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长期以来在文学史研究中被忽视的黄庭坚的《演雅》诗及其仿效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认为黄庭坚与陆佃曾为史馆同僚，有若干证据表明，《演雅》的创作很可能受《埤雅》的启发，而其知识背景与创作动机则与元祐文学传统试图解构颠覆熙丰经术传统相关。《演雅》综合运用了拟人、用事、隐括、反讽、赋体、打诨等多种艺术方法，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象喻性文本。由于《演雅》旨意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后来号称“效演雅”的诗歌便有了拟人戏谑型、博物类书型、格物观理型、寓言讽谕型、咏物题画型、主题综合型等等对《演雅》的多元化仿效和演绎。
【关键词】 黄庭坚 《演雅》 陆佃 《埤雅》 宋代演雅诗
北宋诗人黄庭坚的《演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首颇有创造性的奇诗，并在南宋诗坛上引发了一系列的仿效作品，其影响更远达高丽和日本。不过，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学研究中，这首诗的重要性多少被学者们忽视了。除了朱安群独具慧眼曾给予《演雅》高度评价外 ① ，大陆出版的各种宋诗选本、鉴赏辞典甚至包括黄庭坚选集都遗漏了这首诗。中国学者撰写的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中，仅有袁行霈主编的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学史》以六十多字的笔墨作了简要介绍 ② 。相对而言，日本学术界对《演雅》则非常重视，前野直彬主编的篇幅不大的《中国文学史》将《演雅》当作黄庭坚的代表作来讨论，并称其为黄氏的“诗学的极限” ③ 。日本学者对《演雅》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深入细致得多。自小川环树在《宋诗选》的解说中以专节讨论《演雅》与宋代“格物致知”思潮的关系以后 ④ ，荒井健进一步在专文《灰色的唐草文样和白鸥》中论述了《演雅》拟人法和格物的关系，并特别用邵康节“以物观物”和“反观”的方法解释这首诗的写作 ⑤ ;而大野修作更在《书论和中国文学》中以专章分析了《演雅》表现出来的“格物”倾向与黄庭坚题画诗的观照立场的一致性 ⑥ 。不过，尽管日本学者关于《演雅》的研究相当精彩，但我觉得仍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日本学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格物”的立场，尚未充分讨论《演雅》的创作背景和动机、艺术手法的使用以及后世仿效作品的多元走向，这就为我留下了演绎补充的足够空间。
一 《演雅》的创作背景与动机
黄庭坚的《演雅》是一首句式整齐、对仗工稳、一韵到底的七言古诗，全文如下:
桑蚕作茧自缠裹，蛛蝥结网工遮逻。燕无居舍经始忙，蝶为风光勾引破。老衔石宿水饮，稚蜂趋衙供蜜课。鹊传吉语安得闲，鸡催晨兴不敢卧。气陵千里蝇附骥，枉过一生蚁旋磨。虱闻汤沸尚血食，雀喜宫成自相贺。晴天振羽乐蜉蝣，空穴祝儿成蜾蠃。鸧蜣 转丸贱苏合，飞蛾赴烛甘死祸。井边蠹李螬苦肥，枝头饮露蝉常饿。天蝼伏隙录人语，射工含沙须影过。训狐啄屋真行怪，蟏蛸报喜太多可。鸬鹚密伺鱼虾便，白鹭不禁尘土涴。络纬何尝省机织，布谷未应勤种播。五技鼯鼠笑鸠拙，百足马蚿怜鳖跛。老蚌胎中珠是贼，醯鸡瓮里天几大。螳螂当辙恃长臂，熠燿宵行矜照火。提壶犹能劝沽酒，黄口只知贪饭颗。伯劳饶舌世不问，鹦鹉才言便关锁。春蛙夏蜩更嘈杂，土蚓壁蟫何碎琐。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 （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卷一）
全诗共写了四十二种鸟虫的情态 ⑦ 。众所周知，《演雅》之名是取“演述《尔雅》”之义。据郭璞所说，《尔雅》的功能是:“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 （《尔雅序》） 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只是其功能之一。今存《尔雅》共十九篇，其中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五篇是有关动物之名的训诂，而《演雅》的内容只涉及释鱼、释鸟、释虫三篇。尽管黄诗所演述的只是《尔雅》中的一小部分，但《演雅》的取名却以少总多，以偏概全。