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永乐五年（1407）的《永乐大典》，作为大型类书，卷一三一三九“送”字韵“梦”字类收录了小说《西游记》早期版本中《魏徵梦斩泾河龙》一节，其中写道：“先生曰：‘来日不下雨，到了时，甘罚五十两银。’”“老龙又变为秀士，入长安卦铺，问先生道：‘你卦不灵，快把五十两银来。’”孙楷第先生对此评曰：“文与吴承恩《西游记》不同，而语意大似话本。引书标题作《西游记》，则明初确有《西游记》一书，远在吴书之前也。”②实际上，此本《西游记》颇有可能成书于元代。不管怎样，这至少反映出元代至明初，交易中使用白银已经成为生活中普遍的现象。
（四）明初文言小说中的货币使用情况
明初文言小说并不兴旺，著名者当推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馀话》。其中少数作品，涉及货币的使用情况，兹略作分析。
其一，《剪灯新话》卷一《三山福地志》写到：“同里有缪君者，除得闽中一官，缺少路费，于（元）自实处假银二百两。”“明日，再往，酒果三杯而已，落落无顾念之意，亦不言银两之事。”“缪君……曰：‘……吾分禄米二石及银二锭，令人驰送于宅，以为过岁之资，幸勿以少为怪。’”这里提到的“银”、“银两”，既可作路费，又可用于过年购物，显然已是日常生活使用的货币。
其二，《剪灯新话》卷一《金凤钗记》写到：“以钗货于市，得钞二十锭。”这里明确提到“钞”，证明了钞在元代的法定货币地位。
其三，《剪灯新话》卷三《富贵发迹司志》写到：“受钞三百锭，枉法断公事；取银五百两，非理害良民。”“月奉束脩五锭。”这里钞、银并举，可见作品所写的元末至正年间，银、钞并用乃是常见的现象。
其四，《剪灯馀话》卷二《鸾鸾传》写到：“妈妈还贺曰：‘可谐矣！请以百金为赏。’”“候媪出，潜随至家，奉银一锭为寿，而以情告焉。”故事也发生于元末至正年间，主人公给邻居的“穿珠匠妇”、巫婆送礼均用银，可见白银用于其日常用度。与前面提到的《剪灯新话》卷一《三山福地志》相印证，越发表明白银在元末使用之广泛。这种现象，对于明初的人们也并不陌生。
综上所述，从元代到明初的小说中，白银的使用真是随处可见。
二
那么，元代戏曲中货币的使用情况又是如何呢？
元代最流行、影响最广泛的戏曲样式是杂剧。我们就以元杂剧为考察对象，来看看其中的货币使用情况吧。
与元代的小说话本相类似，元杂剧写到货币使用的作品中，绝大部分也是以白银为流通货币。
例一，关汉卿《窦娥冤》的“楔子”写到：〔蔡婆云〕“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向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再送你十两银子做盘缠。”第一折写到：〔赛卢医云〕“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本利该还他二十两。”第二折写到：〔赛卢医云〕“刚少他二十两花银。”〔桃杌云〕“告状来的要金银。”
例二，马致远《青衫泪》第二折写到：（茶商刘一郎来见裴兴奴）〔净见旦科，云〕“小子久慕大名……先送白银五十两做见面钱。”
例三，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写到：〔末云〕“小生有花银十两，有铺盖赁与小生一付（副）。”第五本第一折写到：〔旦云〕“红娘，取银十两来，就与他盘缠。”
例四，白仁甫（白朴）《东墙记》第四折写到：〔卜云〕“梅香，与郎中五钱银子。”
例五，无名氏《陈州粜米》的“楔子”写到：“钦定五两白银一石细米”。〔刘衙内背云〕“……私下改做十两银子一石。”第一折写到：〔粜米百姓〕“只得各家凑了些银子，且买些米去救命。”“我这银子还重着五钱呢。”
例六，张国宾《合汗衫》第一折写到：〔正末云〕“再将五两银子来。”
例七，无名氏《小孙屠》第一折写到：〔外末医云〕“怎莫这半药直银七两。”
例八，无名氏《冻苏秦》的“楔子”写到：〔王长者云〕“在下无物相赠，有春衣一套，鞍马一副，白银两锭，与先生权为路费。”
例九，无名氏《来生債》的“楔子”写到：〔冲末扮李孝先云〕“只因本钱欠少，问本处庞居士借了两个银子做买卖。”〔正末云〕“本利该四锭银子，都不问你要。行钱，再将两锭银子来。”第一折写到：〔磨博士云〕“我一日我请着爹二分工钱。”〔正末云〕“孩儿也，唤做银子。……他也中吃，也中穿。……那中吃中穿，是教你将他凿碎了，买吃买穿。”第二折写到：〔正末云〕“将一两银子来与罗和孩儿。”〔磨博士云〕“孩儿也不敢多要，只先支一钱银子，买一条扁担。”〔正末云〕“咱家中奴仆使数的，每人与他一纸儿从良文书，再与他二十两银子，着他各自还家。”
例十，武汉臣《玉壶春》第二折写到：〔甚舍云〕“我与你二十两银子做茶钱。”
此外，一些作品写到银、钞并用的情况。例如高文秀《双献功》第一折写到：〔正末云〕“……若有些失错呵，我情愿输三两银子。”第三折写到：（李逵到牢里看孙孔目）〔正末云〕“俺娘与了我一贯钞，着我路上做盘缠。” 又如无名氏《杀狗劝夫》第二折写到：〔柳胡云〕“呀，哥哥靴（革勾）里有五锭钞呢。”第四折写到：〔胡云〕“只等他抬出三千两银子来，便饶了他吧。” 再如无名氏《看钱奴》第二折写到：〔贾仁云〕“若有人问我要一贯钞呵，哎呀，就如同挑我一条筋相似。”〔贾仁云〕“若有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第三折写到：〔兴儿云〕“你自去开了库，拿着十个金子、十个银子、一千贯钞，我跟着你烧香去来。”另如《云窗梦》第一折写到：〔净云〕“大姐，我多有金银钱钞哩。”
个别作品中，主要用钞。例如武汉臣《老生儿》的“楔子”写到：〔正末云〕“张郎，将二百两钞来与引孙。”〔引孙云〕“我那伯伯与我二百两钞；我那伯娘当住，则与我一百两钞，着我那姐夫张郎与我；他从来有些掐尖落钞，我数一数。六十两，七十两，八十两，则八十两钞。”但结合上引武汉臣的另一杂剧《玉壶春》来看，作者所写，仍是银、钞并用。
还有个别作品写到以金钗为代币的情况。例如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的“楔子”写到：〔正旦对关胜云〕“兄弟也，无甚么与你。这一只金凤钗，与你权做压惊钱，休嫌轻意。”第一折写到：〔正旦对徐宁云〕“兄弟也，路途上厮见，无甚么与你。这一只金钗儿，倒换些钱钞，做盘缠去。”有历史学家指出：“金钗本是一种首饰，但在宋代似乎有时作为一种小金条来代钱使用。”③此剧一再写李千娇赠人金钗作“压惊钱”，作盘缠，表明以金钗为代币的情况在元代已相当普遍。
