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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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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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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王翰，母丧明，翰自抉右目晴补之，……谆化中，并下召赐粟帛。（注：《宋史》卷四五六《孝义》。）
元代蒙古统治者将宋代嘉奖的“毁体行孝”，称之为“非理行孝”，多次下令禁止：
至元三年(1266)十月，中书省左三部呈：上都路梁重兴为母病割肝行孝，合依旧例，诸为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姊、舅姑割肝剜眼割臂脔胸之类，并行禁断。（注：《大元通制条格》第290页。）
宋代提倡的“刲股割肝”和“赤身卧冰”等行孝方式，在中国古代是受儒家赞赏的。过去有一本名为《二十四孝》的影响很大的书，就有“卖身葬父”、“为母埋儿”、“卧冰求鲤”等颇为极端的故事。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政治理论中，事父以孝和事君以忠，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封建统治者倡导这类愚昧的“毁体行孝”，目的是要人们愚昧地忠于封建君主和恪守封建传统观念。元代蒙古统治者从游牧文化传统出发，禁止这类“非理行孝”，客观上对中原封建传统观念造成冲击，具有倡导新观念的意义。
再如，从游牧民族喜爱儿童和缺乏浓厚贞洁观念的传统出发，元代法令规定倡女怀孕不许堕胎，“奸生男女”也有生存权利，这应该是一些包含着人道精神的政策：
诸倡女孕，勒令堕胎者，犯人坐罪，倡放为良。
诸奸生男女，男随父，女随母。（注：《元史》卷五一《刑法志》、《元史》卷五二《刑法志》。）
此外，元代蒙古统治者从蒙古游牧文化传统出发，对在中原封建时代男尊女卑观念支配下，一些人们的“女多淹死”现象，对中原封建时代在治罪量刑中，株连九族，斩草除根的做法，对丧事中的迷信铺张活动，以及指腹婚等等，也严加禁止（注：《元典章》。）。
元代蒙古统治者在冲击中原封建传统观念的同时，推行一条比较宽容的政治和文化政策。元代的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地域广大的国家。元代的行政版图，在中原之外还包括了西藏、东北、内外蒙古和西域等广大区域。众多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家，使元代成为多种宗教信仰并行，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这特殊的环境，加之蒙古族尚武轻文的传统，决定了元代蒙古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方面只能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允许各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之自由，允许不同民族在风俗习惯上各行其是。蒙古族在入主中原之前，还处于各部落自行其是，以习惯法论断民间纠纷，没有文字法律的时代，这决定了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推行了一条宽刑法的路线（注：《元史》卷五○《刑法志》：“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与宋代和明代相比，称元代是一个无文字狱的朝代，一个宽刑法的朝代，一个比较淡化意识形态的朝代，大约是符合实际的。
明代的曲论家朱权曾说：“盖杂剧者，太平之盛事，非太平则无以出。”这在客观上既指出了元曲繁荣的社会原因，又肯定了元曲繁荣的时代，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太平盛世。朱权还“新定府体一十五家”，说有一种“盛元体”，又曰“不讳体”。其特点是“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无忌惮”（注：《太和正音谱》，《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第43页、第13页。）。朱权的意思是，元代作曲是比较自由无拘束的，而且这自由无拘束的创作环境，乃是源于元代中国的浩然博大气象和元代统治者的自信与开放精神。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窦娥冤》，大约就是这“不讳体”中的杰作。
王和卿创作于中统年间的《醉中天·咏大蝴蝶》，也可以认为是元初那些冲破中原封建传统观念束缚，欣然于文学创作自由精神的文人自我画像：
蝉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个空。难道风流种，諕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注：隋树森《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1页。）
尽管散曲在表现手法上的调侃味道，使它失去了一些历史厚重感，但大蝴蝶那奔放的生命活力，那昂扬向上的精神，那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那“轻轻的飞动”就足以“把卖花人扇过桥东”的力量，仍然可以使人窥测到元初中国文化风貌的一斑。
谈起元代文化风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夏庭芝的《青楼记》。将《青楼记》与《教坊记》做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文化观念方面的明显差别。《青楼记》不是完全摆脱了中原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但作者受到时代精神的熏染，主要是从赞誉和欣赏角度出发，记载了元代一百多位戏曲曲艺女艺人的生活往事。作者将她们描写得楚楚动人，如同灿烂的群星。在中国古代，还没有哪一部著作像《青楼记》这样从美的角度，将被封建传统观念诬蔑为淫娼者的戏曲曲艺女艺人，记载得如此有魅力，如此充满生命活力。毫无疑问，正是蒙古游牧文化影响下元代文化的自由精神，为出现《青楼记》这样的著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这里所谓“汉人风气”，也即中原封建传统观念。元代曲作家多数是中原人。他们创作出王国维称道的“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当然不能归结为“未染汉人风气”。但是，是否可以归结为初到中原的蒙古游牧文化，为他们送来中原以外的“风气”，淡薄他们思想中的封建传统观念，使他们有了类同纳兰性德的情景呢？王国维还说，元曲作家为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突破传统的思想和写作方法，可以达到“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的境地（注：《宋元戏曲史》第84页。）。王国维这话，也间接地肯定了元代文学创作的自由精神。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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