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从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学发生的多重影响。文章首先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元代之前和元代之后两个不同阶段，并且从若干方面提出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根本性区别。本文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元代之前和元代之后的根本性变化，与游牧文化南下造成的元代文学接受群体的结构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关系。文章提出，元代作家在创作活动中，适应蒙古族喜爱歌舞的传统，适应元代社会中多民族语言并存的环境，乃是造成中国文学史上出现元杂剧鼎盛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 文学变迁/接受群体结构/游牧文化/杂剧繁荣

    　　一

    文学在发展阶段上，首先表现为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化。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的文学创作和传播，均采取口头形式。书面文学是在文字产生之后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然，在书面文学产生后，还有一个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谁在文学总体结构中占主体地位的问题。只有书面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才能够成为文学中的主体。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同样遵循了文学发展的这个一般性规律（注：在历史上，中国各民族文学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平衡状态。自炎黄之后，汉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长期先进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因此，这里所谓中国文学发展史不同阶段的划分，也以汉族文学的状况为基本标志。）。
    大约在夏商时代，中国已经产生了文字。大约在周秦时代，中国文学结构已经从早期的口头创作为主体，转化到书面创作为主体的阶段。但是，这不是说在周秦之后，中国文学不再有阶段性的区别和结构上的变化。事实上，在考察周秦之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结构时，又会发现同是书面创作为主体，前期与后期之间却有巨大差别。这差别，在时间跨越方面，便突出表现为元代之前与元代之后的不同。
    比较元代之前后中国古代文学的差别，如果给予概括性总结，可以说其主要标志乃是在文学总体结构中，是雅文学为主体，还是俗文学为主体。即：在元代之前，中国古代文学结构是雅文学为主体的时代。在元代之后，中国古代文学结构进入到俗文学为主体的时代（注：当然，具体文学作品的划分为“雅”与“俗”，不是绝对的概念。在历史上，许多被奉为雅文学典范的作品，最初产生于民间的口头。有一些雅文学的样式，最初也产生于俗文学。如宋词，最初起源于歌唱的俗曲。后来经过文人的“雅”化，才成为雅文学队伍中的成员。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对中国古代文学结构做过比较深入的探讨，他说：“何为‘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又说：“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注：《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本，第1-2页。）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很容易发现元代之前成为中国文学主体的，是郑振铎称为“正统的文学”的诗与散文，自元代开始，郑振铎称为“俗文学”的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元代文学所具有的特别重要意义，此前已经有人提出。还在二十世纪初，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这篇文章中，就曾经说：“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注：《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5页。）胡适所说元代文学“皆以俚语为之”，与本文中称元代文学是俗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内容大致相同。胡适所说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属于文学革命“登峰造极”的时代，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元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结构发生历史变迁的时代。
    从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不同出发，比较元代前后的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发现在胡适强调的语言之通俗与否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差别：
    其一，“言志”、“教化”和“明道”（注：《书·舜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荀子·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构成了《诗经》、先秦散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元代之前中国文学在内容方面的普遍追求。自元代开始，以往中国古代文学在内容方面的这个普遍追求，才终于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元代之后的中国古代文学，也不乏“言志”、“教化”和“明道”的内容，但“俗乐”与“闲情”的价值被突出出来。这是从元曲到明清小说，最为重要的品格。
    其二，中国古代那些著名文学巨匠的社会地位，也是以元代为界限，形成鲜明的反差。元代之前的文学巨匠，多是为封建正统观念所容纳的人物。如屈原、宋玉、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他们的作品得到官方承认，他们的生平事迹被收入正史。元之后的文学巨匠们多半是不能为封建正统观念所接受的人物，如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罗贯中、冯梦龙、凌ｍéｎｇ濛初、兰陵笑笑生、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等等。他们的生平事迹，也很少被接纳到封建正史之内。他们创作的小说和戏曲作品，乃至他们本人，还常常受到道学家的攻击和诋毁。这个事实说明：元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就其结构主体而言是可以为封建社会所容纳的；元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就其结构主体而言已经走向封建社会的对立面。
    其三，元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属于创作者与欣赏者尚未分离的文人自足性文学；元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属于创作者与欣赏者分离的社会消费性文学。在元代之前，文人写作面向的阅读对象大致也是文人。写作群体与接受群体，都是同一个文人圈子。元代之后，文学创作群体与文学接受群体之间，不再是一个等同的社会阶层。在元代，戏曲演出甚至还波及到农村，元曲接受群体之广大，是唐诗宋词无法同日而语的。
    其四，元代之前的文学以抒情为主，元代之后的文学以叙事为主。在元代和元代之后，中国出现了《西厢记》、《窦娥冤》、《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牡丹亭》、《金瓶梅》、《今古奇观》、《桃花扇》、《长生殿》、《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等这样一批戏曲和小说名著。它们在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在描写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方面，在暴露与批判中国封建制度方面，在宣扬民主与个性解放方面，都是元代之前文学所根本不能比拟的。就这个意义而言，由雅文学为主体向俗文学为主体的结构转变，还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的最终走向成熟（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说：“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也。叙事诗，国民盛壮时代之作也。”（《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第323-324页））。
    其五，在元代之后，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张生、红娘，《窦娥冤》中的窦娥，《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张飞、赵云、关羽、曹操、刘备，《水浒传》中的李逵、林冲、武松、宋江、吴用，《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唐僧，《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等。这样具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在元代之前的中国文学中是不存在的。
    仅仅根据以上这几个方面，已经可以说明元代前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确实存在着历史阶段性的不同。

