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与同一时期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思潮相适应，也发生过剧烈的斗争和巨大的变动。这种斗争的主流，按其社会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文学思想对于封建文学思想的斗争。这种变动的过程，是封建主义文学的没落与资产阶级文学的兴起的过程。这种变动，按其时代意义来说，是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又经受了欧风美雨的袭击之后，中国文学如何借鉴外国文学以谋求新的发展，以求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问题。虽然这两项任务只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才能完成，但这个时期毕竟已经展开了这种斗争。

　　一、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已经险象环生，岌岌可危，文学界也生机殆尽，奄奄一息。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人警醒起来，但由于那个时期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也不可能出现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思潮。地主阶级的开明派，如林则徐主张既反对鸦片贸易、反对侵略，又不一概反对中外通商，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他们不可能想到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毋造，也不曾想到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太平天国的兴亡说明这冬时期还只能爆发旧式农民革命，而这样的农民革命也不可能根本挽救中国。当时虽然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但文坛的论争也还是骈散之争，文笔之辩，唐宋之争，其结果也还是桐城派古文转而为湘乡派古文，宋诗派的勃兴，以及传奇、杂剧与小说的萧条。前人讲述这一时期的政治与文学虽然也每每以道、咸为界，但却各有自己的特定含义。如陈衍所说“前清诗学，道咸以来一大关捩”，[1]以及王逸塘所说“有清一代诗体，自道咸而一大变”，[2]都是指宋诗运动的兴起。
　　正因为鸦片战争时期还没有产生新的社会思潮，所以龚自珍虽在1841年去世，他仍然可以作为那个时期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龚自珍自称其学是“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不但研究经学、史学与文学，而且研究边疆地理与政事，视野确乎比较广阔。他关心现实，揭露黑暗，呼吁变法，的确难能可贵。但他的政治思想终究没有超出自然经济与封建君主制度的范围。他主张在新疆设置行省，却又主张以嘉峪关为界，严格控制东西的物资交流：“除稻米、盐茶、大黄、布绸外，一切中国奇淫之物，不许出关，以厚其俗；除皮货、西瓜外，不许入关，以丰其聚”。[3]当时，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要阻止世界性的物资流通已经不大可能，所谓中国的“奇淫之物”也早已相形见绌，他还要以自然经济的观点呆阻止国内市场的流通。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当年冬，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今之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
　　仆踞家长、子孙棰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愿执事且无图英吉利”。[4]鸦片烟不能禁止，其原因外存英国，内在皇帝与王公大臣，龚自珍却只怪君威不重，民不驯服，可见其封建君主制思想的严重。龚自珍的诗歌与散文都能自铸伟词，自成高格，开一代风气。但是，他又有很陈腐的文学思想。他的一本歌功颂德的诗集《升平分类读史雅集》今已不传，但其幸存的自序却暴露了封建正统的文学观念。他说，当时的穷乡僻壤有一些自外于天地父母之民，悍顽煽乱，因而“宜有文臣，附先知觉后知之义，作为歌诗，而使相与弦歌其间。”这样做，“犯上作乱之民，必有自搏颡泣者，必有投械而起者，仰祝圣清千万岁，俯祝云初之游其世者”，[5]竟把诗歌作为遏制人民造反，维护封建君权的工具。
　　魏源，同样是一位视野开阔而又关心民瘼的思想家和作家，但他的文学思想也很陈旧。本来，我国文学在古代与经史相混，至南北朝始自觉为文，于是乎方有《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出现，而魏源却以此为诗教的衰落。[6]他还这样论述文艺的教化作用。他说：“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四时也，在所以煦之；煦之道莫尚乎崇诗书，兴文学。”[7]又说：“盖诗乐之作，所以宣上德而达下情，导其郁懑，作其忠孝，恒与政治相表里，故播之乡党邦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8]他讲到了“达下情”，但其着眼点仍然在于上。
　　自从孔子论诗讲“兴观群怨”，汉儒论诗讲美刺，讲“上以化下，下以刺上”之后，关于诗歌的美与刺，上化下达之说已成为论诗的通则。与龚魏并世的张应昌还编过一部《国朝诗铎》，主张以诗“上德宣忠孝，下情通讽刺，闻者足警戒，言者无罪戾。……以充铭座词，以为采风备。”[9]比之张应昌，龚与魏甚至处略有逊色。
　　张际亮对乾嘉以来诗坛的批评是相当激烈的。他说过：“盖自乾隆、嘉庆以来，类多以诗干贵显。轻薄比之于器，则供人之坑好者也；比之于声，则荡人之心魄者也；此谓之失是非，导谄谀，奖贪淫，丧礼仪，久之而害于人心风俗。”[10]又说：“大抵自文化政策有严重的封建与宗教气味，而没有近代民主与科学气息。另外，还应当指出，人们常常提到的《戒浮文巧言谕》所指的“文”，其本意仅指公文、报告之类，并非指文学作品。况且，官批评了一些具有封建色彩的套话，却又规定了一些类似的套话。洪仁歼的《资政新编》的确具有一些资本主义的色彩，如称赞西方的科学技术，建议发展工业、设立新闻机构等，但它并未付诸实施；而且，洪仁玕的思想后来也大有变化。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形成与变法时期
