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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派文学的发端及其早期文学思想趋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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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2: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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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诗凄怨者，其人必拂郁；其诗悲壮者，其人必磊落；其诗不羁者，其人必豪荡；其诗峻洁者，其人必清修；其诗森整者，其人必谨严”(《雪涛诗评》)[11]，则是从文学即个性之展示的一面，阐述“诗本性情”的道理，目的都是为了说明“诗如其人”。也正是从这样一种相当自觉的认识出发，谭元春作为钟惺的知音，依据其理想人格的价值基准，曾将风格初定的钟诗状作玄对清明之山水、能发静者之机的载体，所谓“有闻无声肃肃如，惟恬惟淡涵其博”(《题伯敬诗集》)[4—p115]。如此超乎形想的虚怀之表现，当然足以发明钟惺追求内在超越的理性化审美个性，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到，这毕竟只是他们基于钟惺“学道人”的性格自我标示的才性修养及风格历练之目标，从前面分析的钟惺的种种个性特征来看，掩映在这恬淡玄远之追求背后的，有坚执自我的严刻，沉浸于内省的挣扎，还有对外部世界充满警惕的冷眼，这些并不闲逸的心理内蕴，不可能不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因此，倘若我们仍在“诗如其人”的分析框架内开展对钟惺创作风格特征及其成因的探讨，那还须对历来批评家提出的“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文心雕龙·体性》)、“苛刻之人，其诗峭厉而不平”(《林伯恭诗序》)[12] 之类的表述有所关注，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钟惺的气质、才性与实际创作中所谓“深幽孤峭”风格之形成的某种内在联系。
谭元春的气质、才性与钟惺并不相类。这一点在谭氏祭奠钟惺的《告亡友文》[4—p725] 中交代得非常详具，他忏悔道：
予以顽旷之性，见人嬉游，狂顾勃发。常同子书史静对，淡若无物，杯斝遥陈，酬劝不施。虽欢情日接，而乐事时乖，旬月之内，吟啸他往，当其挽袂固留，予尝不顾而去。始知静者朋侣倍笃，此又予负子矣。
从他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出，若按照西方传统的气质学说，谭元春原本属于典型的多血质类型，热情冲动，豪荡不羁，又意气高广，喜交游纵乐，因而后人有“浪子”之目[13]，或谓“友夏诗虽不称，而为人跌宕，不愧名士”[14]。这方面的性格与钟惺恰成对照。大致说来，钟喜幽独孤行，而谭喜嬉游泛交；钟性静而严刻，好作深湛之思；谭性动而顽旷，而有灵奇之才。元春的这种气质多秉承家族的遗传，然而，尽管如此，谭元春却并没有使他自己这一类的才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钟、谭二人的关系上，钟惺的影响在进入以谭元春为中心的竟陵派发展后期之前，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早期更是如此。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钟毕竟比谭年长十二岁，在谭尚未完全成年之前，钟的见解已相当成熟且已获一定的才名；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钟的那一种气质、才性对谭来说恰好具有互补性，因而格外具有魅力，而使“友夏为其所摄”[13]。元春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早年钟惺等人对他的陶冶、改造：
回思少年时，有作高奇诗古文之志，后来师友扶持，并有类奇士高人之性情。(《答池直夫》)[4—p782]
