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苏辙晚年闲居颍昌府十二载，其间作诗三百七十余首，是北宋末期（即徽宗朝）诗歌史上的最重要内容，也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一种别具深意的境界。其特点是:题材上进一步日常生活化，而诗人的自我形象则比拟于箪食瓢饮的颜子;表现方式上以详记年月日期和天象变化来追摹《春秋》，并以天象、物象构成对政治的隐喻，当然也有直接的政治批判之作。就其艺术渊源来说，除了前人指出的“效白公体”外，还有陶渊明、刘禹锡等的影响，而归根结底则出于《春秋》和《离骚》。

【关键词】 苏辙晚年诗 《春秋》 颜子 政治隐喻 《离骚》

苏辙的《栾城集》、《后集》和《三集》是他亲手编定的，其诗歌的部分除四言、六言另归一类外，通常的五、七言诗都依年编排，容易确定写作的岁月。今以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起为苏辙的晚年，从《后集》卷二作于北归途中的《赋丰城剑》 ① 算起，至《三集》卷四之末，共有五、七言诗368首，加上《三集》卷五的四、六言诗6首，不计集外的逸诗，已可得苏辙晚年诗374首。在此374首中，自宋徽宗登基，旧党纷纷北归的元符三年，历新旧党争相持不下的靖中建国元年（1101），到新党大胜，蔡京入相，定“绍述”政策，造“元祐党籍”的崇宁元年（1102），大概由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使苏辙不能专心创作，三年间仅存诗20首 ② ，且有一半是挽词。崇宁二年（1103），苏辙因身为“元祐党籍”中人，不能在京城附近居住，所以离家独居蔡州，此年作诗36首，可算恢复了正常的创作量。崇宁三年（1104），他得以归居安顿在颍昌府的家中，从此杜门谢客，却饱看了徽宗皇帝铸九鼎、造八玺、建明堂、作大晟乐、修礼书、兴辟雍、倡八行、崇道教等等层出不穷的“盛世大典”，直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皆在废弃闲居之中，且处政治高压之下，但每年作诗少则20余首，多则40余首 ③ ，保持着稳定的创作量。由于秦观卒于元符三年，苏轼、陈师道卒于靖中建国元年，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1105），北宋诗坛的巨匠相继凋落，而苏辙则正如其侄苏过《叔父生日》诗所云“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后凋” （《斜川集》卷一） ，同时，后起的名家吕本中、陈与义等还处在起步的阶段，故就北宋末期即徽宗朝的诗坛来说，苏辙应是首屈一指的大家。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时期诗歌的研究，多以江西诗派为重点，但艺术上已处于成熟境界的苏辙，加上他贯通经史的学识和曾经进入政治中枢的经验，即便按通常的说法，谓其才华逊于苏轼，其成就也非江西诗派中人可以企及的。实际上，苏辙晚年的诗歌，展现着东坡、山谷集里难以看到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界，他经历了东坡未尝梦想的严酷而又荒唐的时代，目睹了山谷不曾看到的无数政治闹剧，体会着远远超过二人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和漫长的内心孤独，这荒唐时代里孤独的理智，直面着日新月异的“盛世”闹剧，在连绵不断的“党禁”压力之下曲折隐微而又深刻沉着的表达，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又一种别具深长意味的境界。

然而，在北宋名家中，苏辙的诗可能是最少受人关注的。宋人本爱谈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作者为目收录相关的谈论，东坡和山谷名下都有好几卷，其他如秦观、陈师道、晁补之、张耒及许多江西诗派中人也得以列为专目，而苏辙竟不得专立一目，可见谈论之少，似乎他的诗还不足置诸齿牙。除了苏轼、秦观等关系亲密的人以外，苏辙诗的知音中要以陆游最为著名，周必大《跋苏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云:“吾友陆务观，当今诗人之冠冕，数劝予哦苏黄门诗。” ④ 既然常劝人读，必是自己读了很有体会，但具体的情况也不得而知。此后，历代的评家、选家也极少谈到苏辙诗。今人孔凡礼先生独具慧眼，对苏辙晚年的《八玺》、《买炭》二诗作了专文评述 ⑤ ，而其所著《苏辙年谱》 （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的晚年部分，大致就是根据诗来编排的，对诗中的重要内容大多加以引录，间下评语，钩玄提要，等于是他解读苏辙晚年诗的成果汇集。笔者以为，这是目前研究苏辙晚年诗的最好的起点。当然，孔先生所作的都是个别诗的内容解读，而本文的目的，首先在于全体的艺术把握。

