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责任，便由嗣后的郡邑词选承当起来。一部完整的郡邑词选，就是跨越明清两代、历时数十年的一个郡邑词派的结集，包括中期结集或最终结集”⑤，在词史上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二 郡邑词派与词选的成因
上述现象，在以往的词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在同时期的其他地区也并不多见。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这些郡邑词派与词选接踵而至，在太湖流域绘就了一张群星璀璨的“词学地理图”?
许虬《松陵绝妙词选序》传达了个中消息：“（周铭）袖所辑《林下词选》惠示，留人心坎，脍炙千秋。山左词坛王西樵有《朱鸟逸史》一书，记闺秀之能文者，光艳照耀玉台，其意将无同。予自是知周子赤帜艺林，表彰苦心，曲而且至。诸同人向君请事《十五国诗余》，周子曰：‘必备必精，虽在一邑，未遑仓卒，何况其远乎?无已，盖先梓里用。'是有《松陵词选》之役，盖取前朝迄昭代名篇，采其尤者，拔之剞劂。……松陵固才薮，先后辈出，风华足掩中吴，自今文、古文而外，一邑之诗，向有《枫叶社丽则集》、《吴江诗略》诸选，取次扬光，既无遗憾。一邑之词，惟史西村、赵半江数公以后，阳春绿水，湮抑勿彰，良可悯惜。……是编既成，采风渐广，十五国大观，予将拭目以待。”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松陵一邑文学风气昌盛，从事诗词文各体创作，不完全为须眉所专，闺秀也不让须眉专美于前；其次，《枫叶社丽则集》、《吴江诗略》、《松陵绝纱词选》的相继问世，昭示了松陵人视整理乡邦文献为责无旁贷的责任及其强烈的乡邦文献意识；第三、整理乡邦文献的目的是“取次扬光”，表彰一地文学，体现了自觉的区域文学观念与流派意识。不过，这并非松陵所仅有，而普遍存在于太湖流域的其他郡邑。前引陈维崧“吾荆溪虽蕞尔山僻，工为词者多矣。乌可不汇为一书，以继云间、松陵、武陵、魏里之胜”诸语，就传达了相同的信息，也同样说明了太湖流域郡邑词选的相继问世，为区域文学观念与乡邦文献意识所驱使。这种观念意识，则主要源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具有特定内涵的人文空间
太湖流域并非纯自然意义上的地理区域，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具有多层内涵的人文空间。该人文空间既是文化大一统的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事实又表明，在人文活动相对独立的区域里，当某些秩序得到大多数人的维护而被建立起来后，个体或群体行为往往习惯性地保持他们既定的秩序，从事其人文活动，从而形成特定内涵的人文空间。在太湖流域既定人文空间中，以“读书为事”、以文学为业，就是为大多数人所保持的一种秩序；在此秩序下，钟情文学，“笔耕舌种”，则为其人文活动的一种表现形态。
众所周知，自宋代以来，“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地位不断凸现，而太湖流域则为其中的主要地区。在明末清初的半个多世纪里，该区域更是人才辈出，人文郁蒸，文学昌盛。乾隆年间金友理所撰《太湖备考》卷六谓太湖“山水秀灵之气，发为人文，非特科第之盛，如《震泽编》所云已也。其不由科第而以诗文名者，如近日吴友篁搜辑《七十二足征集》，姓氏凡若干辈，诗文凡若干卷，皆能吟弄风月，……声重艺林，名播海内，亦足表湖山文献之盛矣”。这是太湖中心区域震泽，也是整个太湖流域所普遍流行的风气。该风气不仅体现于书香门第，同时还表现在“田野小民”身上。赵怀玉《梅里词绪》说：梅里“小民”除“农桑之外，父兄教而子弟率者，舍读书无他好。”康熙年间郭廷弼主修的《松江府志》卷五也指出：“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凡词赋之业，童而攻之，多有文集表见于世。”这些足以显示，作为被大多数人所遵循的秩序之一，以“读书为事”在太湖流域广泛运行的程度，以及“家娴而户习”的文学风气的昌盛。
