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悲秋是中国农耕民族基于生命意识的文学母题，而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它短小篇幅被称作“秋思之祖”，因为它抒写的不是以往士子们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层次精神需要，而是元代在异族统治下整个汉民族及其士子在失去政治家园和精神家园、心理遭受重创的背景下，对归宿——家园这一人的基本层次的需要。秋景所展现的万物皆有归的自然规律，使无依无“根”而身心皆流浪的游子成为作者和元代士子的象征，也启发和引导着游子寻找生命和精神的归宿——家园。
【关键词】 元散曲 悲秋 漂泊 家园
秋士易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传统，悲秋是中国文学的古老主题之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它仅仅二十八字的短小篇幅，深得近人王国维的赞许：“寥寥数语，深得唐之绝句妙境”，被人称作“秋思之祖”（周德清《中原音韵》）。这首令曲为何能获得这样的殊荣？
一、悲秋——中国农耕民族基于生命意识的文学母题
在人类的思想意识中，生命意识是最早和最强烈的意识。从本质上说，生命意识是对生命进程中的时间流逝和生命质量优劣的一种感悟，是对时光易逝、生命去而不返的一种认识。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植物尤其是农作物生命力的强弱与生存意识强烈的农耕先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诗经 》中有许多涉及各种农作物及其生长、反映农事活动的篇章，如《小雅·大田》就表现了丰收后的周人用“稷”（高粱）祭神的活动。在周朝周王常常率领臣民祭天，春天祭祀为“春祈”，秋后祭祀为“秋报”。《小雅·甫田》曰：“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①可见周人“春祈”、“秋报”是想求得农作物丰收和人们生活富足，同时透露出对于自然和人强烈的生命意识。
农耕生活对于植物生命的依赖，生产中对于四时节令的依靠，这使先民们对于自然物候有着敏锐观察和细致体验，并形成物我互动、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作为万物生命的辉煌成熟期和由盛而衰转折期，整个秋季万物生命的盛衰陡转使“秋”成为农耕民族及士子们的瞩目焦点。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秋”使先人们认识到物我生命结构运行的相同，即秋天万物的凋零与人老时容颜身体的衰老相同；更认清了物我生命运行中的本质差异，四季运行周而复始而人的生命一去不返。秋对于物我生命的重要意义强烈地震撼着士子们，“悲秋”也就成为中国农耕民族基于生命意识的文学母题，成为士子们生命情怀的一种特殊表现。
悲秋又是包容性强、内容丰富的文学母题。节气变迁物候变化以及自然生命由盛而衰的肃杀悲凉，常常使善于细微体察的士子们对于物我生命悲伤忧愁，使士子们笔下的悲秋母题生发出生命漂泊、青春难再、物华遭摧残、美好受打击等子题；自然季节“秋”变成为内涵丰富的审美对象，而悲秋作品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是悲己。
《诗经》最早吟唱出悲秋的声音。《小雅·四月》曰：“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②这种对于草木枯萎美好生命渐趋消亡的悲哀、离乱时期流浪不归的漂泊感，在屈原的《离骚》中又得到了发展：“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④自然界生命的凋零引起了人类生命的共感，感发出志士才人功业未成年华老大的恐惧和忧伤，宋玉的《九辩》在描写秋景和抒发悲秋之情上皆超过了前二者。“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惨凄增欷兮薄塞之中人”；“叶菸■而无色兮，枝烦挐而交横；颜淫溢而将罢兮，柯仿佛而萎黄；■■■之可哀兮，形销铄而瘀伤”。因受人谗言而失去官职，不得不漂泊他乡谋生的宋玉，把满腔“贫士失职”的不平、天涯孤旅的漂泊难归、“美人迟暮”的忧伤、生命虚掷的悲哀等，全在《九辩》里抒发出来。刘永济在分析《九辩》时说：“初泛举秋时可悲的原因，后乃结合自己言。己之悲秋乃悲时易过而所事无成也。此篇为后世诗人感事伤时之祖。”《九辩》成为后世众多悲秋子题的源头，如汉武帝的《秋风辞》、曹丕的《燕歌行》、潘岳的《秋兴赋》、李白的《悲清秋赋》、欧阳修的《秋声赋》，直到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二、漂泊无依——异然于“万物有归”规律外的游子的悲剧命运
与其他悲秋作品不同，《天净沙·秋思》③着力表现是异然于“万物有归”规律外的游子那漂泊无依的悲剧命运。
“枯藤老树昏鸦”，起句典型地再现了暮秋的特点：肃杀晚秋，万物萧瑟，黄叶落尽，昏沉的乌鸦栖息在枯藤缠绕的老树枝上；景物描写为全曲构造了一种泼墨般浓重的沉寂悲凉的氛围。万物凋零让游子看到了生命的受难和无常，产生了“物我皆同”的悲秋之感。落叶归根，昏鸦栖枝，而游子却浪迹天涯无所归属，人不如物！这种由景而生又寄于景中悲秋更悲人的感受，是营造悲凄氛围的重要内容。起句的悲秋，有对物我生命无常的忧伤，更具唯“我”才有的人生无归宿的悲哀。
落叶归根百川归海，人向往的是回归家园。秋景所触发的“人不如物”的感受促使游子急切地寻找人和自己的归宿。“小桥流水人家”，玲珑小桥清澄流水几檐茅屋，田园风光的清新秀丽冲淡了秋景的昏沉凝重；家的温馨恬静如春风雨露，顿时滋润了游子那孤寂、干涸的心田，给他一种依托归宿感和轻松满足。但眼前的田园不是故乡的，“人家”也不是自己的，自己能在此寄居一宿或一时，摆脱一下羁旅的困乏劳苦，寻得些许温暖安宁，可这不过是漫漫旅途的驿站之一，而不是能让自己不再远游的家园，不是自己的“根”。无论游子是有家难归或无家可归，这种对家可望而不可即的遭遇展示出游子“飞蓬”般的悲剧命运。人我比照，游子不禁怆然感到，异然于物外的自己又异然于人外，从而陷入更深的孤独痛苦中。
开头两句作者用晦明冷暖对比鲜明的色调，用一迟滞一轻快截然相反的语调，用物我、人我一层深一层的横向比照，营造出一个把游子排斥在外的现实环境。犹如瓮牖绳枢显出居者的贫苦一样，这一环境让游子未现其形而先显其神，展示出游子飘零无依的命运。
