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上海，就搬到礼查饭店，住了一间每天五块钱的房间，为的是场面阔绰些，好叫人看不出他的底蕴。他自己又想，我是在香港住久的人了，香港乃是英国的属地，诸事文明，断非中国腐败可比，因此又不得不自己看高自己，把中国那些旧同胞竟当作土芥一般。每逢见了人，倘是白种，你看他那副胁肩谄笑的样子，真是描也描他不出，倘是黄种，除日本人同欧洲人一样接待外，如是中国人，无论你是谁，只要是拖辫子的，你瞧他那副倨傲的样子，比谁都大。

　　然而，作者偏偏让劳航芥遇上一个“生性就不喜欢外国人”、有民族气节的妓女张媛媛。张媛媛误将他当成外国人，对他十分冷淡，劳亮明了真相，还是不行，张媛媛不喜欢他这身“假外国人”的打扮。为了博得张媛媛的欢心，劳航芥只好改装，买一条假辫子装上，穿上长袍马褂，一个趾高气扬的“假外国人”，一眨眼变成了长袍拖辫的中国人。

　　劳航芥来到了风气未开的内地安徽，犹如珍奇动物进了闹市，成了围观对象。他飞扬跋扈，视中国民众为草芥，住旅店时不见了手表，就一口咬定被盗，连讹带诈，向店主强索二百大洋，旅店几乎因此而破产。手表后来找到了，劳也不声明归还店主的钱。劳的恶行，终于得到报应。第五十四回，劳航芥到一家戏院解闷，因不懂装懂乱鼓掌，惊扰了旁边观众，惹出事端——

　　他旁边有两个人，看戏看出了神，被他一拍巴掌，不觉吓了一跳。扭转头来一看，见是一个洋人，后来上上下下瞧了几遍，见他眼睛不红，头发不黄，明明是个中国人改扮的了，嘴里便打着他们安徽的土语，说：“这个杂种，不知是那儿来的？好好一个中国人，倒要去学外国狗。”劳航芥在安徽混了大半年了，有些土语他都懂得，一听此话，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站起身来，伸手过去，就在那骂他的人身上打了一拳，底下一伸腿又是一脚。那人不知道他的来历，见他动手，如何答应？嘴里嚷道：“反了，反了！天下有无缘无故的就打人的么？”一面说，一面便把劳航芥当胸一把扭住。劳航芥是学过体操的，手脚灵动，把身子往后一让，那人摸了空；劳航芥趁势把他一把辫子揪住，按在地上，拳头只往他背心上落如擂鼓一般，一时间人声如沸，有些无赖，远远看着是外国人打了中国人，都上前来打抱不平。这一着，劳航芥却不曾防备，一松手，地下按着的那个人向上爬了起来，对着劳航芥一头撞过来，劳航芥刚刚闪过，背后有个打拳的，看准了劳航芥的腰眼里当的一拳。劳航芥登时头昏耳响，一些力气也没有了。余外的那些人看见有人动了手，众人都跃跃欲试。劳航芥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趁势一个翻身，望外一溜，其时棍子也丢了，帽也被人踏扁了，衣裳也撕破了，劳航芥一概顾不得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一口气跑回公馆。

　　同样，对劳航芥擅长的西学，李伯元也是不遗余力地贬损。劳航芥精通英语，作者偏偏让他碰上德国人，法国人，还有俄国人，让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狼狈不堪。粗鲁无文、好赶时髦的黄抚台并不知道洋文还有那么多的名堂，只觉得花重金雇了一个只懂一国外语的洋务顾问，实在吃亏，结果就把他晾了起来，无趣之下，劳只好自己递出辞呈，一走了之。劳航芥在中国内地到处碰壁，洋相百出，无疑是李伯元“中体西用”信念的一种想象性胜利。

　　然而李伯元并不是那种昧于大势的人，他自幼成长于风气开化的江南，随洋教士学过英语，后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办报，还到日本游历过，眼界远比一般人开阔，所以，他才赞成维新，并对顽固僵死的守旧派持否定的态度。在《中国现在记》里，李伯元对冥顽不化、不识时务的朱侍郎持讽刺态度，朱侍郎拒绝一切洋物，到了可笑的地步，回家奔丧时间紧迫，同僚劝他坐火轮，被他拒绝，还说：“兄弟从小到如今，凡有鬼子的东西，一直没有用过，倘若一朝失节，便做了名教中的罪人。老兄还是成全了兄弟罢。至于用夷变夏，那是断断乎不敢的。”在他眼里，那些鼓吹维新的人士，都是些“剃了辫子要到外国当奸细去的”。然而李伯元毕竟还是中国传统文人性情，在“利益”与“文化”之间，价值天秤更加倾向于“文化”，这也是当时许多中国文化人共同的价值选择与文化操守。这没有办法，对于这些人来说，西方的物质文明再发达，科学再昌明，技术再先进，终究属于“形而下”的东西，无法与“形而上”的中华文明相提并论，而他们的西学修养，他们对西方社会的了解，也远未达到五四那一辈学人的深度。因此，他们虽然领教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与强大的实力，为了现实的“利益”而背叛自己的文化道统，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至少在情感上如此。由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含义，那是老一辈中国学人文化操守的极端性表现。

　　公平地看，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时代，李伯元的主张未必不正确，然而，历史已经到了天翻地覆的时刻，正常有序的渐进已属不可能，在“利益”与“文化”不能兼顾的情况下，为了民族的生存，放弃固有的文化，选择“西化”的道路，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之举，当然无可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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