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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学家的理学因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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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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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实际肇端于中唐文豪韩愈，其一开始便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至宋代，吸纳了佛、道两派部分学术理论的新儒学——理学开始走向繁荣，南北朝以来的“三教鼎立”局面目日趋瓦解。元代理学继续延续着宋代的兴盛，进而成了官学，造就出了一大批理学家。但整个元代却未能涌现出一个像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一样影响巨大的理学大师。倒是培育出了一大批富有理学精神的诗文作家，或者说有着学者与文人双重色彩、理学家与文学家双重身份的新一代理学家。宋代理学家探究的是“穷理尽性至命”的义理之学，他们大多反对文学性，鄙夷创作。这些风气并未被元代理学家所继承。相反，他们大多主张“儒者诗人合二为一”，在重视理学根基的同时，强调文学的作用和个性。因此，从由宋入元的金履祥，到元代的郝经、许衡、姚燧、刘因、吴澄、虞集、欧阳玄、揭斯、许谦、黄潘、柳贯、吴师道、吴莱、傅若金、戴良等人，都有深厚的理学根底，有薪火相传的理学师承，同时，又都是元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作家，留下了许多诗文作品和文学批评论著。
在众多学者型文人中，吴师道是前人关注较少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人，他的《吴礼部诗话》很能体现元人诗论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特点。
吴师道生活于理学渐盛的元代中期。据《元史》载：吴师道，字正传，婺州兰溪人。年少即善记览，工词章，才思涌溢，发为歌诗，清丽俊逸。弱冠后，慕宋儒真德秀之学，遂有志于理学。尝就教于同郡金履祥、许谦，习惯一分殊之义，一本朱熹之旨。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登进士第。曾任高邮县丞、国子博士等职，以奉议大夫、礼部郎中致仕。故有“吴礼部”之称。有《礼部集》20卷传世。《吴礼部诗话》是吴师道诗学观的集中体现，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1)弘扬理学正统，昌明雅正诗风；(2)高标民族气节，表彰抗金英雄；(3)总结唐宋诗论，主张师今师心。
首先，由于吴师道等儒学文人的坚持，使“雅正”诗风成为元代中后期的主流。在元代诗歌创作与诗论发展的文化背景中，理学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尽管理学成熟于宋代，但终宋之世，理学始终没有被政府当局立为法定的官学。到了元代中后期，程朱理学才被定为正统，奉为官学。吴师道少时即师事理学家金履祥。金履祥与何基、王柏、许谦合称“北山四先生”，为朱熹理学的重要传人。故吴师道颇得理学正传：“其文多阐明义理，排斥释老，能笃守师传。”卷一譬如《吴礼部诗话》一开头便对东汉仲长统的《述志》诗提出批评：“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盖已开魏晋旷达之习、玄虚之风。昌黎志辟异端，而汉三贤赞，统与焉，殆未之察也。”仲长统本属儒家学者，所著《昌言》，思想也算规矩，故而连唐代大儒韩愈也赞其为“三贤”。可吴师道认为仲长统得罪儒教，连韩愈也有失察之过。其捍卫儒学正统之志可见一斑。接着讨论朱熹的《感兴》诗，更是体现出他对“圣贤操存之要”和世人“逞其私见，穿凿以为知”、“异端词藻之害道”的严正态度，从而也集中体现了吴师道诗论力辟邪说、捍卫理学正统的主旨。又如他对卫武公作《抑戒宾筵》诗刺周王一事评论道：“卫武公《抑戒宾筵》二诗，极言荒湛之失，本以刺王，而引以自归。至于丧乱回通等语，皆所不讳，盖所以致其警戒之切尔，旧序之言为是。”后人因卫武公年九十五而作《抑戒宾筵》诗以刺周王，称其大贤，并将之与周公作《酒诰》相提并论。吴师道在此点出题旨，颂扬的就是儒者所竭力倡导的文臣死谏精神，突出一个“刺”字。再如他解读韦应物《逢杨开府》诗“因见当时三卫恣横，身在其列，故托以自言，亦古人之意”，同样体现了他严格遵循诗歌应有“美刺”之职的儒家正统诗论观。至如其论《豳风·七月》，以为“天人相感之际，亦学者所当究也”，更是直接道出了他比较正统的儒家文学理念。