当然，韩愈曾说过“《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 （《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 的话，也许把《尔雅》看作动物辞典、特别是小型动物鸟虫鱼的辞典已是唐宋文人的普遍观念。不过，至少在黄庭坚之前，还没有任何人将这种观念转化为一个具体的诗歌文本。以前的诗人虽然写过类似的虫鸟题材，但都未在题目上和内容上公开与《尔雅》相比附，如白居易的《禽虫十二章》，梅尧臣的《禽言诗》、《聚蚊》，欧阳修的《啼鸟》，苏轼的《五禽言》、《雍秀才画草虫八物》等等。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黄庭坚有意自创了一个多少有点名不副实的诗题呢?关于《演雅》的知识背景，小川环树提到了陆佃的《埤雅》、罗愿的《尔雅翼》以及郑樵的《通志·昆虫草木略》等《尔雅》学著作。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大背景，后两种是南宋著作，不可能影响到黄诗的写作。倒是小川氏猜测黄庭坚的诗学、陆佃的《埤雅》与王安石的学说有关系的说法 ⑧ ，见解非常敏锐。在此，我将顺着这条思路作进一步的补充论证，以期考证出《演雅》在创作背景和文本细节方面与《埤雅》的事实联系。
据陆宰《埤雅序》介绍其父陆佃《埤雅》的成书过程，可知该书在元丰年间初名《物性门类》，在神宗去世后的元祐年间，才易名为《埤雅》。而据《山谷诗集注目录》所附《年谱》，从元祐元年十月到元祐六年夏，黄庭坚一直在史馆任《神宗实录》检讨官。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陆佃在元祐五年六月出知颍州之前，也一直在史馆修撰《神宗实录》。在几年时间内，黄、陆是一起共事的同僚，有密切的接触。这一事实意味着黄庭坚应该知道陆佃写《埤雅》之事，甚至可能有条件直接阅览《埤雅》的手稿。
历代学者评价《埤雅》，都以为深受王安石《字说》的影响。如陆宰所说，《埤雅》是熙宁、元丰间经义之学的产物，是在“经术革词赋”的新学科举制度下应运而生的 （《埤雅序》） 。另一方面，历代学者也把黄庭坚看作王安石的政敌苏轼的忠实追随者，一个以“词赋革经术”的旧学科举制度的支持者。元祐年间部分恢复诗赋考试时，黄庭坚参加了苏轼主持的试院工作。因此，在如何评价熙宁、元丰这段历史时，黄与陆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宋史·陆佃传》曰:“迁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辩，大要多是安石，为之隐晦。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
然而，正如日本学者内山精也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尽管黄庭坚的基本立场站在旧党一边，对熙丰朝的政治评价与陆佃针锋相对，但无妨他在文学和学术方面受到王安石的暗中影响 ⑨ 。元祐初年，“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党，士多讳变所从”，而陆佃却在安石去世后，“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 （《宋史·陆佃传》） 。与此同时，旧党人士对王氏新学大肆攻击，而黄庭坚却坚持高度评价王安石的学术成就:“草《玄》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南》。” （《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二首》） 并清醒地告诫朋友:“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 （《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 鉴于陆佃是王氏经学最忠实的继承者，黄庭坚理应对《埤雅》的撰写有所注意。事实上，不仅黄庭坚具有阅读《埤雅》的必要条件和充分理由，而且《演雅》的文本本身也提供了与《埤雅》相关的若干证据:
其一，《演雅》一诗的取名与《埤雅》非常相似。所谓“《埤雅》，言为《尔雅》之辅也” （《埤雅序》） 。所谓“《演雅》，盖演述《尔雅》也” （《帐中香》卷一） 。考虑到在黄庭坚之前上千年的诗歌传统中，还从未有过任何一首以《尔雅》学之“雅”命名的作品，而且在整个北宋没有另一部类似《埤雅》的以“雅”为名的学术著作，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演雅》是来自对《埤雅》的有意仿拟，或者说是受到《埤雅》取名的启发。
