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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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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2: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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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的文学活动”专论以广西人为主的太平天国作家。第十章“壮蒙回族四诗人”中，有专节论广西象州的著名诗人郑献甫，并称赞郑献甫为“壮族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第二卷第二十三节是“壮族诗人黄焕中及其他”，对黄焕中及韦丰华、谢兰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第二十九章“近代四大词人及常州派词论的发展”对王鹏运和况周颐进行了专节论述，对王鹏运冠之以“近代四大词人之冠”的标题。第三卷第三十六章第一节“壮族诗人农实达和曾鸿燊”对农实达等进行了专题论述，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从本书的章节安排及有关内容来看，广西文学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张炯等先生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是一部从描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学发展的通史著作，其中的第五卷就是关于近代文学的。由于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因而我们也就能更清楚地看清广西文学在当时全国的位置。在这一卷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广西作家得到了专章专节论述，如第四章“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的第三节“林则徐、张维屏、朱琦”，将朱琦与林则徐、张维屏并列，鼎足而三。第十六章“清末传统诗文流派及其衰微”的第三节“四大词人与词学中兴”。在这两节中，朱琦和王鹏运、况周颐都得了较高的评价。而第二十六章“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三节“十九世纪文人文学的发展”中，除了专门论述郑献甫之外，还提到了“在本地区或本民族有较大影响的南方少数民族文人，如壮族的韦丰华、黎申产、凌应梧、谢兰、黄焕中、蒙泉镜、韦陟云、韦麟阁、赵荣正、农实达、曾鸿燊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和《中华文学通史》应当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从论述的内容、评价的高度和在两书中所占的论述篇幅来看，除了比不上传统的文学大省市浙江、江苏、安徽、广东、北京等少数地区外，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广西文学在当时绝对处于全国的先进水平，在全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由上可见，无论是从广西文学自身的发展还是与当时全国文学创作的全面比较，从1821年到1911年的广西文学确实是一次真正的崛起。这可以说是广西文学第一次集体性地冲到了全国文学创作的最前沿，因而具有破天荒的意义。
二
广西文学的崛起，从文体来说，词冲在最前，王鹏运和况周颐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影响最大；诗次之，朱琦、郑献甫、王拯、龙启瑞等一部分诗人冲到了前沿，其他的诗人大致处于全国中等的水平；文又次之，王拯、吕璜、龙启瑞、朱琦等进入了当时著名古文家的行列，其他的基本上也达到了中等水平，但因为是延续“桐城派”的余绪，未能开辟新天地，因而影响也相对较小。
广西文学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广西的文学创作长期以来大大落后于全国水平的状况，在广西文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用具体的事实说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文学创作同样也可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细致地考察晚清九十年广西文学的崛起，就会发现这种崛起有着非常突出的不平衡性特点，这也可以说是近代广西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区的不平衡性，二是时间的不平衡，三是文体的不平衡性。
地区的不平衡，表现在这九十年的文学创作中，主要的作家集中在以桂林为中心的桂北地区，而桂中、桂南和桂西著名的作家则较少。这个问题可以从出生地和活动地两个方面来考察。以词人而言，“临桂词派”中的王鹏运、况周颐都是桂林（临桂）人。诗人中知名度较高的也主要出生在桂林，如朱琦、龙启瑞等，郑献甫也主要活动在桂林。而古文创作中的所谓“岭西五大家”中的龙启瑞、朱琦、王拯、彭昱尧、吕璜，除彭昱尧外，其他的都是桂林或桂北人。由于桂林是当时广西的首府，是广西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广西的文人除了在北京活动之外，桂林就是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了。广西的文人云集于此，使桂林的文学创作高于广西的其他地区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从地理的分布来说，这九十年中，广西文学创作大致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点，无论是从作家的人数还是创作的水平来看，桂北的文学创作实力要远远高于桂中、桂南和桂西。
时间的不平衡性，表现在从道光初到宣统末的五朝中，各个时期广西的文学创作水平或成就是不平衡的，大致呈现出马鞍形的特点，即道光时期（1821—1850）和光绪中后期、宣统（1885—1911）两个时期成就较高，咸丰、同治（1851—1874）相对较低。以诗而言，如前所引张凯嵩所言“粤之诗人益多辈出，尤莫盛于道光之初，余来虽已不及其盛，然犹得与朱伯韩侍御、龙翰臣学士游”。这就明确指出广西（至少桂林）诗歌创作的最鼎的时期是在道光初。张凯嵩到广西为官时，尽管还有朱琦、龙启瑞等诗人，但他已发现当时的诗歌创作已大不如前。这一时期主要的广西诗人主要生活或创作在道光时期，例如朱琦（1803—1861）、龙启瑞（1814—1858）、郑献甫（1801—1872），其黄金的创作时间是在这一时间内。古文创作方面的几位主要作家，如朱琦、龙启瑞、王拯（1815—1872）、吕璜（1778—1838）也主要活动和创作在道光时期。至于词的创作，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人物王鹏运（1849—1904）、况周颐（1859—1926）则主要活动和创作在清末的光绪中后期和宣统时期。在道光时期诗文极一时之盛之后，后面虽然还有一些诗人和古文家，但名气远不如道光时期的作家。而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王鹏运和况周颐的出现，接过了道光时期作家手中的接力棒，而且将广西文学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广西文学的成就之所以在咸丰、同治时期相对较低，其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太平天国起义。就像朱琦所感叹的那样：“自余归里，连岁寇乱，出入兵间，不暇伏案，但忆梅先生语，太息而已。”⑨ 这感叹的是作家因战乱而“出入兵间，不暇伏案”的情况。蒋琦龄更感叹：“我里昔仁里，淳朴一山川。耆旧比丧尽，乱后风俗迁。为农耻耕凿，比户绝诵弦。”