在这种风气里，词也成了广为人们所钟爱的一种文体。陈维崧谓“今之能为词遍天下，其词场卓荦者，尤推吾江浙居多”，就说明了这一点。康熙八年（1669），朱彝尊又从宋以来浙东与浙西词坛演变的角度指出，“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塘之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之吕渭老，吴兴之张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誉，永嘉之卢祖皋，东阳之黄机，四明之吴文英、陈允平皆以词名浙东。而越州才尤盛，陆游、高观国、尹倚声于前，王沂孙辈继和于后”，但“三十年来，作者奋起浙之西者，家娴而户习，顾浙江以东鲜好之者。”⑥则强调了明末清初词在浙西盛行的状况。“浙西”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范围不尽相同。宋时以钱塘江为界，置浙东与浙西两路。南宋的浙西路有临安、平江、镇江、嘉兴四府与安吉、常、严三州及江阴军。清初，浙西有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就清初的行政范围而言，朱彝尊所说的“浙西”，当指杭、嘉、湖地区；若从历史地理的概念或当时词坛的实际情况观之，不妨将它括展到整个太湖流域。而太湖流域世家望族的流衍，在该地区“家娴而户习”的词坛盛况，以及整个人文空间的形成过程中，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清之际的思想巨子顾炎武在痛惜北方望族衰落时指出：“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绝。其一登科第，则为一方之雄长，而同谱之人，至为之仆役，此又风俗之敝，自金元以来，陵夷至今，非一日矣。”⑦太湖流域则是明清之际江南望族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关于太湖流域望族的流衍现象，早已为学界所关注。20世纪30年代，潘光旦对嘉兴地区望族的“血系”、“血缘网络”、“世泽流衍”作了全面考察，共得91个血系⑧。近十年来，学界对明清时期江南望族研究有了进一步拓展，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充分表明，作为地方精英群体的一种生成形态，望族是明清两代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架；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推文化世族与簪缨世家⑨。所谓文化世族，主要是指“学术昌盛、诗文书翰流布海内外累世不绝的‘文献之族'”⑩。这类世族的一个共同追求就是“笔耕舌种，固我家世业”，“但得世世读书能文章足矣”11，因而直接影响了家族成员及其后代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心理的形成；对同区域人群及其后代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梅里、松江“田野小民”，“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凡词赋之业，童而攻之”的事实，便佐证了这一点；明清之际太湖流域郡邑词派与词选接踵而至，其实也主要是该地区以文化望族为支架的人文空间在词坛的一种表现形态。在阳羡，陈氏、史氏、储氏、徐氏、任氏、万氏为文化世族，《荆溪词初集》以陈维崧、史惟圆、储贞庆、徐锴明、任绳隗、万锦云诸门两代家族成员为主选对象，以同邑其他词人为群从，展示了阳羡在以陈维崧为领袖、以望族为支架的词学空间中人人灵珠、家家荆玉的局面。云间词派同样呈现了这种局面。该派的代表词人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均出文化世家，尤其是宋氏祖先自宋亡迁居松江后，就已成为“松之望族，首著肖塘”12；其中宋征舆、宋存标与宋思玉、宋泰渊等父子昆仲为云间词派的一支重要力量。《松陵绝妙词选》所选沈、沈瓒兄弟及其曾孙沈丹、曾孙女沈树荣，凡历四代；另一世家叶绍袁、叶燮、叶舒颖等祖孙三代，则又与沈氏世代通婚，呈现了一张世族血缘网，并网络了其他乡人，融入词坛，卓然成派。