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杜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最高典范确立于宋代。而在这一典范的确立过程中，黄山谷学杜和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无疑起了巨大作用。但是，在黄山谷学杜是否得其精髓这一问题上，历代学者争议颇多，至今未有定论。文章在详细考察历代学者有关论点的基础上指出，面对唐诗这样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宋人必须对诗歌创作的题材、写作方式等进行变革，这才符合中国诗歌发展递嬗的规律。从这一角度出发，应该对黄山谷学杜的功绩予以确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黄庭坚是诗歌史上学杜得其精髓的重要诗人之一。

【关键词】 黄庭坚、杜诗、江西诗派、唐宋诗之争

Abstract：It was in the Song Dynasty when Du Fu’s poems were recognized as the most successful works in China’s poetry history. In the process of recognizing, the facts of Huangshangu’s learning from Du Fu and Jiangxi Poetry School regarding Du Fu as their originator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However, scholars have been arguing on whether Huangshangu realized and got Du Fu Poems marrow, even up to now, this argument has not been settled down.
Based on carefully examining relevant scholars’ points of view in every dynas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allenged by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Tang poems,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had to make change on selecting topics, on writing styles, etc, which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ese poetry. Under such a consideration, we should praise and hold a positive view on Huangshangu’s learning from Du Fu. To some extents, Huang Tingjia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oets in Chinese history who got the quintessence of Du Fu’s poems. 

Keywords: Huang Tingjian, Du Fu, Jiangxi Poetry School, the argument on which one is better between Tang poetry and Song poetry.  

黄山谷学杜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历史上争议颇多。褒之者云“从来学杜者，无如山谷”[①]；贬之者则认为黄山谷“于少陵初无关涉”[②]。批评者的理由大多缘于认为黄诗不像杜诗，而现代的评论家除此之外又多认为他有形式主义倾向，没有杜甫那种民胞物与、关心民瘼的情怀。近年来学术界对黄庭坚研究十分重视，研究成果颇多，但在学杜是否得其精髓问题上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必要。这方面的论文，笔者所见仅有金启华《杜甫诗句对黄山谷之影响》[③]、黄镇林《语不惊人死不朽——略论黄庭坚学杜》[④]、龙延《杜甫与黄庭坚》[⑤]等论文，他们都对黄庭坚学杜作了肯定性评价，指出黄氏学杜具有全面性和创造性特点，颇富启示意义。但同时这些论文或者批评他忽视了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或者主要着眼于黄诗之使事用典及拗体诗写作方面对杜诗的继承，而对于黄诗的独创性、黄氏学杜与唐宋诗嬗变之间的因果关系注意不足。笔者以为这是诗歌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有必要重新予以审视，因对此略加梳理，陈述浅见如下：

一、黄山谷学杜是否得其精髓的争议

北宋后期蔡宽夫在描述本朝诗风嬗变历程时说：“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⑥]这个描述虽然还称不上全面和科学，但所述大致不差。它告诉我们，宋人在建立自己具有独特面貌的宋诗过程中，有一个不断选择典范的过程，而其选择的最终结果则是杜甫。终宋之世，很少再有人像杨亿、欧阳修那样对杜甫表示不满，杜诗这一典范的确立可以说是宋人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学杜本身不是问题，而能否学到杜诗的精髓才是关键所在，苏轼《次韵孔毅甫集古人诗见赠五首》即曾发出“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的感叹。[⑦]然而，在众多诗人群起学杜的大潮中，唯独黄山谷学杜引起的争议最大，评判结果之悬殊，古今罕见。大致而言，有以下两类相反的意见：

第一类意见认为，黄之学杜最为成功，山谷是杜甫衣钵的当然继承者。持此种观点者又可细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从江西诗派祖、宗的关系上，认为黄氏足以上继杜甫，杜、黄、江西一脉相传。曾几说：“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⑧]“老杜诗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论渊源师友，他时派列江西。”[⑨]赵蕃说：“诗家初祖杜少陵，涪翁再续江西灯。”[⑩]又说：“少陵在大历，涪翁在元祐，相去几百载，合若出一手。流传到徐洪，继起鸣江右，遂令风雅作，千载亡遗究。”[11]还有一部分学者虽然没有谈到杜、黄及江西的关系，但认为杜甫以后，只有黄庭坚的作品尽古今之变，在诸家为第一，可以上配杜甫，在本质上与曾几、赵蕃等人的说法大致相同。如元人刘壎《隐居通议》引曾原一语云：“老杜钧乐天籁，不可与诸子并，惟山谷绝近之。”[12]明人贝琼云：“初，山谷以诗鸣熙宁、元丰间，与苏文忠公驰骋上下。文忠公极其天才所至，可喜可愕，至混涵停蓄如唐杜甫者，或未之及焉，惟公尽古今之变，深而不僻，奇而有法，在诸家为第一。”[13]第二种认为黄山谷由学杜而自立一家、自辟门户。如陈善云：“黄鲁直诗本是规模老杜，至今遂别立宗派，所谓当仁不让者也。[14]王士禛云：“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后尘。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飨杜陵人。”[15]翁方纲附和王士禛的言论说：“山谷虽脱胎于杜，顾其天姿之高，笔力之雄，自辟庭户。宋人作《江西宗派图〉，极尊之，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16]他们认为山谷虽从学杜起家，但最终青出于蓝，自立门户，与杜甫如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后人以之配飨杜甫，并非黄氏本意。第三种则认为黄之学杜虽形貌不同，但神理无二。清人田雯云：“善学者须变一格，如昌黎、义山、东坡、山谷、剑南之学杜，则湘灵之于帝妃，洛神之于甄后，形体不具，神理无二矣。”[17]方东树云：“须知其从杜公来，却变成一副面目，波澜莫二，所以能成一作手。”[18]这一观点与第二种同中有异，不同之处在于认为黄氏学杜的结果是体貌虽然与杜不同，但精神实质完全一样，黄庭坚真正学到了杜诗的精髓。

