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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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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2: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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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为例，广西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九位状元，其中三位集中在晚清时期，他们是道光二十年（1841）年的龙启瑞、光绪十五年（1889）的张建勋、光绪十八年（1892）的刘福姚。而在此之前的桂林人陈继昌，更是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创造了连中三元的神话。这四位状元都是桂林人，以致桂林有“状元城”、“凤凰城”之称。这一现象说明，广西，特别以桂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在晚清时期的教育、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了。在这些耀眼的状元之后，必然有大量的书院为基础，必然有一支庞大的应举队伍，也必然有一支高素质的文学创作队伍。这些在科举上取得优良成绩的广西人，像历史上其他的进士、状元一样，顺理成章地进入到官僚的行列中，一般情况下，是能获得比较优裕的待遇的。当有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之后，在为官之余，他们纷纷进入作家的队伍中。由于他们从小接受了较好的传统教育，具有良好的文学素质，这就必然表现到文学创作上，于是就大大提升了文学创作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晚清广西许多的知名作家都是科举上的成功人士，如龙启瑞、朱琦、郑献甫、王拯、吕璜等。所以，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广西，尤其是以桂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文化和教育整体崛起的结果。
由于有一大批因科举而入京或进入高层官僚的广西人在北京为官，这就一方面为他们接触当时全国第一流的作家提供了大量机会，另一方面，这些人在北京常常聚会，进行文学创作活动，声气相求，互相切磋，又大大提高了创作的水平。上文所引曾国藩在《欧阳修文集序》中所说的“什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广西文学的一些代表人物朱琦、龙启瑞、王拯等，正是在梅曾亮等当时的一流作家的影响下才不断成熟的。龙启瑞曾说：“往余同里交游能诗者，有商麓原书濬、曾芷堂克敬、龚茂田一贞、关梅生修四人，皆才而早世。平南彭子穆昱尧差后出，余时已举乡试，至京师，子穆亦以举人试礼部。子穆曩从学，使国子监司业池公受业，学益开敏宏达。又从受古文法于乡先生吕月沧璜。至京介王少鹤锡振得交梅先生伯言（曾亮）。梅先生古文为当代宗匠,子穆与少鹤暨朱伯韩琦、唐仲实启华及不肖,每有所作,辄相就正,得先生一言以为定。而苏虚谷汝谦，故茂田客密友，在京闭门却扫，与君谈诗，学尤精邃。诸君自司业池公、梅先生外，皆吾粤人也。方是时，海宇承平既久,粤西僻在岭峤,独文章著作之士未克与中州才俊争鹜而驰逐,逮子穆与伯韩、少鹤、仲实先后集京师,凡诸公文酒之宴,吾党数子者必与。语海内能文者,屈指必及之。梅先生尝曰:‘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14]龙启瑞的这段话非常详细地记载了长期以来“文章著作之士未克与中州才俊争鹜而驰逐”之后，随着大批作家的涌现，当时广西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同时也指出了广西作家之所以能“与中州才俊争鹜而驰逐”，并且让梅曾亮发出“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的感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广西的作家充分利用在京的机会，转益多师，互相切磋，造成了广西文学的崛起。
四
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丰富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为中华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其本身就提供了若干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民族的文学版图历来都是不完善的。先是中间高，四周低，后来是东部高，西部低。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改变了长期以来处于低洼状态的广西文学的创作局面，完善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版图，使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更为均衡和全面。
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伴随着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一大批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登上了文坛，特别是壮族的作家，不仅出现了韦丰华、黎申产、凌应梧、谢兰、黄焕中、蒙泉镜、韦陟云、韦麟阁、赵荣正、农实达、曾鸿燊等人，而且还出现了郑献甫这样的“壮族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式的诗人。他们的出现，不再是单枪匹马式的孤胆英雄，而是人多势众，群星璀璨的集体涌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与广西文学在晚清的整体崛起的背景分不开的。广西文学的整体崛起，既为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营养，也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和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广西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因此，从民族文学的发展来说，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如前所述，广西文学在晚清的崛起是广西文化发展的结果，反过来，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广西文学的崛起，看到广西文化发展的水平。而正是有了这样的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基础，才有了后来影响全国的军事上的新旧“桂系”。可以说，广西文学与文化在晚清的崛起，正是后来军事上的新旧“桂系”崛起的先导。
毫无疑问，晚清广西文学的崛起是全国其他地区文学哺育的结果，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广西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反哺其他地区的文学，这在“临桂词派”中的王鹏运、况周颐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共生共长的生长环境，才促使中华民族文学生生不息，不断发展。
【注释】
① 王拯：《十月廿五日广州登舟从弟芝庭宁氏两甥（之曜、之昕）袁氏侄（树菽）送至花埭舟中》九首之七，《龙壁山房诗集》卷十四。
② 李宗瀛：《读九芝堂集》，《杉湖十子诗钞》卷十七。
③ 由于作者的生卒年及作品的作年无法完全确定，因此只能作大致的估计。
④《痴仙咏草序》，民国排印本《痴仙咏草》附。
⑤ 龙启瑞：《彭子穆遗稿序》，《经德堂文集》卷四。
⑥《岭西五大家诗文集跋》，《岭西五家诗集》卷首附。
⑦《怡志堂诗集序》，黄蓟辑《岭西五大家诗文集》(民国十三年桂林典雅书局排印本)附。
⑧《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⑨《自记所藏〈古文辞类纂〉旧本》,《怡志堂文集》卷六。
⑩《避乱》其一，蒋世玢等点校《空青水碧斋诗文集》卷六，《全州历史文化从书》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梁精华：《广西科举史史话》，10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古永继：《元明清时期广西地区的外来移民》，《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13]梁精华：《广西科举史话》。
[14]《彭子穆遗稿序》，《经德堂文集》卷四。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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