《梅里词辑》所选缪永谋与缪崇正、朱彝尊与朱昆田、沈进与沈翼为父子关系；王与王庭，李绳远、李良年与李符，周与周篁为兄弟关系；其中朱氏、李氏两大家族，有四代之久。相比较而言，《柳州词选》的家族性更为突出。此书选录钱氏四代，凡十四家71首；魏氏三代，凡八家26首；曹氏三代，凡十家54首，其词数量超过了全书的五分之一。钱、魏、曹三家为旧门世家，始于明代。词学既成为这三大世家的家学之一，世代相传，又成了柳州人文活动的内涵之一，沾溉乡人。柯氏一门词学的兴盛，就是一个明证。据李富孙《鹤征录》卷三，入清后，柯耸“一门子姓，时人以比乌衣之盛”。《柳州词选》选顺、康年间柯耸词三首，首开柯氏词录。其后柯崇朴、柯维桢，柯煜、柯炳、柯焕等，均以词名世，为柳州词派的后进，旋又汇入初起的浙西词派，成为浙派的前期词人。这与钱、魏、曹三大世家的词学沾溉息息相关。
上述可知，自金元以来北方望族不断“陵夷”的过程中，江南文化世族却仍然保留了坚固的门户，在太湖流域着力营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空间，为明清之际的词学兴盛、文化传承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不过，正如周家楣《宜兴丰义储氏分支谱序》所说：“海内言文章者必推宜兴储氏，夫储氏岂徒以文章显哉!……官于朝者实望并美，业焕旗常，仕于外者功德在人，至今馨香勿替，敦望于乡者，士以为矜式，家以为典型，诚非文章所能概。”13宜兴的文化世家储氏同时扮演了“簪缨”角色。事实上，在江南的望族中，文化世族与簪缨世家之间并非彼此绝缘，有的则是相互交叉，兼长并美的。而无论是文化世族抑或簪缨世家，都是明清两代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架，同时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情怀。
（二）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
赵尊岳在分析明末清初词坛中兴的原因时指出：“明代亡国时，词人特多，尤极工胜，以视南宋末年，几有过之，殊无不及。且皇皇巨著，如曹元方、王屋、曹尔堪诸家，均积至数百首，更视稼轩、后村为富。而夏存古（完淳）、陆钰、陈卧子（子龙）著作，雄奇凄丽，更多水云诸贤之席。盖甲申之变，内乱外患，相迫而来，忠义之流，势穷力促，或挥鲁阳之戈（陈、夏均以儒生起义），或励薇葛之节（陆系亡国后饿死），而多托于变徵之音，其人固大节凛然，其词亦纯金璞玉矣。”14这里主要是指太湖流域的词坛情形。其实，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不仅在太湖流域造就了一批“大节凛然”的“忠义”词人，激活了他们新的创作生机，而且进一步激发了强烈的区域文学观念与乡邦文献意识。
在明清之际，太湖流域的文士行为，既习惯性地保持他们既定的秩序，营造了相对独立的人文空间，又受益于文化大一统的浸润，孕育了“以枉寻直尺为舍身济天下”的情怀15。明末以继承“东林学”自居的复社、几社，以及清初由几社分化出来的同声社、慎交社等诸多政治文化团体的活动，便体现了这种情怀。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在无锡修复东林书院，与同里高攀龙聚众讲学，以张扬实学为号召，形成了“东林学派”；由于他们在讲学之余，品评人物，抨击朝政，被视为“东林党”。嗣后，复社、几社继起，相继活跃于崇祯年间。崇祯二年至六年（1629—1633），复社分别在尹山、金陵、虎丘召开大会，倾动朝野。顺治六年（1649），同声社、慎交社的活动中心从松江转移到了苏州。这两个社团与江浙各地的文社在苏州虎丘联合举行大会，近千名文人参与了这次盛会，赋诗论文，以文会的形式表现了对晚明的哀思和对清朝的不满16。在这些社团中，不乏词人。柳州词派钱旃、曹尔堪等十余人先后参与复社，其中钱旃又为复社的创始者之一；西陵词派徐士俊、卓人月，松陵词派沈自继、沈自炯，梅里词派朱一是，阳羡词派任绳隗，也为复社人员。云间派词人陈子龙则为几社领袖，该派的夏完淳、李雯、宋存标均为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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