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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思潮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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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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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包括民主教育与民族教育，文学也是进行这种国民教育的手段之一。革命派在与改良派的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也逐步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思想特色。
一般说来，革命派的文学思想具有改良派所不可比拟的反帝、反清、反封建的政治内容，但是，他们之中各派的文学思想却又大不相同。
第一，如陈天华、邹容、秋瑾等革命活动家。他们不以文学家名世，却有名作传世。他们没有系统地论述过文学问题，但从作品中却可以看出他们以通俗文字教育国民的思想。陈天华通俗易懂的说唱体文学作品《警世钟》、《猛回头》，曾在士兵、学生、会党中广为流传。革命党把它作为革命教科书，群众则奉为至宝。他又创作了小说《狮子吼》，描绘了资产阶级改造中国的理想。他曾借小说中人物孙绳祖之口说过，如果没有宣传新理想的新小说去开通民智，纵有千百个华盛顿、拿破仑也无济于事。以我国人口之多，每年应当出版十倍于英美的小说，[53]邹容的《革命军》提出了改造奴隶性，进行革命教育，造就国民革命军的方案。从他对于汉学、宋学、桐城、阳湖等学术与文学派别的否定，以及从他“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的尝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以通俗文字进行社会教育的信念。同样，从秋瑾创办《白话》杂志，创作弹词《精卫石》，也可看出这样的信念。
当时的革命派有一个信念，即中等社会是革命的先锋，下等社会是革命的中坚，团结、教育下等社会是中等社会的革命职责，而教育下层社会的有效手段则是进行通俗演讲与编写通俗读物。为此，他们注意到了宣传文学的通俗性，注意到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弹词与说唱体的文学体裁。如林懈创办了《中国白话报》；《鹃声》杂志的前两期用白话体；《湖北学生界》，《直说》提出了文风、文体改革问题；一些综合性杂志发表小说等等。《江苏》杂志1903年第四期的杂剧《新中国传奇》借剧中人之口发表主张：“仿泰西小说家手段，以诗词歌曲提起国民精神”；[54]《湖北学生界》主张要以日本福泽谕吉为法，使用“世俗共解之文体”，“宁使国人共喻共晓，而鄙其立言之不雅驯；不愿使国人冥思穷索，而忘其命意之所在”，[55]可见当时革命派宣传与文学改革的一斑。
第二，如徐念慈、黄人等。他们虽然声势不大，却着重论述了小说理论中的几个问题。他们摧祟小说，但又不赞成把它神化；他们同意小说有教化作用，但又提出了小说的审美作用问题。如徐念慈说：“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近今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56]“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上乘者乎？”他又援引西方美学论理，指出了小说的形象性、理想化等特点。[57]黄人也认为“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昔日“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酰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今天“一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科本”，都不是服人之论。小说诚然可以传播文明，影响社会，但是，“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58]黄人还是较早应用真美善的原则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位。他在《中国文学史•总论》中说：“人生有三大目的：日真、曰美、日善”，“而文学则属于美之一部分，然三者皆互有关系”，“远乎真者，其文学必颇”，“反乎善者，其文学亦亵”。文学，“自广义观之，则实为代表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者也”。[59]
第三，如国粹学派和南社等。他们人数多，声势大，在政治上坚持反清革命，文学思想方面往往提倡国粹，主张复古。
在西学东渐之后，国粹主义思潮就随之形成。辛亥革命前，封建派、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都讲过保存国粹，但政治目的各个不同。封建派讲保存国粹是为了抵制一切资本主义的改革，改良派讲国粹是要保留一部分封建意识形态，革命派讲国粹则是和提倡民族意识、反满复汉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特殊的国际条件与国内条件下发生的。当时，东西方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不但对外侵略，其文化也早已呈现出颓败之势，这使得一部分革命派人士对资本主义文化丧失信心，回过头来转向国粹。在国内，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为了反满，也使得一部分人士转向古代寻求反满复汉的思想武器。再者，梁启超等人极力赞美西方文化，鼓吹西方文学，也使得一些盲目排外的人产生反感，抬出国粹与之对抗。凡此种种，都促使了国粹主义思潮的发展。1903年《汉声》杂志增刊《旧学》的题词：“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已经表达了革命派国粹主义的宗旨，到《国粹学报》问世则更成为一种社会势力。
《国粹学报》是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派也因而得名。这个派别以谈学术与文学而谈革命，它的反满复汉的宗旨很明确，而抱残守缺抵制改革的倾向也很明显。
1904年冬，邓实等人组织国学保存会伊始，就确定了“绸缪宗国，商量旧学，抒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的宗旨，以抵制“蟹行之书，纷填于市门”，“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60]为当务之急。次年，《国粹学报》创刊，发刊词标明它是在“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的形势下，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其职志的。[61]它宣布：“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62]它的七个栏目：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谈和撰录无不如此。“文篇”刊载的全是典雅的诗文。它宣扬的是这样的观点：两千年来的中国学术，“大抵以儒家为质干，以六经为范围，舍儒以外无所谓学问，舍六经以外无所谓诗书”；[63]。国粹者，道德之源泉，功业之归墟，文章之灵奥”；[64]人们“对十祖国之责任，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现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65]他们根据这样的原则办刊物，编印《国粹丛书》，发掘宋末与明末民族志士的著作，希望以此振大汉之天声，重整汉官威仪。
