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将。明清易代之际，他们中的不少成员又参与了抗清活动，夏完淳、陈子龙等人还殉难于抗清之役。
因此，不妨说，太湖流域郡邑词派是明末清初江浙政治文化社团在词坛上的一种延伸；进而言之，这些词派与社团在际遇、创作与命运上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共同经历了明末的内乱外患，也共同面对清廷的高压统治。社团以文会的形式赋诗论文，表达对晚明的哀思和对清廷的不满，体现了特定的时代心理；郡邑词选表明，这也是郡邑词派创作的内涵之一。社团的活动因直接受到高压政治的控制而相继消失；郡邑词派也在高压政治下相继湮灭。入清后，社团的文会活动，引起统治者的不满。顺治六年，清廷就开始下令禁止结社活动，加强对文人的控制17。据同治《苏州府志》卷184《杂记五》，“于时定乱已四五年，迹其始起盖在顺治庚寅，诸君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角巾方袍，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而执法之吏不相谁何，国家文网之宽，诸君气谊之笃两得之矣。其后‘史案'株连，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辍。”所谓“社”，即吴江的“惊隐诗社”，又名“逃之盟”；“逃”也就在精神上脱离新朝政权，以“逃”的姿态表达深怀故朝之思和不愿与新朝合作的态度；而“国家文网之宽”，显然是粉饰之词；“史案”即康熙二年（1663）五月发生的“归安庄廷私修《明史》案”，此案株连甚广，杀戮众多；“有罹法者”即吴江的潘柽章、吴炎。潘、吴二人因被列入该书的“参阅”名录中，案发不久，在杭州遇难，“惊隐诗社”也随之云散。众多不与新朝合作的社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相继消失的。为了控制士人的思想意识，清廷采取了严厉的钳制行动，致使顺、康间狱案不断，士人屡遭劫难。柳州词派的盟主曹尔堪，虽于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升侍学士，但深陷“奏销案”，整个曹氏家族几遭灭顶之灾，柳州的其他士族也遭重创，柳州词派因此一蹶不振。“奏销案”起于顺治十八年（1661），是清廷钳制江南士族的一次大行动。嗣后，清廷在不断采取钳制行动的同时，又推行了一系列的羁縻政策，从而改变了江南士人的生活道路，“多托于变徵之音”的郡邑词派，也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湮灭。至于康熙十八年后，朱彝尊一改以往的遗民身份，出仕新朝；并走出梅里，倡导“雅正”，领袖浙西词派，则是顺应清廷羁縻政策的产物。这是太湖流域郡邑词选为何大多结集于康熙十八年以前的原因所在；同时也不难想见这些词选接踵而至的契机。康熙五年（1666），朱彝尊在一篇序文中指出：“甲申以后，屏居田野，不求自见于当世；顾思得海内善诗之家，其辞之工，可以出入风雅，必传于后无疑者而与之游，庶几或附之以传焉。盖自十余年来，南浮浈桂，东达汶济，西北极于汾晋云朔之间，其所交类皆幽忧失志之士，诵其歌诗，往往愤时嫉俗，多《离骚》、变雅之体，则其辞虽工，世莫或传焉；其达而仕者，又多困于判牍，未暇就必传之业，间或肆志风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为标榜，不复商榷于布衣之贱，信夫传者之难其人而欲附之以传者又难也。”18从中不难看出，朱彝尊以前朝遗民自居，对“布衣之贱”及其诗歌充满崇敬之情，对“达而仕者”及其作品深表不满。他怀着这种情感，漫游全国，采集散在各地布衣之士的诗文，使之流传后世，不能不说别具苦心孤诣。其实，这不是个别现象。王士《倚声初集序》称他与邹祗谟有意搜罗“五十年来荐绅、隐逸、宫闱之制”，编成《倚声初集》，也是为了“使夫声音之道不至湮没而不传”；陈维崧则明确指出：孙默四处征词，于康熙前期编成《国朝名家诗余》，并非纯为艺事雅趣，而主要出于因“吴宫废苑日萧瑟”而产生的“悲酸”的“怀古心”19，由此等等，均体现了特有的时代精神和隐秘心态。这种精神与心态同样反映在对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中；换言之，反映太湖流域诸多郡邑词派的基本阵容与发展足迹的郡邑词选接踵而至的驱动力，固然在于区域文学观念和乡邦文献意识，但这一观念意识赖以产生的契机，就是“吴宫废苑日萧瑟”的现实，以及由这一现实带来的“悲酸”的“怀古心”，与朱彝尊、邹祗谟、王士、孙默等人有意搜集汉文化成果而使“不至湮没”一样，既体现了传承汉文化命脉的责任感，又隐约地透露出怀念故朝的心理，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特定产物；不同的是，这些郡邑词选既横亘着浓烈的乡邦情结，又积淀着凝重的民族心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三 郡邑词派与词学中兴
太湖流域分属两朝的郡邑词派于明末词坛起废振衰，为清词中兴拉开了序幕，在易代之际建构了一段前后传承有序的完整词史。
对待明清之际的词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如以往的《明词综》、《国朝词综》正续诸编与当代的《明词汇刻》、《全清词》（顺康卷）等，不管词人入清时间多长，均将为明殉难或入清不仕者归入明词史；无论词人出仕的心迹如何，都将出仕新朝取得功名者例入清词史。一种如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首选陈子
龙词，认为“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熊和师也认为“至少是天启、崇祯的二十余年，明词已起废振衰，出现转机，形成初盛局面，无疑是清词兴盛的前奏或先行阶段”20。后者不以朝代或易代之际词人的政治行迹为界限，而将明清之际半个多世纪作为词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来看待，是建立在词自身演进轨迹之上的，有利于科学地认识词学中兴的历史进程。其实，太湖流域的郡邑词选早已明确告示后人：这些词派创始于明末，盛行于清初，是由在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各有传承的两代或三代人，合力开创了词学兴盛的新局面，成功地扮演了引领全国词坛走向中兴，并长期作用于清代词学发展的角色。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见一斑。