　　从太平天国失败以迄戊戌变法运动的30多年，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日益严重，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技术与意识形态乘间而至。国家的危机日益加深，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也日渐发展。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形成与发展，反映资产阶级意志的新学也随之形成与发展，新的文学思潮与文学作品破土而出了。
　　资产阶级改良派及其意识形态有一个发展过程。一般说来，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多主张维护固有的纲常名教，而又采取西方富国强兵之术，即以中国的精神文明驾驭西方的物质文明。例如，冯桂芬看到了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8]却又主张“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9]薛福成主张“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20]这时，改良主义还在萌芽阶段，他们看不到西方物质技术之外的文学，也没有涉及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梁启超所说的“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全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至言，[21]即指这个时期的思想界而言。
　　此后，改良派逐渐走上政治舞台，维新变法的理论逐渐成熟。他们总结了洋务派失败的经验教训，不仅意识到了中西物质技术的差别，而且意识到了中西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优劣，于是在批判旧教育、旧学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的文学展开了批判。
　　康有为在1895年《上清帝第四书》中写道：“大地忽通，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用不足；官求苟谨，而畏言兴作；故苟且粉饰，而事不能兴。”[22]这是对旧教育的批判，也是对旧诗文的批判。
　　日后的文坛领袖，文学改良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此时却把传统诗文当成了丧志之物。1897年，他在《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告诫学生：“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透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丽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23]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又说：“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其为男子，苟无他所学，而专欲以此鸣者，则亦可指为浮浪之子，靡论妇人也。”[24]他认为不能废弃的说理论事之文，当是指应用文字，他所鄙视的“不能谓之学”的“溺志之物”则正是指的文学艺术作品。
　　谭嗣同认为当时是“中外虎争”的时代，因而也是“文无所用”的时代，[25]戏剧竞与赌博一样，只能荒废学业，消磨光阴。[26]甲午年底，他把包括优秀诗歌在内的全部著作统统称为旧学，表示鄙弃，甚至要抛弃全部“旧学之诗”。当友人劝告之后，虽然存而不弃，但仍然以激愤的语调写道：“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三十年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施于今，无一当焉。愤而发箧，毕弃之。刘君淞夫独哀其不自聊，劝令少留，且捃拾残章为补遗，姑从之云耳。”[27]
　　严复的《原强》和《救亡决论》从救亡图存的根本大计出发，从中西对比的角度，论证了否定文学的道理。他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它们“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中国之所以贫穷衰弱是因为“其学最尚词章”，词章之道，虽能极海市蜃楼、恍惚迷离之能事，却无补于救贫救弱。所以，不管是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还是桐城派的散文，也不管是唐诗派还是宋诗派，通通是无用之物，应当束之高阁，等到国家富强、物阜民康之时，方可以用来怡情遣兴。[28]
　　何启、胡礼垣也说过：“今者四方告病，盗贼蜂起，失地失权，一月数见，内外交逼，无过此时，而犹谆谆然讲文体之盛衰，论笔阵之强弱，其去时务二字亦云远矣。”[29]
　　王韬曾经概述过当时重自然科学，重实业，轻视文学的情况。他说：“其谈富国之效者，则日开矿也，铸币也，因土之宜，尽地之利，一若裕民而足国，非此不可。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学词章无不悉废。”[30]不难看出，当时的王韬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个别人的好恶，而是一种社会思潮。
　　这的确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与阶级特征的社会思潮。它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谋求变法救国与崇尚西学的时期兴起的。它崇尚西学而又否定中国文学，这一点既与洋务派不同，又比早期的改良派有所发展，同戊戌变法之后的社会思潮也迥然有别。它否定的是“一切文学词章”，超出了旧文坛的派别之争，这一点和当日的封建文坛又大不相同。对于旧文学的否定意味着对新文学的追求，当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曾进行过文学改革的尝试。
　　诗歌的改革首推黄遵宪。他的《人境庐诗草•自序》提出要在“诗境”、“取材”、“述事”和“炼格”四方面有所革新。他主张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而自铸新体。即不仅博采历代诸家诸派诗歌之长，而且采取散文伸缩离合之法；不仅采取经史子集、官书会典中的语汇，而且要吸取方言俗谚，新词新典，从而创造出一种“不为古人所束缚”的“为我之诗”。这种理论体现了他力求摆脱一家一派的窠臼，别创诗界的求新精神。他的诗歌创作取材丰富，意境开阔。他写中国，也“吟到中华以外天”。他批判封建主义的文化教育，也写到了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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