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关系的探讨与“隐秀”说存在某种联系，应该也不算是无根柢之谈。
谭元春在这篇序中所达到的认识，对于竟陵派成其为竟陵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他在少时求“灵”的过程中可能受到过公安派的影响，那么，转而求“朴”的过程便可看作对公安派已有比较自觉的批判，所谓“灵慧而气不厚则肤且佻矣”[24](钟惺评常建语)，可为之作注脚。这里面当然有钟惺对他的陶范、改造，正如蔡复一曾经说他“人愈朴，性愈厚，是进德之验”(《与舍弟五人书》)[4—p746]。这种“灵朴”说的出现，意味着钟、谭终于找到创作上纠救公安之弊的具体途径，并且发展成竟陵派诗学主张的一个基本命题，即求灵求厚，“期在必厚”。
四、结语
以上我们从钟惺、谭元春诗文之始习、才性之养成及其相互磨合，在家乡重要的文学交游活动以及早期创作成果与经验总结等几个方面，试图展示竟陵派诞生之际一幅比较具体而全面的历史图景，并且，在一种历时性视角的观照下，探究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立场、文学思想及趋向与以后各阶段文学观念与主张的内在联系，⑦ 证实这一阶段对于竟陵派文学定型、发展的重要性。由这样一幅图景我们看到，无论是竟陵派反对当时文坛“七子”一派拟古风气与公安派率易文风的基本立场之确立，还是他们在批判与取舍的同时，初步形成自具面目的创作风格、审美旨趣以及文学理论与批评观念，其实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不仅都可以在他们的才学修养、文学成长环境、个人生活经历以及文学创作实践等诸多因素中找到因果解释，而且似乎每一步皆落实于具体的文学事件与具体的文学活动过程中。因此，本文的梳理与探讨，也算是将对一个文学流派有关诗学理论、创作风格等问题的考察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去的一种尝试。
注释：
①其《序操缦草》曾有详述，谓：“予年十六学为诗，初无师承，亦不知声病，但家有《文选》本，利其无四声，韵可出入，窃取而拟之殆遍。其法止如其诗题与其长短之数、起止之节，而易其辞，亦自以为拟古也。越三年，始有教之为近体者(案：据其《三十四舅墓志铭》，谓从伯舅魏良翰学律诗四声)。是时亦粗知诗意，有问予拟《古诗十九首》及韦孟以下诸诗者，则面发赤。后数年又稍进，并陆士衡之《拟古》、江文通之代拟诸作，私心亦有所不惬，则遂泛泛焉回翔于古诗、近体之间，盖未有专力，至于今愧之。而要其犹知此中升降，执笔运思，辄有一二字近古者，则亦十六时刻画殆遍，暗暗为我根株也。”(《谭友夏合集》卷九)。
②关于钟惺、谭元春的交往之始，两人的记载稍有出入。钟惺的回忆略详：“记甲辰(1604)十月，谭友夏过予，日为客作书，予弟从旁凝视颇笃。友夏察其意之近于书也，书《古诗十九首》，使之影摹，辄肖。”(《书茂之所藏谭二元春五弟快札各一道纪事》)谭元春的记载则在其为悼念钟惺而作的《丧友诗三十首》小序中，谓“予与钟子交，庶为近古，起万历乙巳(1605)，讫天启乙丑(1625)，盖二十一年，交终矣”。似以钟记更确。
③见沈德符《槜李诗系》卷十八《与谭友夏夜话》述谭序《玄对斋集》语，详下。
④此信称袁宏道为“袁仪部”，宏道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补礼部仪制主事，至三十五年(1607)始调吏部，则信当此数年间作。又称江盈科为“江令”，盈科自长洲令离任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至早于次年夏抵京城任大理寺正，或最初一二年钟惺尚不知其已调官，然再往后推，这种可能性将越小。参见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卷首章培恒师序“注释”[一]之考证，岳麓书社1997年4月版。
⑤《槜李诗系》卷十八录有全篇，《明诗纪事》卷二十三引了前半首。
⑥蔡复一《寒河集序》亦曰：“论友夏诗，其行者为《简远堂》，为《虎井》，为《秋寻》、《退寻》、《西陵》、《同游》，未行者为《寒河集》，而其情理之离合浅深，亦若与年而相长。”(同上)似点明上述元春诸集之依年次编刊。
⑦有关竟陵派文学的阶段划分及演进脉络，可参看拙文《论竟陵派形成、发展的四个阶段》，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文学研究》第二辑(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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