“古道西风瘦马”，秋风萧瑟黄尘漫漫，在古往今来游子无数的古道上走来了这位异然于世的游子。他的坐骑犹如主人，骨瘦如柴，精疲力竭，踯躅难行，马是游子饱尝羁旅劳苦的外形比照。马有主人疼爱，谁能关心体谅游子？在游子和他唯一亲近马的比照中，游子的孤独无依已由外而内，其无知己无知音的精神孤独流浪被表现出来。至此，一个瘦骨嶙峋、承受着多重无归宿感重压的游子，形神兼备地伫立于我们面前。
前面的景物从空间量的排列静态地展示着“物有所归”的自然规律。“夕阳西下”，则在时光流逝中用巨大的动态形象再次昭示这一规律，激起游子的视觉联想：落日归山，牛归栏，马归厩，鸡归埘，人归家。这万物归家的时辰催逼着游子在物我、人我的又一次比照中，直诉他对归宿依托的强烈向往和可望而不可即的极度悲伤：“断肠人在天涯！”“在天涯”既指遥远的旅途，又指游子因异然物外、人外的心理距离，即他与“万物有归”规律的本质差异。在寻“家”寻“根”的漫漫旅途中游子已历尽艰辛，但他与所向往的生活和精神的家园仍天各一方。这种现实遭遇怎不让他肝肠欲断呢？
令曲以自然景物设构环境点染“秋”；处处又用自然景物来引发并表现“思”。在景物和人物的多方比照中景越写越深，情也越抒越浓，最后用一幅晚秋夕照图逼出“断肠人”，创造出“万物有所归，游子独无依”的孤寂、悲凉的意境。
三、断肠人——元代士子的现实处境和心理感受
法国史学家和批评家丹纳曾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④，“精神文明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⑤中国古代士子大都有入世参政的政治意识，可往往都是不遇的悲剧命运；自我实现的严重受阻，使他们心理严重失衡和焦虑，秋士易感、秋士迟暮便成为他们反复吟唱的主题。而以马致远为首的元代士子又多了一份时代的大不幸。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蒙人入主中原后，因害怕政权被颠覆，故以法律的形式将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漠北蒙古各部）是一等，色目人（西域、西亚、中亚、欧洲各族）为二等，汉人（淮河以北原金统治下的汉、女真和契丹等族）是三等，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各族）是四等。前两者是高等贵族；“汉人”因归顺得早，所以地位比“南人”高一等。但在全国各族中汉族人的地位十分卑微，如汉族人殴打蒙人，轻则充军戍边，重则杀头，而蒙人杀死汉族人，仅赔偿丧葬费。这种民族歧视的基本国策严重地践踏了汉族人的人权，严重地践踏着汉民族的尊严；它意味着汉民族在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生长于斯的故土上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家园，汉民族及其心理皆受到巨大的伤害。
确立于隋朝、盛行于唐宋的科举制，早已成为中国士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的必由之路，成为国家选拔官吏、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和传承、发展文化的重要环节。在士子们心中，入仕做官已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科举及第既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提高其社会地位，又能实现他们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在汉族文化、汉族政权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科举制本身具备着有利于汉族士子的特点，这与元蒙统治者游牧文化根底浅薄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歧视的基本国策是相抵触的。出于对汉族文化的畏惧心理，元蒙统治者实行了废止科举的文化政策，切断了士大夫的人生前途，使其地位从历史上的“四民之首”跌落到了“十丐九儒”的地步，从而陷入生存绝境。“我大元典制，人有九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其无益于国也。嗟呼！悲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谢叠山集·送方伯载三山序》）
在元代，整个汉民族已经成为因故国——政治家园被毁灭而漂泊的断肠人，整个汉族士子成为被驱逐出精神家园而漂泊的游子，在这种客观现实背景下，马致远笔下的“断肠游子”是自己的写照，也成为异族治下的汉族及其士子的一种象征，士子们被迫承受着异然于“万物有归”规律外的时代悲剧命运！
四、家园——元代汉民族及其士子的生命归宿和精神追求
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历史变故和悲剧命运，汉族士子的心理极度失衡、痛苦。马致远写出了自己和群体的悲愤和绝望：“夜来西风里，九天雕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上天梯！”⑥失去了仕进机会的汉族士子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
犹如元蒙统治者的统治带着游牧民族的烙印一样，汉族士子们的对抗也表现出农耕民族的文化遗传。被切断仕进之路的士子们也被毁灭了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和人生理想，他们放弃了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不与元蒙统治者合作，思考的中心不再是提出救世治世的良方而是拯救自己的妙药。出于生命的需要，他们穿越时间隧道，返归农耕文化的发祥地——自然山水之中，重返农耕民族的自然母体之中，以放情任性于日月山水来满足生命对安全、保护、归属的极度渴望，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元代士子们“出世”的生命哲学从总体上取代了政治[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