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知识阶层中出现一些放荡怪诞之士，影响颇大。较早注意这一现象的是清代史学家赵翼[1]，近年也有学者予以研究[2]。事实上，当时的狂士主要出现在个别地区，尤以苏州为多，只有在苏州才形成了狂士群体，正如《明史》所说：“吴中自（祝）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3]对于明中叶苏州出现的狂士群体，学术界似乎尚未充分研究。本人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苏州人喜闻新奇之事，颇好谈论传闻[4]，且形诸笔墨，然不免采撷街头巷尾之言，不可全信[5]，治学严谨如赵翼，也不免为讹言所惑[6]。本人尽量采用可信之资料，过于离奇荒诞之轶事，概不取焉。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概括狂士群体的特征，第二部分分析狂士群体得以出现的条件，第三部分对狂士群体进行一些简单评论。
一
明代中叶的苏州狂士，主要活动于成化、弘治时期，较著名的有杨循吉（字君谦，号南峰）、桑悦（字民怿，号思玄）、唐寅（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张灵（字孟晋）、祝允明（字希哲，号枝山）等人。他们或者声气相通，或者师友相从，“相与扬其波，遂成风尚”[7]。他们的出现，与苏州文坛兴衰趋势是一致的。元明之际，“文人最盛”[8]，苏州乃文人荟萃之地，文名甲天下。入明之后，渐趋沉寂。到“成、弘之间，吴文定（宽）、王文恪（鏊）遂持海内文柄，同时杨君谦、都玄敬（穆）、祝希哲，仕不大显，而文章奕奕在人”[9]，苏州文坛达到极盛状态，正如陆粲所说：“本朝宪、孝之间，世运熙洽，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吴）尤称多士。”[10]苏州狂士多为诗文高手，他们“负隽声，饶艳藻”[11]，应时而起，又以自己的才华支撑了苏州文坛的兴盛，展现了苏州文学的才情魅力，很受推崇。正德以降，苏州文坛又趋沉寂，狂简之风虽流韵不绝，但大为收敛。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于嘉、万时期的张献翼（字幼于，后改名敉），不过因为他的行为过于怪诞，才情又不逮唐、祝诸人，故不受欢迎，“人咸恶而讳之”[12]。
综观这些狂士，虽经历不同，言行各异，狂的程度也有差别，但还是有着鲜明的共同特征：
其一，他们都有过人的文才，而且颇以自己的才华自负。杨循吉喜读书，“课读经史，以松枝为筹，不精熟不止，多至千卷”[13]，“旁通内典、稗官”[14]。凡为诗文，“淫思竟日，不肯苟”，“好以学问穷人，至赪赤不顾”[15]。桑悦“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敢为大言，以孟子自况。或问翰林文章，曰：‘虚无人，举天下惟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罗圮。’为诸生，上谒监司，曰‘江南才子’”[16]。“更菲薄韩愈氏，曰：此小儿号嗄，何传?”[17]唐寅“童髫入乡学，才气奔放，与所善张灵梦晋纵酒放怀，诸生或施易之，慨然曰：‘闭户经年，取解首如反掌耳。’弘治戊午，举乡试第一”。后自制石章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其学务究研造化”，“出入天人之间”，“文章风采，照耀江表”，“奇趣时发，或寄于画，下笔辄追唐宋名臣”[18]。张灵“性聪慧，善图画，关涉篇籍，潜识强诵，文思便捷，骄曼可采”[19]，每饮酒常大呼：“日休竖子，尚能一醉，灵不百倍之乎!”[20]祝允明“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内外二祖，咸当代儒宗，耳濡目染，贯综典训，发为文章，茹涵古今，或当广坐，诙笑杂遝，援笔疾书，思若泉涌”[21]。“尤工书法，名动海内”[22]。张献翼“年十六，以诗贽于文待诏（征明），待诏语其徒陆子傅曰：‘吾与子俱弗如也。’”“刻意为歌诗，于是三张（张献翼兄弟三人皆善诗文，有名于时）之名，独幼于籍甚”[23]。
其二，他们都试图步入仕途，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但都未如愿以偿，或被隔绝于仕途之外，或虽入仕途但郁郁不得志，最终都成为被政治疏离的人。杨循吉考中进士，授官礼部主事，欲上疏“请复建文帝尊号”[24]，为人劝阻，“以志不得行，即日弃官归”[25]，年仅三十一岁。晚年希进未成，反受挫辱。桑悦“年十九，领成化乙酉乡荐，会试春闱，策有‘胸中有长剑，一日几回磨’等语，为吴检讨汝贤所黜。又作《学以至圣人之道论》，有‘我去而夫子来’等语，为丘学士仲深所黜。三试得乙榜，年二十六，籍误以二为六，用新例辞不许，除泰和训导”。“迁长沙通判，调柳州，意不欲行。人问之，曰：‘宗元久擅此州名，不忍遽往夺之耳。’会外艰，遂归不出”[26]。唐寅参加弘治十二年会试，程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27]。张灵为郡学生，鄞人方志来督学，厌恶古文辞，张灵为其斥罢[28]。祝允明“连试礼部不第，除兴宁知县，稍迁通判应天府，亡何，自免归”[29]。张献翼“嘉靖甲子，与兄凤翼伯起、弟燕翼浮鹄，同举南畿试，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为裁其一，则幼予也”[30]。
