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代末年以研讨八股文兼及诗文创作的文社大量兴起，明末文学家大多经过文社的培养而享誉文坛，社团文人成为文坛的主要文人群体。作为备科举考试的社团文人，在社团内接受科举考试训练和八股文创作的学习，同时又从事诗文创作。社团文人的科举思维对他们的诗文创作具有深刻影响，形成明末文坛以六经为根柢的儒者古文。社团文人创作往往借鉴时文法入古文，或者借鉴古文法入时文，使明末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具有不同以往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 文社；科举文风；文学效应
明代末年，以研讨八股文为主要文学活动，兼及诗文创作的文社大量兴起，到崇祯二年（1629）形成以复社为核心的全国性社团联盟，社团文人成为明末文坛的主要文人群体，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啻为特殊的文学景象。作为备科举考试的社团文人，在社团内接受科举考试训练和八股文创作的学习，其文学素养多从严密的八股文训练中所得，科举思维对社团文人的文学创作影响极为深刻。没有经过科举八股文训练的文人在诗文创作上往往会“格格不达”，清初王士禛言：“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汪琬）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1］300可以这样说，明末社团文人创作多受科举思维影响，使明末文坛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色。
一、 儒者古文：以六经为根本的古文创作
明万历中叶以后，科举八股文日趋走向模拟的境地，文坛文风日趋腐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举士子为学不能根柢经术。作为明末文坛盟主的复社联盟领袖，张溥提出“尊经复古”思想以救文坛文风腐朽之弊，“返经”成为开创新的文坛风气的重要方式。钱谦益也说：“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2］答徐巨源书
社团倡导“返经”思想救文坛科举之弊，主要源于六经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所谓“六经”，主要指儒家学说的六种经典著作，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儒家经典著作各自为用，又合为整体，内容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古人不可动摇的“大百科全书”，同时也是古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和最高标准［3］23。朱元璋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士子为学对象，其目的在于传承儒家“道统思想”，实现儒家“德治”的社会功能，培养具有治国理政能力的合格官吏。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明建立科举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的良苦用心。
因而，明初科举方兴，士子读书本于经术，其古文创作亦能以“经术”为根柢。如成化年间著名的时文大家王鏊“以制义名一代”，《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古文亦湛深，经术典雅遒洁，有唐宋遗风。……其泽于古者已深，故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也。”［4］《震泽集》提要明万历中叶以后，随着明末文社的大量兴起，文社成为改变文坛自万历以来逐渐形成的腐朽文风的重要力量。文社诸子大多主张时文、古文创作皆须本之“经术”，以此来达到厘正文体目的。如代表明末文坛主流的江西豫章社领袖艾南英与江南复社联盟虽然在宗法对象上存在较大分歧，而且艾南英始终不肯加入到复社联盟中来，但在倡导返经救时文之弊思想上，豫章社与复社却出奇地一致，二社皆把“六经”作为古文创作根柢的不二法则。