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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小说中的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以对“庚子之乱”的叙写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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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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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不会如此简单，虚构的文本自然也不会如此单调。否则历史便失去了魅力，文本也减少了韵味。正如庚子时东南各省与列强立约“互保江南，不犯长江”并非要分庭抗礼，另立门户，而是要“留江南以救社稷”；清末小说中也有两种“旅行”弥合着此种分际分野。
第一，“拯救之旅”。在叙及庚子之乱的清末小说中，“北上”往往与“拯救”的意义相连。《邻女语》中的主人公金不磨的北上旅行极为典型。金不磨“生性慈善，素有澄清天下大志”，“想到北方生灵涂炭，已入水火之中……要想拯拔这时候的北方人民”。[7] 7于是他“拯拔”北民的旅行就此开始。《续孽海花》中的傅彩云庚子之乱开始时本在天津，为了避难，误打误撞地北上进京投靠恩客。但此时北京更是灾难深重，前景好不可悲。可是也正是傅彩云的这番误打误撞的北上旅行，使她赶上了好一番风云际会，以一介风尘女子周旋于联军达官贵妇之间，拯救中国“北民”于水火。《剑腥录》中的邴仲光也是仗剑北上，最终护得美人归。而本为南人，北上为官的《剑腥录》中的袁昶、许景澄，《邻女语》中的沈道台，也都为救黎民，或从容赴死，或奔走周旋。
但细读这些作品，读者会发现这种“拯救”之旅有三点特征颇可玩味。
首先，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北上旅人不但都形单影只，往往不得不独力支撑危局，而且都是被朝堂王纲排斥在外之人。金不磨立志北上时所想的是“人家有官有职的，都是这样望南边逃来；我这无官无职的，偏要望北方走去”。邴仲光仗剑北上，应试不第；袁昶、许景澄因为上书直斥重臣迷信义和团的“邪术”而慷慨赴死——尽管初看上去二人是官场中人，可还有什么比“赐死”更能代表朝堂王纲对他们的否定？沈道台在拯救人民以前，其实已因为参劾支持义和团的重臣刚毅，而被“革职拿问”，流放张家口外。而傅彩云风尘女子的身份，莫说朝堂王纲，甚至都不在彼时伦常容许的范围之内。但就是这些人，无权力支撑其行为，无王道支持其意义，以孤独的身影独力挽救危局，文本叙写到此，其中深味不只悲壮而已。
第二，这些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北上旅人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具备西学素养的“南人”。金不磨生于“江苏镇江府”，自幼丧父，寡母“教以读书识字，到了十三岁时，经义粗毕，乃令出就外傅，学西国文字；又在武备学堂，练习炮线枪靶，行军战阵之法”。沈道台“是在南边大大有名的一个出洋学生”，“会说德国话”。袁昶浙江人，由“户部主事转总理衙门章京，办外交事务多年”，许景澄本身就是“外交官”，曾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并曾“兼任驻比利时公使”。傅彩云(赛金花)的身份则更令文学史家浮想联翩，她虽然出身风尘，中华文理难说深厚，但却精通德语，以如夫人身份陪伴夫君出使欧洲，游遍列国。曾跻身于各国贵妇之间，得宠于德国皇后之侧，与俄国虚无党女杀手从容周旋，与德国青年军官风流一度。这些跨越国界的经历，是赛金花令人瞠目的力量的源泉。 《剑腥录》中的林太守受万民敬仰，死后所立祠堂“光复以后，湘阴左公之祠与洪杨之役有功者皆撤，而杭州祠墓，岿然独存。正以洪波流靡之中，独倡新学”。
