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形形色色。他突出地表现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也赞扬某些资本主义的文明。他富有民族自信心，却又反对闭关自守，盲目自大。
其次是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的“新学之诗”。他们不顾诗歌艺术的特点，以孔、佛、耶三教学说入诗，以至根本无从索解。作为诗歌艺术的改革他们是失败的，但仍然足以证明他们的探索精神。
在小说方面，这时也透露了一点新的信息。梁启超说过：“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31]《国闻报》发表《本报附印说部缘起》说：“夫说部之兴，其人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始，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集，附纸分送。”[32]虽然其事不成，但它说明一种新的观念已经萌芽。
这个时期虽然还没有提出散文改革的口号，但它作为介绍西学，宣传变法的直接应用工具，事实上不能不有所改革。维新派的文章一般都能从中外对比的宏观世界上提出问题，又往往引用外国人士的言论和科学道理来说明问题，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学思想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资产阶级的两派经过激烈的论战，从而正式形成了革命派与改良派。这两派都从各自的政治观与文学观考察过文学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关系，因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学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学思想各有差异，但应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改革派为其主流与代表。这一派之中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崇拜西方文学，崇尚小说，倡导文学改革与提倡文学救国。
1898年12月25日，梁启超说，中国“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以往的诗人都可以称之为“鹦鹉名士”，不足为训。今后“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化布、玛赛郎然后可”，作诗必须具备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即必须具备“繁富而玮异”的“欧洲之意境语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使用“日本语句”。同时，他还指出黄遵宪的某些诗虽有欧洲新意境，但新语句尚少。他预言已经出现“诗界革命”的征兆，“诗界革命”的时机已经渐趋成熟，诗界的哥伦布、玛赛郎出世之日已经为期不远了。[33]三天后，他又称赞日本人德富苏峰的著作《将来之日本》“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大有鼓吹平民主义之功，并预言“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34]1902年初，梁启超批评严复的译作《原富》“其文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人之书，一翻殆难索解”。他呼吁道：“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35]这表明，他王张以欧美和日本为师，改造中国文学，以文学传播资本主义文明，开通民智。
自从“百日维新”之后，梁启超就反复论述了改造国民精神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的世界竞争是国民的竞争，国民的精神状态与力量大小决定国家的盛衰，改造国民精神已成为当务之急。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和《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他的这种思想形成了体系。《新民说》宣称，不是社会制度决定着政治的清浊，而是国民文明程度的高低决定着政治的清浊。如果国民的文明程度低下，纵有圣君贤相，其政治也只能清明于一时，人亡则政熄；反之，如果国民的文明程度高，即使暴君污吏能够得逞于一时，国民也自能设法补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英美各国之民，常不待贤君臣而足以致治”，而中国变法数十年之所以不见成效，其原因就在于对“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所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6]怎样造就这样的国民?文学对于造就新民有着怎样的作用呢？《新民说》并没有答案。
同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对于小说改良政治、造就新民的作用作了肯定的回答：“欲改良群治，盛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7]梁启超所说的小说包括戏剧，所以他说的“小说界革命”也包括“戏剧革命”。
从《夏威夷游记》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三年之间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歌、散文、小说与戏剧的改革口号。并且指出了文学改革的方向，以及与政治、民众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标志着梁启超改良主义文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完成。
戊戌变法前后七、八年之间，社会思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戊戌变法前是重科学轻文学，之后则是科学与文学并重，以至轻科学而重文学。戊戌变法之前，改良派寄希望于皇帝变法，企图速决；失败之后，他们看到此路不通，于是转而倡新民说以图渐进。梁启超在这种社会思潮的转变中提出了文学改革与小说新民说，他的这种理论也对当时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巨大影响。
自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说”出世之后，一些人推波助澜，踵事增华，遂酿成一大文学改革的风潮。从此，凡谈文学改革者，必推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也必然以欧美与日本为准则。狄葆贤说：“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当初惊骇不解，三思之后则深信“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小说的确具有“支配人道、左右群治”的伟力。他又说：“吾以为今日中国之文界，得百司马子长、班孟坚，不如得一施耐庵、金圣叹：得百李太白、杜少陵，不如得一汤临川、孔云亭”。[38]林纾说：“欲开中国之民智，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39]白葭说，读法国的《十五小豪杰》，当知其旨趣在于“有独立之性质，有冒险之精神，而又有自治之能力是也”，凡此三者又是我国国民所缺少的，所以应当“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志”，以期睡狮之勃醒。[40]
