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其中的迷信因素，智暕的确把握住了朝廷对士人态度的重大变化。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轶出常轨的言行较能受到容忍，至少不会带来杀身之祸，士人不必为保全首领而约束自己，可以率性而为，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这为狂士的生长提供了适宜土壤。

2．经济生活的繁荣使社会能供养一个有闲阶层，狂士较易得到生活费用

元末群雄割据时期，苏州为张士诚所据，相对说来是比较平静安宁的。迨朱元璋围攻苏州，张士诚不肯降，城下，苏州残破，“历代繁华，可怜焦士，遂使燕巢再毁，麛鹿重游”[48]。朱元璋对苏人缺乏好感，在经济上推行重赋政策，并把许多富民迁徙到临濠等处，更加重了苏州的凋敝。但是，由于苏州土地肥沃，土地利用率和粮食亩产量较高，工商业基础较厚，社会经济恢复很快，到成、弘之时，蕴涵的活力终于爆发出来，社会经济达到十分繁华的程度。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条对此有过细致描绘：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
  籍亦属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
  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
  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
  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
  养生息之恩也。

如此繁荣的经济，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苏州文风本盛，到明代中叶，在科举制度的刺激和文化风尚的浸染下，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无不以读书为业，故归有光谓“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49]，能诗文者比比皆是，“髫龄童子即能言词赋，村农学究解律咏”[50]。因而，在苏州形成了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有闲阶层，他们“喜裒集文章杂事”，“喜为清谈”，“相聚觞酒为闲语终日，然多浮虚艳辞，不敦实干务”[51]，文学、艺术、戏曲以及各种“奇技淫巧”因之发展起来并形成文化市场。这样一个有闲阶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足以供养，而这正是狂士滋生和存在的丰土沃壤，诚如赵翼所说：“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52]

可以说，只有在苏州这样物力丰裕的地方，狂士们的文学、绘画才能，甚至他们的狂诞之习，才能找到足够多的欣赏者，而众多欣赏者的存在为他们提供了衣食之源。综观苏州的狂士，固有出身仕宦富裕之家者，但大多数却是以为人作文、作诗、作画而谋生。祝允明的祖父祝显登正统四年进士，官至山西参政，外祖父为徐有贞，官至内阁辅臣，曾封武功伯爵位，门庭可谓显赫，但祝允明居家不问生产，主要依靠官俸及四方求书画文章者之饷遗生活[53]。唐寅卖画为生活一大来源，他“家住吴趋坊，常坐临街一小楼，惟求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虽任适放诞，而一毫无所苟，其诗有‘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作业钱’之句”[54]。看来唐寅虽言行怪诞，卖画时却颇有敬业精神和廉贾风范。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文士润笔”条云：

  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人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
  “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唐
  子畏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本，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尝有疾，以帕
  裹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马怀德言，曾为人求文字于
  祝枝山，问曰：“果见精神否?”（自注：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
  较，清物也好。”问何青物，则曰：“青羊绒罢。”

这些狂士如此爱钱，或不免有故作怪僻放诞、游戏人生之态度，但主要还是因为书画文章的润笔是他们的衣食之源，所以才如此看重，以致像祝允明这样以“不问生产”著称的人，在这方面也斤斤计较，不肯通融。

3．苏州具有欣赏风流之风的特定文化氛围，为狂士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上述两条是狂士群体能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政治环境的宽松举国皆然，经济生活的繁荣也是当时东南的普遍状况，但在苏州以外的地区，尽管也出现过狂士，但都是个别的，未形成群体，因而，苏州狂士群体出现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恐怕应归于其特有的文化传统，这就是风流之风。明代著名文学家汤显祖认为诗歌是各地民风特质的反映，并将苏州的特质归纳为“风流”：

  诗者，风而已矣。国之风，采而为诗，舒促、鄙秀、澹绮、夷隘，各以所从。江以西有诗，而
  吴人厌其理致；吴有诗，江以西厌其风流。予谓此两者好而不可厌，亦各其风然，不可强而轻重
  也。[55]

汤显祖的概括符合苏州人的自我认识，阅读一下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就可看出，他对诗人优劣评断的重要标准即是其作品风格是否符合“江左风流”。“风流”二字的含义较多，这里的意蕴与魏晋时期所谓的“名士风流”比较接近，大体上可以解释为富有才情、率性而为、不拘守法度的气质风度。

苏人之风流轶事，常见于笔记小说中。“苏州月舟和尚犯奸，长洲知县闻其能诗，以鹤为题，诗曰：‘素身洁白顶圆朱，曾伴仙人入太虚。昨夜藕花池畔过，鹭鸶冤却我偷鱼。’释之。”[56]和尚犯奸，并非光耀之事，但因犯奸和尚善诗，于是苏人便不以此僧行径为无耻，不以知县开释为枉法，反载于笔记，视为风流趣事。下面一件事更足以反映苏人对风流的欣赏甚或沉迷态度。《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记载：