“雅正”不仅仅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审美规范，是对创作主体的内在要求。吴师道敏锐地察觉到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问题，认识到不同的生态环境必然会造就不同的诗作风格。在评论从盛唐到晚唐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文人诗风变化的情况时，吴师道认为，才、学并称方为君子风范，开元天宝问的盛唐诗风“词旨淳雅”、“邃远清妙”，是“明健激昂”的建安诗风的延续，当为诗学正统；中唐杨巨源等“清新明严”、“化俗为雅”，有“元白所不能至者”；至晚唐子华致光辈，则“其诗过于纤巧”、“淫靡特甚”。“自储光羲而下，王建、崔颢、陶翰、崔国辅皆开元天宝间人，词旨淳雅，盖一时风气所钟如此。元和以后，虽波涛阔远，动成奇伟，而求其如此等邃远清妙，不可得也。”吴师道深深赞许时移则事异、事异则诗变的观点，应是属于在“雅正”风格指导下的审美感悟，是很有眼光的。
其次，从《吴礼部诗话》中我们可明显看出吴师道高标士人气节，表彰抗金英雄的情况。这也是吴师道正统诗学观的体现。吴师道认为，陶渊明爱菊是高标人格、独善其身的写照。而陶渊明之归隐，则是“忠愤”所为，是忧思故君，不认可刘裕政权，因而很自然联想到忠君爱国的屈原。前人论屈原者如刘安、司马迁、刘向、班固、王逸等，重在表彰屈原高洁的人格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执著精神。自从朱熹在《楚辞集注》中首倡屈原“忠君爱国”的主旨，在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宋元时期，人们总是视屈原为“士节”的楷模。将屈原与陶渊明进行比较研究是元代楚辞学的一大特色。郝经、杨恽、吴澄、虞集、杨维桢等人在这方面都有论述。吴师道的理解则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更加宽泛化。他将陶渊明的归隐行为与屈原的忧国外放相提并论，吴氏眼中的陶渊明俨然一个不事二君的忠臣节士。这虽然不免牵强，但恰恰体现了吴师道思想中对君国之思、爱国之举的推崇和肯定。《吴礼部诗话》中还录有叶靖逸、林弓寮、赵孟、刘过等人寄托忧国情怀的作品多篇。而有关文天祥的内容更是不惮篇幅，或录诗、或记事、或评论，皆“感激悲愤”。可见吴师道对“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的景仰和倾情。至如对亲历亡国、毅然抱幼主沉海殉节的陆秀夫的赞美，以及对桐江垂钓的严子陵的寄情，甚而歌《梁父》、《题赤松》，无不体现了吴师道高标士人气节、表彰爱国英雄的思想倾向。这是跟他的正统思想和儒士身份相谐的，也是元代“金华学派”文人强调人品与文品对应、理学与文学交融观点的体现。按理，吴师道主要生活在元代中后期，此时离元朝立国已有五十多年，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儒生的政策已有所调整，其时大多数汉族文人已逐渐认可了元蒙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而在吴师道的内心深处仍然深埋着忠臣节士的情结，这在当时的汉族文人中是比较少见的。从这点上看，吴师道是师古崇古的。
可贵的是吴师道师古却不泥古，虽然在恪守儒学正统方面与宋儒无太大的差别，但在强调文学性，突出文学创作个性方面却大大超越了宋代理学家。他不仅热心于评品前人作品，而且往往能慧眼独具，持论公允，主张师今师心，这是《吴礼部诗话》的第三个特点。
总结唐宋诗论成果是元代诗论的重要内容。在元代诗坛明显存在着“宗唐”或“宗宋”的派别之分。吴师道没有明显的“宗唐”、“宗宋”倾向。他更多地着眼于艺术创作本身，就具体作品的优劣得失发表自己的见解。《吴礼部诗话》中对唐宋乃至其他各代的优秀诗篇诗论都很推崇。例如，他赞美《诗经·周南》“此诗终篇言乐，不出一乐字，读之自见意思”；盛赞李商隐《隋宫》诗(指其中四句：“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日角、锦帆、萤火、垂杨是实事，却以他字面交蹉对之，融化自称，亦其用意深处，真佳句也”；赞杜甫《洗兵马行》等七言长篇，“句多作对，皆深稳矫健”，评杜甫《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中的“虽”、“敢”二字“曲尽事情”。