综上所述，在元杂剧中，白银的使用也是居于主流地位。
三
上面的考察，清楚地证明了本文第一部分开头提出的观点：“在元代至明初的小说中，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使用的货币是多元化的，白银、铜钱、纸币都有，而白银的使用则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 这些作品分别问世于元代和明初，已是公认的、确凿无疑的事实；如果以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纸币，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的律令为依据，便要否定它们是元代至明初的作品，硬说它们只能出现于明代嘉靖以后，那是很荒唐的。恰恰相反，作品中这类“不经意的叙事”，正是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表明尽管朝廷再三颁布禁令，其对广大官民的实际约束力却相当有限。元代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法纪废弛，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朝廷的律令往往停留于官方文书，并常常由官员们带头破坏，自然难以在民间严格推行。由于比价极不合理，加上各级官吏的贪婪侵渔，纸币的实际购买力大大低于其面值，广大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得不以银、钱为支付手段；这样一来，纸币壅塞，银钱广行，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笔者查阅《元史·食货一》，其中云：“（天历）二年（1329）：至元钞一百一十九万二千锭，中统钞四万锭。”此后再无印钞记载，似可为此一证。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元王朝发行的纸币更是成为废物，银、钱成了真正的流通货币。这种情况，自然会延续到明初。
再看《水浒传》的情况。正如石昌渝先生所说：“《水浒传》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白银。” 不过，书中使用铜钱的情况却并非“罕见”。仅就百回本《水浒》的前三十回略加考察，便可看到如下例子：（1）“华阴县里不敢捉他，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拿他。”（第二回）（2）“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着落店主人家，逼要原典身钱三千贯。”“出赏钱一千贯，写了鲁达的年甲贯址，画了他的模样，到处张挂。”（第三回）（3）“当时林冲看了，吃了一惊，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贯，只没个识主。你若一千贯肯时，我买你的。’那汉道：‘我急要些钱使，你若端的要时，饶你五百贯，实要一千五百贯。’林冲道：‘只是一千贯，我便买了。’”“林冲别了智深，自引了卖刀的那汉，去家去取钱与他。将银子折算价贯，准还与他……那汉得了银两自去了。”（第七回）（4）“又一个盘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都一发将出来。”（第九回）（5）“州尹大惊，随即押了公文帖……出三千贯信赏钱，捉拿正犯林冲。”（第十一回）（6）“杨志道：‘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牛二喝道：‘……我三百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第十二回）（7）“只见独木桥边一个汉子，把着两串铜钱，下来解船。”（第十五回）（8）“那汉道：‘我一了不说价，五贯足钱一桶，十贯一担。’”（第十六回）（9）“本处一个财主，将五千贯钱教小人来此山东做客。”“何清笑道：‘……若是叫兄弟得知，赚得几贯钱使，量这伙小贼有甚难处？’”（第十七回）（10）“又得知县一力主张，出一千贯赏钱，行移开了一个海捕文书。”（第二十二回）（11）“知县就厅上赐了几杯酒，将出上户凑的赏钱一千贯，赏赐与武松。”（第二十三回）（12）“郓哥道：‘要寻大官人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第二十四回）（13）“武大道：‘……我有数贯钱，与你把去籴米。’”（第二十五回）（14）“施恩当时打点了，叫两个仆人先挑食箩酒担，拿了些铜钱去了。”（第二十九回）由此可见，在《水浒传》写到的日常消费中，银、钱并用，而以白银为主。这种情况，与大多数元代话本小说、元杂剧相类似。因此，以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纸币，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而小说情节中人们却广泛使用白银为依据，证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未必可靠。反之，如同上文所说，小说有关人们在生活中广泛使用白银的描写，却可以成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重要依据。
必须说明，石昌渝先生是以四个方面的论据来支撑其“《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的中心论点的；本文则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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