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笔者想要特别强调：在古代史、古代文学研究中，努力发掘相关时代的历史资料是十分重要的，这将有助于避免主观臆断的浮躁之风；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历史资料，除了一般意义的鉴别真伪（鉴别其是否确系某一时代的资料），还应谨慎辨析其内容的虚实（判定其所言是否符合事实）。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就官方文书而言，必须看到，言行背离、口是心非乃是封建统治者的痼疾，许多官方文书仅仅是自欺欺人的官样文章。大量的史实证明：统治者历来明文提倡礼义廉耻，但他们自己却总是荒淫无耻；统治者经常明令禁止贪污受贿，但招权纳贿却成了官场惯例，贪官污吏总是大行其道；在政治混乱期和王朝衰败期，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尤为严重。因此，朝廷律令、官府榜文，在很多时候只能表明统治者这样“说”了，并不等于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更不等于他们“完全做到”了；相反，很多时候只是一纸空文。所以，不能把朝廷律令一概等同于史实，径直采用，引以为据而不加分辨（当然，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可信的）。与同时代的野史杂传、书信日记等非官方资料相比，朝廷律令的可靠性并不见得更高，其“水分”反倒可能多得多。为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朝廷律令与实际生活的差距，值得我们研究者进一步重视。只有综合同一时代的公私文献、文物古迹，参照通俗文艺的有关叙述，辨伪存真，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注释：

    本文开始酝酿于2001年底。两年多来，在搜集资料、整理思路的过程中，我先后在西南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作学术报告和与师友交谈时讲过主要观点；但因忙于其他任务，直到2004年5月才完成全文。文章交稿后，经友人提示，得知《贵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发表张培锋同志的《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一文，对石昌渝先生的论文进行了全面商榷，特找来拜读。该文第二部分《关于交易使用白银》，认为南宋、金、元时期，白银均成为主要货币，并举了元杂剧中的四个例子。这部分共约一页，内容有与拙作相通之处，但有三点重要区别：（1）张文认为白银的使用与《水浒》创作年代不一定有直接关系；拙作则认为：“小说有关人们在生活中广泛使用白银的描写，却可以成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重要依据。”（2）张文举了元杂剧中的四个例子，证明元代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拙作则是全面观照元代至明初的小说戏曲：其中小说方面包括小说话本、讲史话本、《永乐大典》、明初文言小说四类，是张文完全没有涉及的；对戏曲的考察，不仅例证不同，而且将其中货币的使用分为“绝大部分以白银为流通货币”、“银、钞并用”、“个别作品中，主要用钞”、“个别作品写到以金钗为代币”四种情况，显然更为全面。（3）张文仅就石文进行商榷，拙作则在文章第三部分强调提出：“对历史资料，除了一般意义的鉴别真伪（鉴别其是否确系某一时代的资料），还应谨慎辨析其内容的虚实（判定其所言是否符合事实）。”“就官方文书而言，必须看到，言行背离、口是心非乃是封建统治者的痼疾，许多官方文书仅仅是自欺欺人的官样文章。”“所以，不能把朝廷律令一概等同于史实，径直采用，引以为据而不加分辨（当然，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可信的）。与同时代的野史杂传、书信日记等非官方资料相比，朝廷律令的可靠性并不见得更高，其‘水分’反倒可能多得多。为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朝廷律令与实际生活的差距，值得我们研究者进一步重视。只有综合同一时代的公私文献、文物古迹，参照通俗文艺的有关叙述，辨伪存真，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这就具有了理论高度和普遍意义。总之，拙作完全是自出机杼，自有特点，因此仍按原貌发表。

① 石昌渝：《〈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下引石先生语，均见此文。

②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

③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下册第9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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