其三，他们都自少就带有一些狂气，仕途受挫后，行为益发放诞不羁。杨循吉在礼部时，曾得“颠主事”名号[31]，“行已颇近怪，事皆类可笑”[32]，“晚岁落寞，益坚癖自好”[33]。固桑悦怪诞之行尤多，为训导时，“学士丘浚重其文，属学使者善遇之。使者至，问：‘悦不迎，岂有恙乎?’长吏皆衔之，曰：‘无恙，自负才名不肯谒耳。’使者遣吏召不至，益两使促之，悦怒曰：‘始吾谓天下未有无耳者，乃今有之。与若期，三日后来，渎则不来矣。’……三日来见，长揖使者。使者怒，悦脱帽竟去。使者下阶谢，乃已”[34]。还乡后，“居家益任诞，褐衣楚制，往来郡邑间”[35]。张灵“挑达自恣，不为乡党所礼”[36]。祝允明“好酒色六博，善新声；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妓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37]。张献翼乡试无端被黜，“归家愤愤，因而好怪诞以消不平，晚年弥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群小呼为太朝奉，至衣冠亦改易，身披采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38]。“与所厚善者张生孝资，相与点检故籍，刺取古人越礼任诞之事，排目分类，仿而行之”[39]。
上述三个特征是交织在一起的。仕途顺利难以流入狂诞，仕途不顺利而性格中缺少狂气亦不可能流入狂诞；才情是狂诞必备之条件，没有才气而故作狂诞者是痞子而不是狂士，只有才子才有资格做狂士，而仅有才气而无怪诞之行亦不能成为狂士。可以说，仕途挫折为入狂之因由，才情与怪诞为狂士必备之要素。
二
明代中叶苏州能够出现一批狂简之士，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大体说来，主要原因可以归为三个方面，下面分别疏论之。
1．政治环境的宽松使狂士获得张扬个性的广阔活动空间
明代中期苏州狂士群体的存在，有赖于政治环境的宽松。赵翼曾指出：“此等恃才傲物，跞弛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40]的确，这类的狂士如果出现在明初，恐怕早就骈首于市了，而此时不仅不受惩戒，反而大受欢迎，达官贵人亦争相与之交往，这反映出明代政治由严苛趋向宽和的深刻变化。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政尚严酷，对士人尤怀敌意，肆意诛戮。隐居不仕者，设“圜中士夫不为君用”律条以惩治之，而士人一入庙堂，少有完者。对于朱元璋血腥的文化政策，没有比苏州人感受更深的了。元末战乱时期，占据苏州的张士诚“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41]，于是苏州“盛稷下之儒”[42]，文风极盛。沿及明初，仍然如此。如在元末明初的诗坛上，苏州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称为“吴中四杰”，人们用他们比附初唐四杰。在洪武前期，这四人皆被征入仕，无一免于朱元璋之毒手，高启被腰斩，杨基被谪输作死于工所，张羽获罪自知不免投龙江而死，徐贲下狱瘐死[43]。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士人为保身家，多不乐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士人多不仕”条已列举一些事例，这里再举一例。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黄叔扬传”云：
黄钺字叔扬，苏郡常熟县人。……是时天下新定，重法绳下，士不乐仕，人文散逸，诏求贤
才，悉集京师。钺父见其子好学甚，恐为郡县所知，数惩之不能止。家有田数十亩在葛泽坡，因令
督耕其中。……杨濙者，元末隐士也，尝避雨泊舟钺舍旁，窥见钺持书倚檐读不辍声，……因令其
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尽其书。县闻之，并辟福贤良。濙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乱，家破族散，
今独携一子耕读远郊，以毕余生。以子好学，尽以藏书奉观览，奈何不自韬晦，卒为人知，贻累我
家!”
在传统社会里，讲究耕读传家，一般农家，只要条件允许，无不尽力支持子弟读书，以求博取功名，光宗耀祖，改变社会地位。黄钺之父因恐黄钺好学之名传出，受到官府征辟荐举，不仅不支持他读书，反数加惩戒，强令其躬耕陇亩。而当杨濙之子杨福与黄钺一起被荐举入仕后，杨濙对黄钺大加怨责，足见当时士人视官场如刑场，对入仕深存恐惧。当然，士人或为功名之心所驱使，或为经世之志所激励，也有偏向虎山行者，长洲人王行就是一例，他饱读诗书，准备到南京求仕，有人劝他说：“此岂求仕之时哉?”他回答说：“虎穴中可以游戏。”[44]后牵连入蓝玉案被杀。
永乐时期，虽然对忠于建文帝诸臣大加屠戮，用刑极惨，但对于一般士夫，已远不似洪武朝那样严苛，士人恐惧之心顿觉松缓，许多过着诗酒田园生活的文人，此时纷纷走上仕途。杜琼《西庄雅图记》云：
长洲沈君孟渊居东娄之东，地名相城之西庄。其地襟带五湖，控接原隰，有亭馆花竹之胜，水
云烟月之娱。孟渊攻书饬行，郡之庞生硕儒多与之相接，凡佳景良辰，则相邀于其地，觞酒赋诗，
嘲风咏月，以适其适。……既而群公相继兴仕于永乐朝，孟渊亦受察举待诏公车，复日于诸公胥会
焉。[45]
常参加沈孟渊诗酒之会的皆为苏郡名士，如王璲、金洵、张肎、陈嗣初、谢晋、苏复性、金永、沈遇、孟澄等，这些人享受过吟风弄月、诗酒流连的风流儒雅生活，这时步入官场，此时的官场已不像洪武时期那样荆棘遍野，比较适宜他们了，因而他们才有“胥会”的机会，重温诗酒之趣。当然，士夫立身行事仍须谨慎小心，像王璲入仕后，仗着自己的文才出众，与解缙、王偁等人相互矜许，因被目为轻薄，又不幸受到不被父皇宠信的太子朱高炽的眷注，遂被下狱论死[46]。
仁、宣之时，力矫洪、永时期严酷苛急之病，统治风格趋向平易，政治空气大为宽松，作为知识分子渊薮的苏州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僧人智暕指出：
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
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间国家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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