与上述观点相反，另一类观点基本上对黄之学杜持否定和批评态度。张戒说：“黄鲁直自言学杜子美，子瞻自言学陶渊明，二人好恶，已自不同。鲁直学子美，但得其格律耳。”[19]又说：“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仁曰：‘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余曰：‘活则活矣，……至于子美“客从南溟来”，“朝行青泥上”，《壮游》、《北征》，鲁直能之乎？如“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却见骨，天地终无情”，此等句，鲁直能到乎？’居仁沉吟久之，曰：‘子美诗有可学者，有不可学者。’余曰：‘然则未可谓之得髓矣。’”[20]胡应麟云：“苏、黄矫晚唐而为杜，得其变而不得其正，故生涩崚嶒而乖大雅。”[21]“宋黄、陈首倡杜学，然黄律诗徒得杜声调之偏者，其语未尝有杜也。至古选歌行，绝与杜不类。”[22]又引李梦阳语云：“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诗传者，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人等，谓之人，可乎？”[23]清人周亮工引钱谦益语云：“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24]他们均认为黄庭坚学杜得其变而不得其正，或者仅得杜之一鳞半爪，而未能学到杜诗精髓。

二、两派意见的是非曲直

    上述概括虽然不一定很全面，很难将九百年来有关此一问题的争论完全包容进来，但大致上涵盖了自宋代以来诗坛上有关黄山谷学杜问题的多数观点。我们先来考察持批评态度者，他们认为山谷学杜仅得皮毛，最极端的说法便是认为黄山谷与杜甫毫无干系。金人王若虚云：“史舜元作吾舅诗集序，以为有老杜句法，盖得之矣，而复云由山谷以入，则恐不然。吾舅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也。若虚尝乘间问之，则曰：“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于少陵初无关涉。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25]持这种观点者自宋以来代不乏人，影响深远。部分原因当是源于个体审美眼光的差异，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应是对文学发展递嬗观念的理解不同所致。持有这类观点者多数推崇唐诗，而对苏、黄等人变革诗风、追求宋诗独特面目的做法表示不解和反对。比如张戒即有“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的著名言论，常为学者所引用。[26]胡应麟虽然承认“诗之体以代变”，却又认为“诗之格以代降”。[27]基于这种理论，他对苏黄等人出己意以为诗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二宋之富丽，晏同叔、夏英公之和整，梅圣俞之闲澹，王平甫之丰硕，虽时有宋气，而多近唐人。永叔、介父始欲汛扫前流，自开堂奥。至坡老、涪翁，乃大坏不复可理。”[28]基于对纯正盛唐诗歌的留恋，他对杜甫“利钝杂陈，巨细咸畜”的做法似乎也有些微词，曾说：“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29]既然老杜诗歌中尚且包含一些与“盛唐”格调大别的因素，则宋之黄庭坚等专门觑定并学习杜诗中那些有别于盛唐诗歌之处，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老杜好句中叠用字，……颇令人厌。唐人绝少述者，而宋世黄、陈竞相祖袭。”[30]因此在胡应麟看来，黄庭坚诗即使有一些学杜的地方，也不过是学了一些不该学的方面。至于认为黄庭坚诗与杜诗毫无关系的王若虚，在《滹南诗话》等著作中批驳黄庭坚更是不遗馀力。王氏与张戒、王应麟等人有所不同，他不像后者那样尊唐黜宋，对宋诗尤其是对苏轼的诗歌持有比较通达理智的观点。但是他对黄山谷的评价似有个人好恶成份在内，例如他对黄氏讲求句法痛下针砭，但是他对别人说其舅父周昂“得老杜句法”却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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