豫章社领袖艾南英说：“今夫古文辞之为道，其原本经术，与举子业无以异也。”［5］李元云近艺序复社领袖张溥亦言：“概时文之盛兴，虑圣教之将绝，则各取所习之经，列其大义，聚前者之说，求其是以训乎俗。”［6］诗经应社序文虽有“古”“今”之分，而各自本于“经术”的创作基础和思维理路是相通的。正如清初学者俞长城所言；“理学透则文章自工，非有二事。”［7］题邹谦之稿也就是说，士子通过研习经术，能透彻理解经书所蕴含的圣人之道，文章也就自然而至，自然而工。这个道理艾南英非常明白，他说：“文以明道为主，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5］陈大士合并稿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章本质在于阐发圣人之道，而不仅仅是模拟古文技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受祺才把艾南英“以孔孟经学为根基的古文”称为“儒者古文”，把“以孔孟经学为根基的学问”称为“儒者古文之学”。由于艾南英“起而大声疾呼”，“天下瞿然知有儒者古文之学”［5］总论。艾南英成为明末启、祯之际文坛“儒者古文”代表，在当时文坛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人是这样评价他的：“三十年来，古文一道半归豫章，豫章之文，必以千子（指艾南英）为领袖。”［5］总论
社团文人对经书义理的深刻研究往往使其古文创作气脉贯通，思想深刻而显博大精深，表现出儒者古文的显要特征。如果胸无经术，仅以形式上的“新”“异”为文，反坠时文蹊径。明末竟陵派诗人钟惺古文就有此种毛病，黄宗羲就批评他：“其文好为清转，以纠结见长，而无经术本领，求新求异，反坠时文蹊径。”［8］卷37可见，古文析理是否本之六经、析理是否深刻、文章是否博大精深，几乎成为判断古文创作是否“空疏”的标准。由于明末文社诸子提倡读书尊经，创作古文以“经术”为根柢，这就使得社团文人古文创作在阐发事理时往往从六经中寻找依据，以六经所蕴含的义理来分析事理。如张溥古文中有很多为他人八股文选集写的序，这些序言大多从六经的视角言理，如《房稿〈遵业〉序》，房稿《遵业》之选是复社成员周立勋所选时文集，张溥认为周立勋选文有两个特点：其一，人伦道德皆蕴经中，选家须通经，方能辨时文真伪；其二，被选者须“径明行修”、“懋义不倦”、“读经尽伦”之人，“文之可录者皆出其中”。总之，张溥古文总是围绕六经以及六经所蕴含的儒家人伦道德阐发事理，可谓在古文中“行《六经》、《语》、《孟》之理”，以此来实现他所提倡的“质访实用，不务虚文”［6］后场名山业序的古文风格。
在古文中“行《六经》、《语》、《孟》之理”的古文创作当然可以使古文“质访实用”，但有时也会出现赘“经语”入古文的弊端，即为了表达思想的需要，随意对经书语句进行解释，以符合文中表达主题的需要。张溥古文创作就出现了此种弊端，因此遭到其他社团的批评，批评最为激烈的是豫章社领袖艾南英，他说：
今必赘经语以就题，复强吾意以就经语，又况夫尊经而不能通其解，业一经而误用其四。若是而号于人曰尊经，吾恐先圣有知，必以为秽而吐之矣。呜呼，今日制举之弊已至于此，一人倡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读，而吾以为此皆空疏不学之过也［5］戊辰房删定序。
应该说艾南英对张溥的批评言词是比较激烈的，并扣以“空疏不学”之名，这在当时文坛可是一个不小的“罪名”。谢国桢对张溥古文也持怀疑态度，他说：
自从李东阳、王弇州前七子后七子等人主张复古，弄成似子非子，非汉非魏晋，一般似通不通的文章出来，真有改革的必要。所以艾千子主张由欧、曾以取法成、弘，把文章弄得清清楚楚的，不要用支离的文句和琐碎的典故，他的主张本来是很不错的。但张天如他却主张祖述六经来矫正时弊。他这个主张，我们倒很怀疑。所谓尊经复古者，是不是学圣人的品行，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要效法六经的字句，拿他这种主张，与王李七子“文必汉魏，诗必六朝”比较，却是同样不识时代性，同一样的失败。所以我们一翻开《七录斋集》里面的标题，像《房稿霜蠶》、《房稿香却敌》、《房稿文始经》，这种模仿《六经谶纬》，似通不通的文字，比王李七子还要可笑［9］131。
谢国桢也同样指出张溥古文中“赘经语”的毛病。更主要的是，张溥在应社（为复社前身）内分治五经的十一人中专治《易经》，这就容易使其古文创作“无意识”的“夹杂”某种带有神秘“谶纬”色彩。总的来说，从当时古文创作的实际来看，此种弊端，张、艾二人文中皆有，但艾南英称张溥古文“空疏不学”实在是有些片面；相比张溥之作，艾南英古文更显空疏之弊。二人以“空疏”相击，不过为明代文人之间的义气之争和门户之争的结果罢了。
