自然状态，达到了表意充分寓言化。它和《搜神记》的《徐光种瓜》在结构重心上是不同的。《种瓜》是完全按照志怪小说来写的，要早就早，要晚就晚，是宣扬道术之神，但寓意不鲜明，形象不美。《种梨》虽借了要籽种瓜的情节，但目的是惩戒吝鄙者显示了悭吝的可鄙、可笑。结构焕然一新，主题也由宗教性改造为社会性质。《黎氏》写谢中条中年丧妻，遗“二子一女”。一天谢“翔步山途”，路遇一女子，“心悦之”，强野合，纳为继室，甚亲热。后谢出门，女变为狼，食其子女而去。这与唐人小说《广异记·冀州刺史子》故事相类，但二者寓意不同。引狼入室，自残子女，这是谢中条“无行”的结果。后娘肆虐，儿女遭殃具有现实意义；用狼变人，人变狼的怪诞现象来昭示哲理，劝诫做人要举止端庄，作风正派。我们看，寓言化微型小说具有两重性，既是寓言，又是小说，既有近乎寓言的思想结构，还有合乎人情的形象结构。狼变人，人变狼；披上画皮是鬼，脱下画皮是人，这都是寓言的思想结构。问题是狼变妇人之后，脱了画皮变美女之后，才能与人谈话、结婚。因谢中条面临的是美妇，是人，所以他才不感到奇怪，正如东郭与狼、与树、与牛讲话一样自然。如果他面对着的是狼，那他就会逃跑。由于向生活靠拢，狼妇就更像人了，更合乎人情，这是小说的形象结构。这不是把狼人化，而是赋予她生动的人性。如谢与黎狭路相逢，谢问其能“相从乎?”黎问：“君有子女无也?”要作继室，必先问有无子女，这多么像人。黎氏变回狼之前完全是人，是生活中的活人。由于它注重表意的结果，使志怪小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性，成为表现思想的艺术手段。如说《黎氏》是劝世之文，那《车夫》就是讽世之文。全文57字，写一车夫拉重载上坡，正吃力时，一狼自后咬住臀肉，若停下来打狼会导致车毁人灭；不停，肉将被咬掉。“乘其不能为力之际，窃尝一脔”。这是乘人之危，从中渔利的小人，讽嘲的尖锐深刻，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三仙》讽谕科场；《三生》因作坏事变马变犬变蛇，均具寓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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