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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古诗歌的精神与元好问

时间:2009-8-8 16:41:33  来源:不详
师是汝师”的旗帜,是受了元好问的影响。他说:
  三百篇,诗之祖也;屈子,继别之宗也;汉魏三唐以迨宋元诸家,继弥之小宗也。六经,文之祖也;左氏、司马氏,继别之宗也;韩、柳、欧阳、苏氏以迨胜诸家,继弥之小宗也。(《袁祈年字旧祖说》)
  他在批评了“必秦、必汉、必唐”与“何必秦?何必汉与唐”的两种极端主义倾向以后,提出了按照诗文发展的悠久历史,“尊祖、敬宗、收族”的主张。另在《冯己苍诗序》中又指出,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创作精神,“得之者妙无二门,失之者邈若千里”。他号召诗人们由近及远,广泛学习。他推崇元好问的诗如“白虹贯天,苍鹰击殿”,有“壮士哀歌而征”的阳刚之气,也有“美人传声于漏月”的阴柔之美,赞之为“此天地之真诗也”(《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他又发挥元好问的“以诚为本”的文学主张,说:
  元遗山论唐人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有本焉,诚是也。不诚无物。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余撰次怀东之诗……取诸“诚”之一言,以定诗学之旨归。遗山之诗教庶可以昌明于后世也。(《佟怀东诗选序》)
  钱谦益的人品颇为清初的人所不齿,但在诗坛上,却能被视为领导风气和潮流的人物。其间,除了他诗的成就以外,他的诗歌主张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也是重要的原因。
  清代中叶,诗论家叶燮也是对清诗有影响的人物。他在《原诗》中把诗的创作比作建构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厦。这座大厦必将有所托之基,“然后始基而经营之,大厦可次第而成”。“诗之基”,即“其人之胸襟是也”。有了“基”,即是“取材”,他说:
  而材非培搂之木,拱把之桐梓,取之近地阛阛村市之间而能胜也;当不惮远且劳,求荆湘之椴楠,江汉之豫章,若者可以为栋为欀,若者可以为楹为柱,乃胜任而愉快,乃免支离屈曲之病。则夫作诗者,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楚辞,浸淫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大家,皆能会其指归,得其神理。以是为诗,正为伤庸,奇不伤怪……
  叶燮主张从古往今来诗歌创作的全部经验中去心领神会地汲取滋养,不避远,不辞劳,不偏废,不短视而急功近利。这种精神和元好问是一脉相承的。
  清代本身就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面对悠久的历史和唐宋两代的诗歌成就,加上明人必秦必唐的单一选择的失败教训,清人的眼光就开阔得多了。它除了一部分受元好问的影响,能全方位地审视历史,“转益多师”的诗人外,也表现在众多的诗歌流派共同对前代诗歌遗产的全面继承上。
  清代的诗派名目繁多。他们中或倡神韵,或用格调,或主性灵,或张肌理,因而有“派”之名;从地域而论,又有所谓虞山派、娄东派、河朔派、岭南派、岭西派、浙派、秀水派。此外还有桐城派散文家姚鼐为首的桐城诗派,晚清又有所谓同光体、汉魏六朝派(亦称湖湘派)和唐宋兼采派(河北派)等等,不一而足。清代的这些流派,互相之间并不横施挞伐,只是各自发展,各逞其胜,甚至互相兼容、渗透,成为一个时代特点。表现了诗的百花齐放的色彩。其中也有宗唐宗宋旗帜鲜明的,如神韵派、格调派的宗唐,浙派、同光体的宗宋。都各取~格而加以发挥,只是其中除了神韵派的主将王士祯,浙派主将厉鹗较有成就以外,都没有取得什么说得上的成绩。他们的单一选择,近于南宋的江西诗派和明前后七子,违反了时代潮流。其余汉魏唐宋,各有吸纳、渗透或兼容。文学史家力图把它们归入或唐或宋两大阵营而往往捉襟见肘。首先是钱谦益,他被尊为虞山诗派之首,被视为尊宋的诗人,而实际他提倡“转益多师”。他推出苏轼,不过是为纠前后七子之失和王士祯神韵说的偏颇。至于他赞赏元好问,就更不能说他是在提倡宋诗了。清中叶影响较大的是性灵派。其首领袁枚提倡抒写情性,对前人无所谓宗法,更不以宗唐宗宋为意。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文学史家有的把他归为宋派,有的把他归人宗唐,实际他以肌理之实救神韵之虚,对唐宋各有所取。钱载是秀水派的领袖,一般认为他诗祖黄庭坚,实际他的诗“汉魏六朝、三唐两宋,靡不兼有。”(吴应和《浙西六家诗钞》)此外唐宋兼胜的还有姚鼐主导的桐城诗派和晚清的“唐宋兼采”派。清代还有许多本无宗派的诗人被归入某一流派中,而实际是兼容前人之长的。如清初的著名诗人朱彝尊,被视为宗唐者,实则他的诗作中宋诗的倾向很浓,“夸耀才学,争奇斗胜,掉书袋,用险韵”(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充满了宋人的情趣。赵翼的遭遇就更具有代表性了。有的视他为宋派诗人,有的认为他宗唐,有的又认为他的主张近似于性灵派的袁枚。实则他兼采众长,虽然有不满于王渔洋的神韵说,而他自己却从没有提出过宋诗的主张。从他对元好问诗的赞扬中,反而倒是看出他是反对宋诗的以才学为诗的。他重视个性和情韵,有近似袁枚的主张,但他的诗富有理趣与诙谐,亦饶有个人的情性,因而风格鲜明。他说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他视野开阔而取我所需,是一位注重推故作新的诗人。清代像他那样不尚一家一派而能在全面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造就自己的个性和风格的诗人还有郑燮、黄景仁、张问陶以及晚清的龚自珍、黄遵宪等。但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与其说他在推动着一个诗歌改良运动,不如说他终于发现了古诗与口语日益扩大的距离,从而透露了一个旧体诗歌已经烂熟而它的历史使命行将终结的讯号。
  有清一代的诗坛,虽未有李、杜、苏轼那样雄踞一代的诗人出现,但文学史说得上的杰出诗人在各个时期均有涌现,而诗家之多,诗人之众,又为各个时代所仅见。他们中多数不以宗唐宗宋相标榜。此时的诗歌朝向纵深和广阔两个方向发展。“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吟诗作赋,成了一个普及的文化现象,已不是少数读书人所专有。所以可以这样说,清代无数诗人的参与,给清诗增添了光彩。从此,在他们共同对我国的古典诗歌作出的贡献中宣告了“旧体文学的总结”(刘大杰语),而且是一个可以告慰的总结。

注释
  [1]历来对元好问的这首论诗诗有歧解,此处从陈长义《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二解》一文的解释。见《元好问研究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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