寻常厌人沾泥带水，喜一过而忘之，故伯敬诸子，取其根器，而恨其不肯学道。(《答金正希》)[4—p783]
这里所谓的“师友”，除了钟惺，主要尚有蔡复一(1576—1625)，他也是竟陵派的重要成员。谭元春在万历乙卯(1615)致蔡复一的信中，不无诚恳地说：“如‘简交以得己，敛名以厚实’，春要药也。”(《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三)[4—p756] 虽然引用的是蔡复一规劝自己的话，却与钟惺在《简远堂近诗序》中对元春的要求同一声口，显然是他们平时引导他“学道”老生常谈的观点。故元春相信他们的鉴识而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予进而求诸灵异者十年，退而求诸朴者七八年”，并自谦说“于所谓灵与朴者，终隔而不合”(《题简远堂诗》)[4—p816]，蔡复一倒是鼓励他“人愈朴，性愈厚，是进德之验”(《与舍弟五人书》)[4—p746]。来自钟惺等人的这种影响对元春来说可谓铭心刻骨，故当钟惺去世后，元春回顾彼此的交情，表达对亡友的拳拳服膺，也仍充满深情地说：“天下结交人，无如亡友深；能从浮浊世，取人一片心。”《答徐元叹》[4—p469] 正因为如此，当年钟惺能够毫不谦虚地说：
友夏少年，才高意广，勇于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相中，虽其言出畏友名师，不能强友夏以必听。而片言去留，待予裁决。友夏亦何私于予！(《简远堂近诗序》[3—p250]
除了表示两人的投契，言下之意，谭之所以私于己，实以己言必有以相中。
因此，我们也就不再会感到不可思议，象谭元春这样与钟惺在气质、才性上截然不同的人，在对作家的品鉴上，却始终秉承钟惺“性情渊夷，神明恬寂”(同上)或“幽恬渊净”(《报蔡敬夫大参》)[3—p459] 的价值标准，如：
然使足下意加虚，神加静，与人处加温克，而又减无用之名，减无用之应接，减似有用实无用之意气，减可以用不必即用之经济，至于粗之减声色，精之减笔墨，即其所为止生也，一增损焉，古文在是，古人在是矣。(《与茅止生书》)[4—p775]
司直诗书无所不涉，而中有渊沉之性，不随古今增其浮艳。(《朴草引》)[4—p678]
而性灵渊然以洁，浩然以赜，且为吾辈同调。(《万茂先诗序》)[4—p623]
由此不难看出，钟、谭早期的磨合，根本上是以钟惺的创作个性和文学思想为基准的。这不仅铸就了元春的审美观念，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风致。他的前期创作，更多地是对钟惺趋于定型的诗歌风格的附丽，钱钟书谓论友夏诗当分别《岳归堂稿》之前后，“《岳归堂稿》以前诗，与伯敬同格”[15—p102]，实在是一种很精辟的分析。当然，有的时候他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自己的“本色”来。
二、钟、谭与京山黄玉社诸子的交往
钟惺、谭元春早年与京山黄玉社诸子的交往，向不为研究者所注意，然它却是钟、谭早年在家乡开展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活动。它恰好处在钟、谭订交的初期，这就为其磨合提供了一种契机及活动的舞台，他们早期一些重要的批评观念与文学主张，正是在与该社这些共同的文友相互切劘砥砺的过程中确立并予以阐发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交游圈是钟、谭与公安诸袁发生联系的一个媒介，通过这一媒介，他们能够比较确切、及时地了解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以及在当时文坛的最新动态，而来自公安派的影响，最早也体现在该社某些成员的创作中。
所谓京山黄玉社，据钟惺作于万历戊申(1608)十月间的《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知为京山诸生魏象先在万历丁酉(1597)后与同邑王、谢、谭诸少年为举业所起的社，兼称诗，在当时邑中很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社中成员事迹可考者如下：