有时作者似乎不耐烦经由“南人”做“西学”的中介，而是更进一步直接请一位在中国上海的“西人”来进行北上的“拯救之旅”。《邻女语》中沈道台处理山西教案时，“电请一位西国大善士到了太原。果然不到一礼拜，商议定了，将这桩大案消灭得无形无影”。
说起这位西国大善士，不是别个，就是耶稣教中人，上海广学会里李提摩太先生。这人一生以行善为本，守着本教中救人的本旨，不肯遇事吹求。到了山西，将此事始末斟酌一番，遂限定山西赔款五十万两。又知道山西是个穷地方，将五十万两分作十年交清，每年只交纹银五万两。又不拿回西国作为死难教士恤款，即在山西省城，开了一个学堂，由教中人经理，即将此款作为学堂公用。招募山西文人秀士，入堂读书，要使文明之化普及众生，以后永免再有民教冲突之案。此案一定，中外同称。[7] 66
这些“拯救之旅”在清末作者的笔下被铺展得意味深长。“北上”拯救民众的古道热肠不仅一定自然地从另一个方向弥合南北之间的对立，同时更重要的是，无论作者是否有意于此，但被如此叙写的拯救之旅，已有意无意间使两个观念呼之欲出。其一，是中国本土的道统已经在想象领域内被判为绝不足恃，在拯救彼时中国人几同刍狗的命运和进退失据的心灵时，绝难成为可以依靠的力量。甚至再向前推一步，如果说这些在虚构与想象的层面被展开的拯救之旅，寄托着彼时中国人面对“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时对正义与光明的期待，那么，彼时中国的王纲道统却极有可能已在彼时中国的公众想象领域内被置于在了“正义与光明”的反面——邪恶与黑暗，因为救赎者的流放命运、斩首结局、风尘身份在叙述逻辑中与王纲道统针锋相对。其二，中国苦难的救赎与解脱，已经不能在本土语境中获得解答，而必须引向西方。向西方寻求拯救之道的叙述逻辑由此开启。传统中国人的想象中，“北上”赴京之旅，往往与“面圣”、“觐见”、“赶考”、“朝贡”、“呼告”、“求救”等意义相连。如同中国古诗所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但当一条如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朝圣”之旅般的道路，② 最终被演绎为需要精通西学的孤胆斗士以莫大勇气进行的北上“拯救”之旅时，在想象层面上构筑的中国人寻求拯救的方向，就发生了微妙而坚定的改变。“精通西学的‘南人’”如同一道桥梁，连接的是求救与拯救，也是中国与西方。不唯此也，清末小说中深具西学素养之人踽踽独行的北上拯救之旅，与30年后以来自西方的革命理论为旗帜，浩浩荡荡的北伐之旅相映，前者未尝不是后者在公众想象领域内之滥觞。
第三，重要的不只是方向，还有分寸。这些扮演拯救者角色的人，中西兼备，文武全能，近于超人(如金不磨)；品德高洁，大义凛然，如同神圣(如袁昶和许景澄)；全无私心，心地慈悲，救苦救难，好似天使(如李提摩太)；足智多谋，长袖擅舞，堪比诸葛(如沈道台和赛金花)。当清末小说作者赋予这些人物如此之多的优秀品质时，两层耐人寻味之处于是出焉：其一，“西方”的意象与这些优秀的品质如影相随，既然这些人物如神，“西方”自然也被神化；其二，这些人物的优秀程度不自觉间早已经突破了人们对真实的期待，溢出“真实”之外的是强烈的求新求变的冲动。
“海内”崩解，“海外”浮现，中国人西行、东渡以求救赎之道——而不再仅仅是师夷长技——的叙述逻辑在此清末小说中被渐渐确立。此种叙述逻辑的确立是一个众声合唱的过程，但应该始自庚子之年，并在其后各种题材的清季民初小说中大彰其事。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七回中苦力恽来邂逅的自美国归来刚刚继承了美国情人遗产的咸水妹；言情小说《玉梨魂》尽管格调绮丽，但也不乏壮语，“时局艰危，人才难得……正当发愤自励，努力进取，乘风破浪，做一番烈烈轰轰事业，为江山增色”。[7] 464于是石痴、梦霞两位青年先后东渡；《金陵秋》中仲英、秋光夫妇为革命志士，但革命虽然功成，但二人却因对革命失望而生身退之意，于是“留学欧西，学成，不惟民国增上伟人，即女子亦得承其家学矣”。社会小说《黄金社会》中明代遗民所占据的南太平洋上，“位于南纬六十五度”的世外桃源一般的小岛；《苦学生》中老华侨华盛所建立的美国国土上的华人世外桃源“华盛村”也都是寄托着彼时中国人寻求拯救的理想之所，在此，“世外桃源”不再由山泉溪水引领，而是在海洋的彼岸。