（一）在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上，取径多样，众体兼备，呈现出多元化格局
明人学词，以《花间》、《草堂》二集为范本，尤其是后者，据李康化统计，自洪武以后，有33种不同版本的《草堂诗余》行世21；同时《天机余锦》、《花草粹编》、《花草新编》、《诗余广选》、《词菁》等大量追拟《花间》、《草堂》者也接踵而至，对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不禁感叹：“《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王士《倚声初集序》又说，“《花间》、《草堂》尚矣”，词却失“博”而“多疏”，至《古今词统》，才“撮诸家之胜”，则指出了词学转变的新动向。《古今词统》为西陵词派的第一代词人徐士俊和卓人月所编，刻于崇祯六年（1632）。全书共十六卷，上起隋唐、下迄当代，共录词人485家，词2030首。自万历以后，各种词集相继刊行，不少辨识词谱、词韵的专书如张《诗余图谱》、沈谦《东江词韵》等也陆续问世。这些都透露了词学新变的信息，但比较而言，“《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功”22，影响最大。所谓“廓清之功”，就是通过代表古今“诸家之胜”的各类作品的示范，全面倡导兼收并蓄的多元化词学主张，引导词坛创作实践，改变以往惟《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取向，纠正由此造成的失“博”而“多疏”之弊。
《古今词统》的问世，既出于对以往词史的反思，又基于词坛的创作实践。换言之，其多元化的词学主张固然是为了救以往词学之弊，但其“廓清之功”的显现，是与词坛新的创作实践互为呼应。事实上，天启以后的词坛，尤其是太湖流域郡邑词派的创作已充分显示了多元化的格局。俞士彪《西陵词选序》：
其间学为周、秦者，则极工幽秀；学为黄、柳者，则独标本色；或为苏、辛之雄健，或为谢、陆之萧疏；或年逾耄耋，而兴会飙举；或人甫垂髫，而藻采炳发；闺中之作，夺清照之丽才；方外之篇，鄙皎如之亵句。连章累牍，唯恐其穷，片玉寸珠，不嫌其寡。可谓各擅其所长，俱臻其极者矣。这说明了兼收并蓄的选词宗旨，也展示了西陵词派不拘一格的创作实践。又顾孝茅《松陵绝妙词选序》指出：“词学之盛，莫逾今日；而今日之以词著，半萃东南。吾邑虽褊小，然溯胜国以迄今，兹其学为南唐者有之，其学为北宋者有之，其为秦（观）、黄（庭坚）、苏（轼）、辛（弃疾）者，亦无体不具。……勒山（周铭）自着《华胥词》甲乙集，似取栽与遗山（元好问）、放翁（陆游）之间者。”这同样体现了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多元化格局。
这种多元化格局，不仅表现在同一词派内部取径的多样性，而且还体现在不同词派之间的不同取向上。与西陵、松陵两派兼收并蓄不同，云间词派的代表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专尚南唐、北宋小令及其“绮语”。据彭宾《彭燕又先生文集》卷二《二宋倡和春词序》载：
大樽（陈子龙）每与舒章（李雯）作词最盛，客有啁之者，谓得毋伤绮语戒耶?大樽答云：吾等方少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当不能免。若芳心花梦，不于斗词游戏时发露而倾泄之，则短长诸调与近体相混，才人之致不得尽展，必至滥觞于格律之间，西昆之渐流为靡荡，势必然也。故少年有才，宜大作于词。
词当表现“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否则便与“近体相混”。这一主张是建立在词“别是一家”的本色论之上的，但又不同于北宋本色论者所主张的“以《花间集》所载为宗”23。陈子龙《幽兰草?题辞》说：“晚唐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浓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并指出：李雯词“丽而逸，可以昆季、煜，娣姒清照”，宋征舆词“幽以婉，淮海、屯田，肩随而已”，不取“花间”与南宋，而专主南唐与北宋“元音自成”之作。这既是对《幽兰草》创作的理论总结，又是云间词派的理论纲领。《清平初选》对“竞相慕效”《幽兰》之作，“搜采独多”，便从选词宗旨上反映了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旨在张扬词体的本色特征，展现词人的当行特质，所以邹祗谟说：“丽语而复当行，不得不以此事归之云间诸子。”24“体现了鲜明的尊体观。然而，同样是尊体，阳羡词派则另有所尊。陈维崧《今词苑序》指出：
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上下古今，如刘勰、阮孝绪、郑夹诸家所胪载文体，仅部族其大略耳，至所以为文不在此间。鸿文巨轴固与造化相关，下而谰语卮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函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日诗日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余与两吴子、潘子仅仅选词云尔乎?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史也夫。
与《幽兰草?题辞》一样，该序是阳羡词派的理论纲领，也均从本体论的角度推尊词体。但前者以本体风格的规范性，期待创作主体的适应性，所以主张“少年有才，宜大作于词”；后者则以创作主体的决定性，观照本体“体格”的差异性，即所谓“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因此，决定了两者对词的本体功能的不同认识。前者因强调创作主体对词风规范的适应性，所以词的功能被限制在抒发“绸缪婉娈之情”上；后者因强调创作主体的决定性，而且在陈维崧看来，文章体格虽不尽相同，创作主体“思”与“气”的特质、“变”与“通”的思维活动却无二致，这就导致了经、史、诗、词诸体虽异，功能却“无异辙”，所以将选词存词，径直视为“存经史”。陈维崧将词并肩于经、史、诗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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