这个时期，人们对文学语言的认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梁启超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莫不循此轨道”，“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界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41]狄葆贤说：“若专以俗语提倡一世，则后此祖国思想言论之突飞，殆未可量。”[42]林纾主张“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以彼新理，助我行文”。[43]
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改革不仅遭到封建势力的反对，而且也受到改良派内部一些人的非难。张之洞在1907年的《保存国粹疏》中说：“西学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中国之文字经史万古不磨。新故相资，方为万全不弊。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国文既绝，而欲望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不其难乎!”[44]他的攻击目标不限于梁启超等文学改革派，但无疑包括他们。孙雄说：“自欧风东渐，中国文学渐就荒废，有韵之文青年尤畏其难，咸托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之说，以自文其不悦学之私意。”为“痛大雅之小作，忧国粹之将亡”，他编辑了《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45]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学的输入、小说的繁荣与旧诗的衰落就是文学的沉沦。
梁启超等人倡导文学改良往往说欧美以文学兴国，康有为却于1905年发表《物质救国论》，既反对民主革命，又反对“文学革命”。他说：“夫人道之始，国势之初，皆造端于实力，其文理哲学之发生，皆其后起。既强盛之后，而后乃从事之。故物质学乎，乃一切事理之托命”，“美国人不尚文学，惟工艺致富”，“盖大地之尚文学无若中国者，而却贫弱”。[46]
关于散文的改革与否，改良派就有三种主张。梁启超主张“文界革命”。严复则反对任何改革，主张固守古文雅言。他说：“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感情之声音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他译的《原富》是学理精深的著作，不可能使用粗犷之词。况且也不是给莘莘学子读的。至于“文界革命”，根本不必要，而且讲不通。他认为，假若“文界革命”是为了使文章通俗化，以便于“市井乡僻之不学”，那不仅不是文体革命，简直是“凌迟文章”。[47]针对梁、严之争，黄遵宪则致书严复，表示“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48]取折中态度。
梁启超倡导文学政治功利说，王国维则倡导文学超功硼说、游戏说，他认为“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的文学，决非文学也”。“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49]
通过比较，我们显然可知以梁启超为首的文学改革的进步意义。
首先应当指出，在近代中国正是梁启超首次提出了全面的“文学革命”的口号，又首次提出了以欧美和日本为师的口号。这两个口号促进了外国文学思潮和外国文学作品的输入，以致当时出现了文学翻译事业的空前繁荣，造成了翻译多于创作的局面。外国文学新的思想和新的表现手法的输入，对中国的传统文学是一种冲击，而对中国新文学的创造则是一种借鉴之资。鲁迅说“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50]文学改革的思潮虽然到“五四”时期才结出硕果，但溯其源则应当归功于梁启超的文学改革。
其次应当指出，正是梁启超倡导的文学改革才打破了以诗文为正宗，小说戏曲为附庸的陈旧观念，从而造成了小说的繁荣。当时．外国文学的翻译以小说为最多，文学期刊以小说期刊为最多，文学创作也以小说为最繁荣。不仅产生了以批判现实为主的“谴责小说”，也产生了描绘未来的理想小说。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形成了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虽已显露才华，但毕竟还没有完全冲破古文的束缚。东渡后方才发生了重大变化。1920年，他说当初写散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东渡后，“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5l]
在散文的表现方法上梁启超有许多新的特点。当时，古文家思想旧，手法旧，知识面狭窄。梁启超则视野广阔，凡论证事理必古今中外进行对比，必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种族等方面条分缕析。桐城派古文层次分明而空疏，魏晋派古文行文陡峭而谨严，它们共同的弱点是矜持而不能尽情。梁启超则一反其道而行之，行文务求解放，务求畅达，务求透彻，宁失其繁，不失其简，好恶宁可溢于言表而不求矜持含蓄。骈文派务求对仗，古文派力求散行，梁启超则打破界限，当骈骊则骈骊，当散行则散仃。他的散文内容、事理、词汇的丰富广博，以及表现手段的新颖多样都是空前的，其影响也是空前的。郑振铎曾说梁启超的散文把桐城派文坛“打得个粉碎”，造成了“无远不届、无地不深”[52]的深远影响。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学思想及其文学改良运动也有其严重的弱点和错误。当革命派逐渐兴起倡导革命反清的时候，梁启超高唱欲兴国必先新民，欲新民必先革新小说的论调，把文学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总是和革命学说对立的。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方法也多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强调小说与戏剧的重要，却过分贬低了诗文。他们强调了学习外国文学的重要性，又多忽略了祖国的文化遗产。他们重视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又多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作用。他们强调了文学“革命”的重要，对于封建文学却几乎没有实质的批判。因而，他们不仅不可能创造出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文学，而且一旦时过境迁，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了文学革命的反对派。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学思想
1900年以后，资产阶级的两派都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和国民教育的问题，也都曾想到利用文学进行国民教育的问题，但两派的目的与手段却大不相同。改良派认为中国民风不振，民智不开，民德不高，有奴隶性，不改造不足以立宪，他们主张施以资本主义的启蒙教育，主张以小说、戏剧进行社会性教育，但其政治内容却比较空泛。革命派则认为中国人是清政府的奴隶，清政府又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隶，所以中国人是奴隶的奴隶，中国人已经匍匐在清朝统治之下二百余年，已有奴隶的劣根性，必须改造奴隶性进而为国民，方可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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