与北上的“拯救之旅”相对应的第二条南北旅行，是南下的“逃难之旅”。
叙及庚子之乱的清末小说中，逃难之旅自然都从北京开始南下而行。在清末小说中从北京出发南下的颠沛流离的逃难队伍庞大而凄惨。吴趼人的名著《恨海》中就有贴切的描绘：
船户笑道：“总要越过这里，转向南路，到了静海，才是往德州的大道。你看这里所靠的多少船，都是避乱的……”次日起身开行。谁知这里停泊的船，盈千累万，舳舻相接，竟把河道塞住了，不得过去。船户百般为难，在众船缝里钻行。从日出时忙到日入，走不到三里路，只得停住。这还是幸得船小，才有缝可钻，若是船大了些，竟是寸步难移的了。[8] 41
在传统中国人的想象中，出京之旅，常常与皇帝的浩荡南巡、“钦差”的威风赫赫、出京放赈官员的救灾济民、金榜题名后的衣锦还乡、历经沉浮之后的挂冠归去等意义相伴随。但在清末小说中的庚子逃难之旅中，这种书写模式几乎荡然无存。北京也不再是显赫的权力起点、浩荡皇风的出处，而是灾难的渊薮；更重要的是清末小说书写至此，从不愿隐瞒，安居于北京的朝堂王纲与“拳匪”一样是灾难中野蛮暴行的始作俑者。《恨海》中写道：
到了十五日那天，喧传董军入京。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董军杀死，义和团与董军联合做一气，与洋人为难……戟临从此连衙门也不敢上，每日只关上大门避乱。[8] 53
《剑腥录》中写至刚梓良(刚毅)时直书其野蛮嗜杀：
时刚梓良之意，凡能与洋人言，及平日在总理衙门理外交者，皆歼之，以为二毛，嗜杀之心，盖出乎天性也。[9] 98
《禽海石》中写至“大师兄”宣扬“妖术”以后：“起初是不过几个愚夫愚妇听信他的鬼话，谁知过了几天，他的党羽竟越聚越多……连那些王公大臣都相信他的鬼话了。”而当人劝“当朝翰林”顾年伯南下时：
不料顾年伯是个极其守旧的人，他说：“这些教拳念咒的百姓，都是忠义良民，现在他们已立下名目，称为‘义和团’，这都是我大清国国运当兴，冥冥之中，才放下这些神兵鬼卒，附在百姓身上，特地来扶清灭洋的……我们只要投在那大师兄名下，听他指挥，自然得他的保护，回南怎的？”[7] 908
可是当联军攻进北京时，这位“极其守旧”的顾翰林却另有行径：
可怜那些口出大言的义和团，挡着枪的就死，遇着炮的就亡，登时阖城大乱。其时，我家老爷(顾年伯)慌了手脚，连忙依着大众的榜样，门口插了顺民旗。[7] 908
太平天国时，江南士人起身捍卫的不仅是清王朝，而是曾国藩所说的“名教”。但是庚子之时，当皇权与野蛮同构，权臣“拜在大师兄名下”，“京师”成了逃难之旅的起点时，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已经在人们逃难旅途上慌张零乱的脚步中渐行渐远。
极合逻辑的，就是在逃难之旅的终点，往往出现“四大皆空”的虚无感作为结局。《禽海石》中主人公秦如华，庚子战乱使他一场起自青梅竹马时代的纯真爱情功亏一篑，他与情人先后逃难到上海，可是他的情人历经磨难，惨病而死。于是在小说的结局处是秦如华的一番自白：“看官，不瞒你说，我现在病到这般地步，我是搦定厌世主义，不想活在世上的人了”。“我不怪我的父亲，我也不怪拳匪，我总说是孟夫子害我的”。《恨海》书写两对情侣，伯和与棣华，仲蔼与娟娟，在两个家族都经历了庚子之乱和家破人亡的磨难后，两对情侣先后逃至上海，可是伯和溺于毒瘾而病亡，娟娟进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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