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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京旗小说引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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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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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市井俗话。京旗小说的语言则处在高雅的官话同市井方言之间，更多倾向于下层百姓的语言。另外，也同作品的阅读受众有关，京旗报人小说的读者肯定不是大学或中学里接受新鲜思潮的学生，也不是完全没有多少文化的引车卖浆贩夫走卒，而是那些普通的北京城小市民，粗通文字，理解上没有障碍，却又不具有更高瞻远瞩的政治与社会思想。最主要的，这些读者阅读京旗小说是为了娱乐和消遣，还有报纸计日出版、作家无法做精细的处理等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对作家写作的模式和风格产生影响。
由于出身家庭、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等因素，京旗小说大部分表现的还是北京文化尤其是清末民初北京底层民众文化的面相。他们的小说中充满了通行于北京下层的土话方言和民俗文化。他们的语言不仅在形式上活灵活现地将日常用语搬上纸面，其所体现的内容也贴合普通百姓的所知所解。他们的题材除了旗人生计这一牵涉广泛下层民众的问题之外，多是日常所闻、街谈巷议、家庭内部纷争、社会场景白描，所谓通俗，正是双方面的结合。
清末民初的这批京旗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应该有一席之地，其在文言转白话的过程中的承上启下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其叙事题材和叙事模式的转换也可堪称赞。在他们之前固然有很多白话作品的出现，比如明代就有的“三言”、“二拍”之类，他们自然也写到市民底层，但是还是侧重于传奇故事的铺叙。清末民初的京旗小说却全然写日常，他们的小说故事本身没有多少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主要靠叙述的技巧设置关节，方言土语的魅力引起读者的兴趣。可以说中国小说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叙事、从情节重心转向结构重心、从偏好故事到偏向语言，京旗小说起到了一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作用。
注释：
①有关八旗制度的起源时间等问题，学术界尚存争议，本文不做探讨，仅概其大观，详细的综合研究请参见瀛云萍《八旗源流》（大连出版社1991年版），王钟翰《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赵东升《满族历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书。
②〔德〕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刘森尧译，第56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③王卓：《论清代满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分野》，第124页，《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④有关满族说部的研究，在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宋和平《〈尼山萨满〉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孟慧英《萨满英雄之歌：伊玛堪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周福岩《民间故事的伦理思想研究：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多有涉及，但没有专门论述。单篇论文有王宏刚、苑利《满族说部：一宗亟待抢救的民族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等。
⑤荆文礼：《萨满文化与萨满传统说部》，《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5期，第75-76页。此说源自富育光《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3期。
⑥徐岱：《小说形态学》，第16-45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⑦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⑧金启孮：《梅园集》，第92页，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⑨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第2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⑩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时，仿照日本的小说类型介绍方式宣传“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各类，勾画了小说的多元类型、不同的表述经验，还强调感染濡化的效果和启蒙教化的目的，从样式和内容两方面都对后来的京旗小说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参见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原载《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11月14日），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第58-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白维国：《〈小额〉探索》，见太田辰夫、竹内诚编《小额》，第66-68页，汲古书院1992年版。
（12）《上谕》，《申报》1906年7月15日第一版。
（13）龚书锋：《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第25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第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参见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第395-422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6）鲍明：《满族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第307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17）叶广芩：《采桑子》，第25-2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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