以经学为根柢的古文创作在清代初年表现得更为强烈。明清易代之后，很多由明入清的社团文人一变而为明遗民。在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很多社团遗民加入了反清复明的洪流之中。抗清失败后，他们转而沉潜于学术研究，反思明亡原因，在思想上与清政权作斗争。他们把明亡的一个原因归结于明代学人的空谈心性和科举八股文的空疏误国。因而，他们反过来更加提倡学者为学务必以经学为根基，提倡以经学为基础的“经世致用”之学，形成清初“为文不言心性，而讲经世致用”［10］339为主要特征的“学人之文”，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的古文创作特别强调根植于经史之学和当世之务，“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0］358，强调“文需有益于天下”［11］卷19。这些“学人之文”思想性比较深刻，明末形成的“赘经语入古文”的弊端也逐渐克服，使得清初古文一归于正。
二、 时文古：八股文创作对古文法的借鉴
八股文重法，复社联盟领袖张溥倡导不遗余力。如张溥在给程楚石《程墨选》所写的序言中就特别强调士子作八股文如匠人制器，既要“操斤准节”，又要符合“长短尺寸”之数，以“法”规矩之［6］程楚石《程墨选》序。
社团领袖所倡导的“重法”科举文风，经过社团文人的广泛宣传，在明末文坛形成一种重法风气，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很大影响，不仅古文创作思维受时文严密体制的影响，而且时文创作也多借鉴古文法；甚至当时士子为训练八股文作法，在平常的书信来往中也自觉不自觉地采用时文法。如陈际泰少贫学无师授，“凡写家信与寻常客子书，皆用八股法”［13］陈氏三世传略，以此作为他提高八股文创作水平的训练方式。在古文法与时文法的相互借鉴上达到非常熟练的境界，由此在明末文坛形成“时文古、古文时”的风格特色［14］《嶧桐后集》序。这也是当时社团形成的“重法”科举文风对文坛影响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
所谓“时文古”，指时文创作借鉴古文创作技法，使时文呈现出古文的某些特征。从渊源上来讲，八股文与古文最为接近，以古文法入八股文也在情理之中，同时也是提高八股文创作品位的一种方法。自南宋王安石定以经义取士之后，便出现了专门评点古文作法的专门论著，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魏天应编选的《论学绳尺》，以及南宋末年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等。这些专门评点古文作法的专门论著，成为此后时文创作可资借鉴的“得力助手”。明初以科举八股文取士，“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15］凡例。其后，不管是七子派还是唐宋派、公安派，都把“以古文为时文”作为创作高品位八股文的最高追求，以古文法入时文也是创作“真时文”的不二法则。明代万历中叶以后，士子日益把八股文作为仕进荣身的“敲门砖”，以“程墨”、“坊稿”为学，八股文越来越脱离了它的高品位追求而日趋腐朽。艾南英指出，当时士子作八股文的病症在于“为制艺者不知古文为何物”［5］与友人论文书，“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5］金正希稿序。因而，明代末年，文社便提出了“以经史古文抚养程文”的主张。提出这一主张的是与张溥号称“娄东二张”的复社联盟另一领袖张采，他在《论文纪事》中说：“予谓时文之为害，使人一生无文章，经史古文，正以抚养程文。”［16］豫章社陈际泰也持相同的观点［13］同人年谱社序，并以能“以古文入时文”而自居［13］复刘孝若，他的时文创作明显地表现出古文创作的某些特色，以致于汪函朗读陈际泰的时文却不知为时文，而以为是古文。陈际泰是这样陈述这件事的：
陈子在浮梁舟中晤汪函朗，朗为伯玉（汪道昆）大司马从子，素不习时义而善古文辞，得予制举业，大嗟赏。予刻怪卿不习是，何以独[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