一、魏象先(1574-1608)，字太易，早有文誉，好诗，而性不近俗，属文必奇。早年出应童子试，为李维桢所异，以为“异日当以文鸣世”(《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3—p522]。钟惺早闻其名，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以诸生入郡都试，两人同舍，始得相与论诗。其后各时时以诗相示，钟惺并因此得以与黄玉社的其他成员有所交往。万历戊申(1608)春，钟惺还曾偕谭元春过访京山。象先为诸生十年，常不利，戊申(1608)抱病参加学使之试，以诸生六等而遭放黜。归而作《六等吟》二十首自广，悲愤谑浪，嶔崎怪谲。病日进不衰而卒。临终遗书，要求钟惺志其墓，同邑谭如丝撰行状，谭元春作传。
二、王应翼、王应箕兄弟。应翼(？ —1641)字稚恭，号天乐，万历己酉(1609)领乡荐。初知广东崖州，改陇州，降山西藩参军。寻迁知云南姚州，以丁外艰，未赴。起复知河南许州。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陷许昌，与子王国俱死。史称其“于诗独攻近体，锻辞琢句，沉郁可喜。”[16] 所著有《采山楼》诗文十数种。应箕字稚衍，崇祯己卯(1639)乡试，仅中副榜。亦工诗文，著有《清远斋诗》。
三、谭如丝、谭如纶兄弟。谭完子。如丝字素臣，少工词翰，为诸生有盛名，见知于李维桢，期以远大。应乡试十一次，两中副榜；晚以贡官汉川广文。卒年七十一。诗文散佚，仅有存者。如纶字有秩，才情风韵，独步一时。七人乡闱而不中，仅以贡终。所著有《长恩室诗集》。
四、至于黄玉社中的谢姓少年究竟为何人，虽不得确载，然由谭元春集中及袁中道《珂雪斋集》有关记叙推之，知当即谢景倩(？ —1610)，字通明，诸生。其事迹不见于史志，因与公安袁祈年及谭元春相友善，而有一些零星的资料得以保存。中道《游居?{录》卷五载其卒于万历庚戌(1610)，事甚异。乃与友王应翼饮邑中多宝寺中，以肉戏置阎罗口中，是夜归，即暴病身亡，王应翼也大病一场。中道以其“因果可畏”而记之。袁祈年有《哭谢通明》二首，谭元春则有长诗《挽谢通明》。谭诗纪其“维?岁在甲辰，与君初把臂。曰既盟之后，归好如兄弟”(《挽谢通明》)[4—p33]，则二人订盟之岁，即钟、谭定交之年；又有“魏子(按：即魏象先)病数月，死尚留一字”，“怨子不自珍，适以快众忌。曰诸生存者，而皆斯人类”(同上)，可窥谢与黄玉社之关系。
如上所述，钟、谭与黄玉社诸子的交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文学的性质。黄玉社的发起，虽不出当时一般文社切磋制艺、以为学问之地、功名之门的宗旨，但他们却保持了对于文学的特别嗜好，正如谭元春《魏太易传》中所记述的：
然亦未常罢吟，故社中文与其诗人各一帙，帙径寸也，魏子独三帙，帙径寸。[4—p576～577] 诗成，或诵，或向同社生诵，或自赏，或笑也。[4—p577]
尤其是这个魏象先，“无他好，好诗”(《魏太易传》)[4—p576]，“至其吟诵，寒暑昼夜不倦”(《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3—p522]。他们这群少年早年为表现脱俗的个性多少有一些诞放，因而为邑人侧目，魏象先即因所作诗而得祸邑中。就他的诗歌创作来说，钟惺于其身后曾经有过一段颇为完整的评论，可看作是对象先一生创作历程的总结：
初年法峻格严，其于汉、魏、六朝、三唐语，各肖其神，各不相借，晚益颠倒淋漓，老放昌披，无不如意。往往自托于长庆，世或指长庆为太易，不知其用稚为老，用险为稳，用凡为奇，用乱为整，要以不必为我式，而能为我用。而太易亦自厌今之为伪初盛者，思易以真中晚，用杂霸治之，聊以矫俗玩世，通其垒块之气，横佚之才，真率潇散之趣。要其顿挫沉郁，居然自有一太易。(同上)
这里虽欲为死者讳而多方加以回护，并许其自具面目，但仍可看出对其晚期的诗风并不赞许。这从谭元春所作的《魏太易传》中所谓“晚乃自以为固，持论愈异，输泻倾吐，以资笑傲”[4—p577]，可以看得更清楚。他在创作上的这种转变，显然受到了崛起当时的公安诗风的影响，有着以公安率性之“真”矫治七子一派拟古之“伪”的自觉动机，当然，也还有其人生遭际方面的致因。
实际上魏象先所经历的诗风转变，恰恰是处于这一时代的年轻诗人，包括钟、谭自己所面临的文学道路上的选择。早年所服习的七子拟古之风固然积弊已久，这在其前辈诗人就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然最近若干年公安派以“以意役法”“出而振之”(《中郎先生全集序》)[17—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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