《国粹学报》的大将刘师培的文学观点足资代表。他坚守“文笔之辨”的古老信条，以“有韵偶行者为文”，无韵单行者为笔，崇尚魏晋六朝的骈文，把唐宋以来的散文鄙薄地称为“杂著”。他鄙视小说，指责唐宋小说党同伐异、好恶相攻；轻薄无聊、破坏礼法；芜杂讹误、驳杂不精；元明小说不足齿数。[66]看到了元明以来小说与戏曲语言通俗化的趋势，但又认定这种俗语只能用于芸芸众生，只能用来开启下民；对雅人，用于保存国学只能靠古文。他说：“近日文词宜分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又说：“君子之学，继往开来，舍文曷达?若夫废修辞之功，崇浅质之文，则文与道分，安望其文载道?”他提出了一个复古的口号：“崇尚文言，删除俚语，亦今日厘定文体之一端也。”[67]
章太炎更以国学大师名世。他虽不赞成“文笔之辨”，但他的文学观念却更为混杂。“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之为名，包举一切。他把所有的文字区分为有句读文与无句读文两大类。有句读文又区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两类。无韵文之下竞包括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六项。六项之中，除小说外，每项之下又分为若干种，合计48种。包括表谱、目录、契约、律例、仪注、诃曲、小说在内，一概称为文学。[68]他文崇魏晋，诗崇五古。关于小说的见识大体本诸《汉书•艺文志》。因为“小说者列在九流十家”，所以才“不能妄作”，也因此否定了唐代以后的小说。[69]他的散文语言向以古奥著称。1903年他一度倾向于通俗化。到了1909年便又忏悔《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名文是“浅露之作”，“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70]
南社无疑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其成员有不少就是同盟会会员。它的一些成员也倡导过文学的改革。如陈去病、柳亚子倡导“戏剧改良”，如马君武曾经主张“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脱古胎”。[71]一些人从事1寸外国文学的介绍，一些人从事过小说的创作，一些人从事过戏曲改革和话剧运动，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团体，它的成员与派别相当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是，辛亥革命以前的南社，以其机关刊物《南社》为代表的南社面貌却是比较单纯的，国粹主义思想也是相当严重的。
高旭的《南社启》说：“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之尤可贵者断推文学。盖中国文学为世界各国冠，泰西远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欧风者，乃奴此而主彼，何哉?余观古之灭人国者，未有不先灭其言语文字者也。嗟乎，痛哉!伊吕倭音，迷漫大陆；蟹行文字，横扫神州，此果黄民之福乎?人心世道之忧，正不知伊于胡底矣!”所以，他才挺身而出组织南社“以挽既倒之狂澜，起坠绪于灰烬”。[72]他所谓“醉心欧风者”，显然指梁启超等人。
林懈致书高旭表示对梁启超的文学改革深恶痛绝。他说：“国事日亟，吾党之才足以作为文章鼓吹政治活动者，已如凤毛麟角，而近人犹复盛持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之说，下走以为此季世～种妖孽，关于世道人心靡浅也。吾国文章实足称雄世界；日本固无文字，故国势盛至今日，而彼中学子谈文学者犹当事事乞于汉土。今我顾自弃国粹，而规仿文辞最简单之东籍，单词片语，奉若邱索，此真可异者矣!”高旭称赞林氏此论“先得我心”。[73] 冯平曾表示过对欧洲文学输入的忧虑。他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子咸从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伦之诗、莎士比之歌、福禄特儿之词曲，以谓我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以茜科学，诚相形见绌；若以文学论，未必不足以称伯五洲。彼白伦、莎士比、福禄特儿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哲远甚也，奈何尽弃其国学而学于人?”他对于复古倾向极感欣慰。他说：“年来爱国好古之士，知文学系国家之盛衰也，共谋保存国粹，商量旧学，于是诗词歌曲，顿复旧观，晦盲否塞之文学界，遂有光明灿烂之望矣。”[74]
这种国粹主义思潮限制了南社成员的创造精神，即便是革命的思想，他们也要把它塞进封建主义的命题之中。高旭说：“盖诗之为道，不特自矜风雅而已。然发乎情者，非如昔时之个人私情而已；所谓止乎礼义者，亦指其大者远者而言。如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皆所谓止乎礼义而未尝过也。若此者，正合温柔敦厚之旨”，[75]硬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塞进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之中。他一方面承认“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之公例也，一方面又说“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他一方面反对泥古，一方面又说“诗文贵乎复古，此固不刊之论也”。[76]
南社的一些成员早期一度写过新体诗、白话文，但《南社》概不人选；它所刊载的全部是“诗古文辞”。《南社小说集》作为临时增刊只在辛亥革命后出过一本。
第四，如鲁迅、周作人。他们当时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与外国文学的介绍。他们对梁启超式的文学改革与国粹学派的保存国粹都有所批判，对儒家的文学理论以及封建文学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现出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及正本清源，另辟康庄的意向。他们的理论观点达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高峰，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他们人少势单，理论活动也没有和革命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文字又古奥难读，因而当时的影响则甚小。
1907年和1908年，鲁迅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五篇文言体论文。这五篇论文都表现了他对于西方与中国文化的冷静的思考，《摩罗诗力说》集中表现了他的文学思想。他说，古人一向讲“诗言志”，“《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日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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