其二，《演雅》就其性质和内容而言，与其说是演述《尔雅》，不如说是演述《埤雅》。正如《帐中香》的评论所言:“《尔雅》只注虫鱼耳，此篇演述虫鸟之所禀之本性也。”而这一点正与《埤雅》相似。《埤雅》原名《物性门类》，所谓“物性”，正指物所禀之本性。所以《埤雅》的重点不在于名物训诂，而在于尽物之性，穷物之理。而尤其善于把动物本性拿来作伦理性的比附。此外，黄诗中涉及的四十二种动物，见于《埤雅》的多达三十七种（另有五种见于其它唐宋诗文），其中有的动物如鹦鹉，《尔雅》未收。
其三，《演雅》在描写各类动物时所使用的语句，大多都与《埤雅》相对应，而与《尔雅》的解释相去甚远。根据我对《演雅》诗的任渊注与《埤雅》的对照整理，可以发现在《演雅》涉及的四十二种动物中，专找黄诗出处的任渊注与《埤雅》的引证至少有一半相同或相近。如“鹊传吉语安得闲”一句，任渊注:“陆贾《新语》曰:‘干鹊噪而行人至。’”《埤雅》卷六释鸟“鹊”下曰:“陆子曰:‘干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又如“气陵千里蝇附骥”一句，任渊注:“《后汉书》曰:‘苍蝇之飞，不过十步，附骥之尾，日驰千里。’”《埤雅》卷十释虫“蝇”下曰:“张敞书曰:‘苍蝇之飞，不过十步，若附骐骥之发，则致千里。’此言附善之益有如此也。”又如“空穴祝儿成蜾蠃”一句，任渊注:“《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埤雅》卷十释虫“果蠃”下曰:“《法言》曰:‘祝之曰类我。’”此外如注蛣蜣引《庄子》，注蛸引郭璞注，注络纬引《古今注》，注鼯鼠引《荀子》，注马蚿引《庄子》，注醯鸡引《庄子》、《列子》，注螳螂引《庄子》，注熠燿 引《诗经》，注鹦鹉引《曲礼》等等，任渊注和《埤雅》大抵相同。根据“稚蜂趋衙供蜜课”一句任渊注引《埤雅》来判断，任渊在注《演雅》时肯定吸取了《埤雅》的成果。尽管如此，有些动物的描写，《埤雅》的引证甚至比任渊注更接近《演雅》原诗，如释“蛛”，《埤雅》引《论衡》之语;释“蛾”，《埤雅》引《符子》之语;释“蛙”，《埤雅》引《物理论》之语等等。换言之，《演雅》写这些动物的关键词和诗意都更似出自《埤雅》。
任注所附《年谱》将此诗系于元丰四、五年，但仅是以“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二句推测应当作于太和县，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其实，正如惠洪所说:“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诗曰:‘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又曰:‘九衢尘土乌靴底，想见沧洲白鸟双。’又曰:‘梦作白鸥去，江湖水接天。’又作《演雅》诗曰:‘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 （《冷斋夜话》卷二） 也就是说，“江南”的野水白鸥是黄庭坚身在官场的江湖之梦，而与“江南西路”太和县的具体地点并无必然关系。相反，根据黄庭坚与陆佃史馆共事的事实，以及此诗与《埤雅》若干文本细节上的相似性，我们更有理由将此诗系于元祐年间，最有可能是元祐四年、五年之间。据《年谱》，“山谷在京师多与东坡唱和，四年夏，东坡出知杭州，遂无诗伴”。而这时，黄庭坚很可能因观陆佃《埤雅》有感而创作了《演雅》诗，这也可以解释这首奇诗为何没有得到苏轼的唱和。
在黄、陆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在今存的《山谷全集》和《陶山集》中，找不到二人相互唱和的任何蛛丝马迹。作为共事数年的同僚，这种现象令人吃惊。这似乎说明，黄、陆尽管是同僚，却不是同一个圈子的“诗伴”。诚然，黄庭坚对王安石的经术表示了相当的敬意，但其基本立场始终站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元祐文学阵营。经术积累对于他来说，是文学创作的资本，而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换言之，黄庭坚归根结底是旧党苏门的文学家，而不是新党王门的经学家，他与陆佃是“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在“经术”与“词赋”的冲突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在“词赋”一边。对于《尔雅》学的知识，他自然会以文学家的眼光而非经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同时，黄庭坚虽称赞王安石六艺学“妙处端不朽”，但却认为王安石的追随者“诸生用其短，颇复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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