此类片言点评，录一时佳句者在《礼部集》和《吴礼部诗话》中有很多，从中可看出吴师道倡导“词旨精深，音节悲壮”、“意新语佳，对仗工切”的诗风。他甚至对“有才而无学”、“附丽匪人”的唐代诗人薛稷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作两面之论。《吴礼部诗话》录乡人时天彝《唐百家诗选》评语云：“薛稷诗，明健激昂，有建安七子之风，不类唐人。其字伟丽亦称之，不自珍惜，附丽匪人，至汗斧，为士君子所戒。有才而无学，良不可哉。”薛稷因牵涉谋反被赐死，后人往往因其人品大污而不愿提他的诗、书、画成就，故一般的文学著作及史书中已难见薛稷名字。吴师道并未因人品而废诗作，仍对其作出客观之论。这种以艺术为本、公允持正的艺术批评态度，在一个理学家的笔下出现实在难能可贵。 如果说，《吴礼部诗话》中那些对朱熹、何基、王柏等人诗歌的肯定和赞美还有囿于道学门派之嫌的话，那么，其中有一段对宋代诗人“小东坡”唐庚的评论，则可看出吴师道诗论不唯一家、不尚一派的公允态度。《吴礼部诗话》云：“唐子西诗文皆精确，前辈谓其早及苏门，不在秦、晁下。以予评之，规模意度，殆是陈无己流亚也。世称宋诗人，句律流丽，必日陈简斋；对偶工切，必曰陆放翁。今子西所作，流布自然，用故事故语，融化深稳，前乎二公已有若人矣。”唐子西名庚，北宋哲宗绍圣年间进士，有《眉山集》22卷传世。吴师道认为唐子西应属陈师道(无己)流亚，赞子西所作“流布自然，用故事故语，融化深稳”，前乎陈与义(简斋)、陆游(放翁)“已有若人矣”。可见他对诗歌艺术本身的高度重视。
萧华荣在《中国诗学思想史》中认为，元人的宗唐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唐宋诗的比较轩轾中，更表现在他们对诗的性质、发生、艺术手法、审美特征等方面的认识上也异于宋而近于唐。这些差异有：宋人强调性情之“正”，元人强调性情之“真”；宋人重“悟”，而元人学唐人重新强调“兴”；宋人主张“落花就实”，元人主张“寓于景物”。《吴礼部诗话》中有一段谈论诗人的个性及亲身经历与作诗的关系，很有见地，可作萧氏说法例证。他说：“作诗之妙，实与景遇，则语意自别。古人模写之真，往往后人耳目所未历，故未知其妙耳。”他着力强调诗人的经历、境遇对诗歌语意风格的影响，强调作家要通过丰富的生活感受以增强诗文创作的灵动和自如。出于同样的理由，他赞许中唐杨巨源学元白而不类元白，王建绍张文昌而不类文昌的做法。这些理论开了元后期杨维桢“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的个性理论之先河，“实与景遇”之说更是涉及作家生活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很有理论价值。
在元代，像吴师道这样理学与文学并重的做法是整个时代的主流，是带有学术共性的问题，绝非一家一派的取向。元初三大理学家许衡、刘因、吴澄都在文坛享有盛名；而“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椁、揭斯又都是理学名家。自从王国维将“元之曲”定为元朝一代之文学，人们对元代文学的研究大多着力在所谓“俗文学”的杂剧、散曲方面，而对于“雅文学”的诗文研究要薄弱得多。其实，元代诗文无论创作还是理论，在当时都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对元代文坛理学与文学交融总特点的研究；另一方面，要更多地关注像吴师道这样的诗论个体研究。通过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剖析，来透视当时文人创作中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情况，进而分析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因为元代的这些特征既不同于理学兴盛的宋代，也不同于理学同样兴盛的明代，那么到底是什么缘由造就了这一特征呢?细究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这要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元代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理学对于巩固统治是利大于弊，因而逐渐接受并提倡正统理学。这以元仁宗延韦占初年(1314)开始正式恢复科举为标志。当时规定“明经”、“疑经”和“经义[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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