      朱野航乃葑门一老儒也，颇攻诗，在蓧匾王氏教书，王亦吴中旧族。野航与主人晚酌罢，主人
  入内，适月上，野航得句云：“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喜极，发狂大叫，扣扉呼主
  人起，咏此二句，主人亦大加击节，取酒更酌，至兴尽而罢。明日遍请吴中善诗者赏之，大为张具
  征戏乐，留连数日，此亦一时盛事也。

这件轶事见诸多处，是在苏州广为流传的佳话。从其为苏州文人津津乐道本身来看，它所体现的风流境界具有象征苏州风尚的深刻意义。就是与文士交往较多的妓女，也颇染风流之习，如有一妓刻章曰“平章风月事”，虽事属滑稽，亦可见习尚浸染之深。流风所及，一般市井小民，也颇以风流为尚。

苏州狂士们正是在这种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在他们自己或别人眼里，他们都是绝顶风流的人物。唐伯虎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苏人并未以为浮夸，在他们看来这正是风流的一种表现。进一步说，狂似乎是风流题中应有之义，风流主要就是才气加狂气，不多多少少带上点狂以体现个人的性格特征，便显得平庸，是不能算作真正的风流之士的。在别的地方，偶尔出现个狂士，或许得不到欣赏，甚或被视为有悖礼法受到轻视压抑。但在苏州，尽管狂士们的生活颇为落拓，或许不值得像追求科举那样受到一般人仿效，但他们绝不缺少欣赏者或捧场者。才华横溢的读书人，在追求科第功名的道路上，都希望获得成功，功成名就，自然可喜，但倘若时蹇命乖，遭到挫折，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就很容易滑入狂途了。苏州狂士群起，固不足怪。

正德、嘉靖以来，苏州有些人不满于本地习气，开始崇尚北学。钱谦益将此归罪于黄省曾兄弟：“余观国初以来，中吴文学，历有源流，自黄勉之（省曾）兄弟心折于北地，降志以从之，而吴中始有北学。”[57]钱氏将风气之变归于个别人是不恰当的，久则生变，其势必然。自此风流之风虽在苏州传承不绝，但对风流狂士的欣赏已不似成、弘间那样热烈，故唐寅、祝允明辈颇乏够格的后继者，隆、万时的张献翼只能算是末流，纯粹为“狂怪”而“狂怪”，虽惊世骇俗，但却颇不为时人欣赏。

三

明朝中叶苏州狂士群体的出现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显露出来的士人心态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有的学者提出，狂士的言行形成了一股追求独立人格的风潮，是代表市民阶层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开端。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在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背景上，把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强行比附的结果。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的知识阶层与西方的知识阶层形成的背景不同，需要适应的环境和力图解决的问题迥然有异，不能简单比附，《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不是《十日谈》，李贽不是布鲁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不是文艺复兴式的启蒙思想家，桑悦、唐寅、祝允明的行为也不是雅各布·布克哈特所描述的意大利那样的“人格的觉醒”[58]。

前已指出，当时的狂士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同时也都经历过仕途的挫折。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对这些狂士的分析应当考虑心理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狂士生活是他们被动的选择，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使他们做出了一些反常行为，成为“越轨者”。在中国知识群体的发展过程中，出与处、仕与隐是一对看似矛盾实则相互支撑的范畴，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两种生活方式，才使士大夫有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使他们的独立的价值观念和品格有了寄托之处。但是，也应看到，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出处仕隐越来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而其代价就是士人越来越依附于专制皇权，他们选择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和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到明代，专制主义集权制度臻于极致，士人阶层对皇权的依附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隐者的活动舞台已然丧失，士大夫的命运紧紧和科举制度、和仕途官场连在一起。或许有人把此归因于专制皇权的驱迫，但这只是外部原因，明显的证据就是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下，仍然有人坚持隐逸生活，而到明中叶，没有人逼着士人做官了，真正的隐逸者却十分罕见了。因此，彻底地依附于皇权应该说是士人自觉的选择，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就是自孔子时代开始，在君权对士人的制约与士人的相对独立性这对矛盾的运行过程中，不论在力量对比还是在思想观念上，砝码不断移向君权一方，这是士人文化发展的必然归宿。《明史》卷二九八《隐逸传》云：

      明太祖兴礼儒士，聘文学，搜求岩穴，侧席幽人，后置不为君用之罚，然韬迹自远者亦不乏
  人。迨中叶承平，声教沦浃，巍科显爵，顿天网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其抱
  瓌材，蕴积学，槁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由是观之，世道升降之端，系所遭遇，岂非
  其时为之哉。

《明史》的作者当然不可能从皇权与士人矛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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