⑩ 太平天国不仅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而且也改变了当时社会好文的风气，广西文学因战乱的影响而走向低谷是不争的事实。 文体的不平衡性指的是在这一时期，各种文体发展的不均衡。这一时期广西文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诗、词、文这三种体裁上，而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的成就则几乎微不足道。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杉湖十子”、“岭西五大家”、“临桂词派”还是其他的著名作家如郑献甫、黄焕中等，他们所从事或用力之处，全都集中于传统的诗、词、文上，其他的虽然也有如唐景崧的新桂剧创作，但都不能太成气候。至于小说这种在清代最具活力的文学形式，在这一时期的广西文坛上可以说难觅名家名作的身影。须知这段时期内，小说创作在全国的其他地区是如火如荼，既有广受欢迎的侠义、狭邪小说，又有风靡一时的谴责小说。然而，这一切似乎都与广西作家无关，广西的作家似乎对此也很少产生兴趣。这就意味着，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主要还是在传统诗、词、文上的崛起，而在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上不仅没有崛起，而且还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中。
广西文学崛起的诸多不平衡性，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有必然的原因。如果说造成时间的不平衡性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话，那么，地域和文体的不平衡性则完全是由广西自身的种种原因造成的。地域的不平衡性主要与广西各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关。长期以来，广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在桂林，以桂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是整个广西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桂中南、桂西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远远落后于以桂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这种情况在晚清也不例外。有清一代，广西文科进士共五百八十七名（含恩赐），其中桂林府二百九十八名、柳州府二十七名、庆远府五名、梧州府五十二名、太平府七名、南宁府三十八名、浔州府四十二名、平乐府三十八名、郁林直隶州六十二名、镇安府四名、思恩府七名、泗城府三名、廉州府四名[11]。从这个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桂林府的进士人数占了清代整个广西进士人数的一半，可见以桂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在当时整个广西的领先地位。因为决定进士的多少不仅是教育水平，还有经济和文化的支撑作用。所以，从这个数字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桂林及其周边地区在教育上的领先地位，更要看到它也反映了桂林及其周边地区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广西的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文学创作上的领先，于是也就造成了晚清时期广西文学崛起时的地域不平衡性。
那么，为什么晚清时期的广西作家基本上是在传统的诗、词、文上用力，而对戏曲特别是小说创作却很少费心，以致造成广西崛起时的文体不平衡性呢？这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和作家队伍的构成有关。广西虽然临海，但长期以来都以种养为主，商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更没有形成有较大规模的商业城市。加上山高水险，风气闭塞，外界的新生事物难以产生较大影响。没有较大规模的商业和商业化的城市，再加上开放意识不强，这样就不可能存在需要戏曲、小说的大量消费群体，因而就不能刺激产生优秀的小说家、戏曲家。再加上历史上广西本来就缺乏大规模小说、戏曲创作的传统，这样就更不可能产生大量优秀的小说家和戏曲家了。通过分析和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在晚清时期，广西作家的主体几乎都是传统的文人，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诗、词、文这些传统文体，所从事的主要职业也主要是为官，思想难免保守。在他们看来，小说和戏曲创作，都可能是不务正业之举。所以就形成了晚清广西文学重诗、词、文而轻小说、戏曲的局面。
三
作为一个长期以来经济、文化、文学和社会发展都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偏远地区，广西文学为什么会在清代的最后阶段崛起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广西长期以来，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不断发展的结果。因为广西以来是“瘴乡”、“南蛮之地”，长期都是官员的贬谪流放之地，中国历史的许多名人都曾贬谪流放到这里，如柳宗元、黄庭坚、秦观等。这些人的到来，为广西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也带来文学，逐渐提高了广西的文化和文学水平。从南宋以后，贬谪流放而来的官员不断减少，任职的官员在不断增加。这些掌握实权的官员更是大力发展广西的经济、文化、教育。宋、元、明和清代初期，随着北方大量移民进入广西，更是整体性提高了广西的人口素质和文化水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元明清时外地移民进人广西，与当地人民交往密切，使其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为社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加强广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和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时期数百年间，广西经济文化发展与内地差距不断缩小，此为重要原因之一。”[12]晚清时期的许多广西作家很多就是外来的移民。张凯嵩在谈到“杉湖十子”中的作家时说：“即此数子（指‘杉湖十子’），亦不尽为粤人，然皆生长或老死于其间。如小韦（李宗瀛）、淡仙（赵德湘），侨家实粤产也。”（《杉湖十子诗钞序》）可以说，到明代和清代初期，广西部分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已基本达到了当时全国的中等水平。
到清代中期，广西的文化教育事业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科举上。自开科取士以来，广西文科中进士的情况如下：唐代十二人，宋代二百七十九人，明代二百三十九，清代，前所述，是五百八十七名[13]。可见，广西中进士的人数在不断增多，说明广西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在不断发展，尤其是到了清代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晚清时期，广西的科举可以是高峰上的高峰。这不仅表现在一般中进士的人数有了大量增加，而且状元、榜眼、探花这些名列前茅的科举人才已经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了。以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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