    　　二

    在中国古代文学由雅文学为主体向俗文学为主体的结构变迁中，成为标志的是元代的杂剧和散曲。王国维曾经说：“元剧之结构，诚为创见；然创之者实为汉人，而亦大用古剧之材料与古典之形式，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注：《宋元戏曲史》，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12页。）问题是，这些古已有之的“材料”和“形式”，为什么在元代之前没有引导出戏曲之“创见”，只是到元代才出现杂剧和散曲的一时之盛？这样的问题，还在明代已经有人提出：“至元而始有剧戏，如今之所搬演者皆是。此窍由天地开辟以来，不知越几百千万年，俟夷狄主中华，而于是诸词人一时林立，始称作者之圣，呜呼异哉！”（注：明·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150页。）但是，要从文学发展规律探讨这个问题，就不能离开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的作用（注：历史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没有蒙古游牧文化的这次南下，中国古代文学结构也会跨越到新的历史阶段。但是，蒙古游牧文化的这次南下，加速了这一跨越的进程，并赋予这一跨越以许多特殊形态。）。
    文学是在创作群体与接受群体相互作用中发展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结构，也是与该时代的接受群体结构相对应的。在中国古代文学结构可以划分为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同时，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群体结构，也可以划分为“雅”与“俗”两个不同部分。元代之前，雅文学占主体地位，也意味着雅文学的接受群体在社会文学欣赏活动中占主体地位。同时，从文学的创作群体与接受群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出发，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影响关系，也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其一，示范型影响关系。如近代汉族文学作品流传到蒙古族中，促使蒙古文人仿效，推动蒙古文学的历史变迁；其二，需求型影响关系。如本文要讨论的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作为接受群体新成员，从审美需求角度引起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
    元代之前的蒙古文学，还处于口头文学为主的阶段。就易于接受者理解而言，口头文学与这里所说的俗文学存在许多类同。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谈到俗文学的六个特质，其中有许多也是口头文学的特征。例如“大众的”、“无名的集体的创作”、“口传的”、“新鲜的”等等。明人王骥德谈到元代杂剧和散曲时，也曾说它是“村俗戏本”，“可令不识字人口授而得”（注：《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154页。），同样与口头文学比较接近。口头文学与俗文学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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