一

宋人孙汝听《苏颍滨年表》 （《苏辙集》附录二） 于政和二年（苏辙卒年）条下云:“辙居颍昌十三年。颍昌当往来之冲，辙杜门深居，著书以为乐，谢却宾客，绝口不谈时事，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人莫能窥其际。”写诗成为其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或者竟可说就是其生活的本身，所谓“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一个生命都活在诗里。因此，从苏辙晚年诗的整体上看，它的特点异常鲜明，就是诗的世界的展开过程与生命延续过程的高度一致性。这种过程，当然伴随着自然的时间流逝，而对时间的标志，无非是年月日，及各种节气，但如果说生命的延续才是真正的“时间”，那么对此“时间”的标志就是年龄，而最令人意识到年龄的就是每一年的首尾和本人的生日。观苏辙晚年诗的题目，自崇宁二年的《癸未生日》 （《后集》卷三） 起，崇宁三年有《岁暮口号二绝》 （《后集》卷四） ，四年有《岁暮二首》和《除夜》 （《后集》卷四） ，五年也有《守岁》 （《三集》卷一） ，大观元年有《丁亥生日》 （《三集》卷一） ，二年有《戊子正旦》和《生日》 （《三集》卷一） ，及《除日》 （《三集》卷二） ，三年有《己丑除日二首》 （《三集》卷二） ，四年有《除夜二首》 （《三集》卷三） ，政和元年有《七十三岁作》和《除日》 （《三集》卷三） ，最后的政和二年，也作有《壬辰生日，儿侄诸孙有诗，所言皆过，记胸中所怀，亦自作》 （《三集》卷三） ，这样每年都能找到标志着生命流逝的诗题。比较来看，写岁末的最多，生日的其次，而写元旦的只有大观二年一首，这一年苏辙似乎特别兴奋，作诗共达48首，是其晚年作诗最多的一年，其中原因应该另作探讨，总的说来是岁暮的气象更容易触动他的感兴吧。但毕竟生日乃是生命的最鲜明的标志，故此处引录《七十三岁作》一首，以见一斑:

一生有志恨无才，久尔萧萧白发催。力学当年真自信，初心到此未应回。旧人化去浑无几，新障重生拨不开。七十三年还住否?获麟后事转难裁。

除末句用了当时人人视为常识的典故外，全诗清淡如话，既无华丽辞藻，也无难解词汇，而其实对仗灵活，格律工细，于写作艺术上可谓炉火纯青。更重要的是在对于人生的慨叹中，仍抱着一个“有道”者的自信，虽然非常孤独，却不改初志。由于苏辙晚年禅悟颇深，我们自然可从禅学的角度，把所谓“新障”理解为心灵犹被外物所牵累，但从末句看，它含有对当年时事的一种否定。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之年，自此以后的历史，尚未经过圣人的裁断，自己已经七十三岁了，如果还能生存，应该继圣人之志，对历史作一裁断吧。然而，如果仅指过去的历史，便没有必要感叹“旧人化去浑无几”了，对老朋友的怀念，暗示着他说的“获麟后事”乃是当代史。那么，他作诗的目的，除了感叹生命的流逝外，还要以他孤独的理性，为这荒唐的时代留下一部诗写的《春秋》吧。

《春秋》以年系月，以月系日，断礼义而见诸事实。苏辙晚年诗的诗题也经常标明日期或各种节气，今仅以《后集》卷三为例，其标明时间的诗题就有:崇宁元年所作《十一月十三日雪》;二年所作《癸未生日》，《寒食二首》，《春尽 三月二十三日立夏 》 （小字为题下自注，下同） ，《梦中咏醉人 四月十日梦得篇首四句，起而足之 》，《立秋偶作 六月二十三日 》，《九日三首》，《立冬闻雷 九月二十九日 》，《将归二首 十月初三日作 》，《次迟韵对雪 十一月二十七日 》;三年所作《还颍川 甲申正月五日 》，《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儿侄二首》，《葺东斋 三月十八日 》，《记梦 七月二十六日 》。

此卷存诗70首，而以上标明时间的近20首，其它卷中也大致如此。可见这是苏辙有意识这样做的。作为一个著有《春秋集解》十二卷的《春秋》学专家，他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写作日期吧。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晚年诗中，皆以甲子书年，并不用当时的年号。按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这是宋人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与陶渊明的情况虽不完全符合，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的意义则被确认下来。当然苏辙的情况与陶渊明不同，若说他不承认宋徽宗的政权，那似乎不可想象，但书甲子而不书年号，多少意味着某种疏离感或否定态度。

除上面所引诗题中的“寒食”、“立夏”、“立秋”、“九日”、“立冬”、“上元”之外，其余节候如“正旦”、“七夕”、“中秋”、“冬至”、“除日”，直至“朔”、“望”、“腊”、“闰”等标示时节的名称，都曾出现在苏辙晚年诗的诗题中。与此相关的是，风、雷、雨、霜、雪、冰、久旱、溽暑及夜晚有月无月等天候的变化也经常成为他的诗题。另外，由于苏辙晚年花了很长时间建造他的“遗老斋”、“待月轩”、“藏书室”等居宅，又花了较多的时间修饰他的庭园，故有关居室和庭中的松、柏、竹、花的诗，也占了其晚年诗的相当比重。当然读书和坐禅的诗也有不少。这是只要稍翻《后集》和《三集》的诗歌部分，就很容易获得的总体印象。

我们知道，诗材的日常生活化本是宋诗的总体倾向，但这个倾向在晚年苏辙的笔下则发展到某种值得深思的境地。日常生活在诗里不是随意地被写到，而是相当完整的、具有立体感的呈现。如果说对每一年的首尾和生日的关注是生命存在的自觉，详细而确定的年月日表达了作“史”的意识，那么几乎全部的节令和各种气候变化，就体现着对自然的默察，而与自然这个人类生存的大环境相比，居室与庭园则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小环境。从自然、历史到个体生命，在明确的时间标记下展开于诗中，这一定是有意营造的一个世界，而为作者寓身其中。

这是一个带有鲜明的宋学特征的诗世界。没有热烈奔放的欲望、旖旎羞涩的情怀或呼天抢地的哀号，甚至也没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即便偶尔露出一点端倪，也出之以经过反思的自嘲。反思是一把理性的利刃，割弃了感性欲望，而切入生存的终极意义;反思也是过滤的网，遗落杂滓，弃华取实，去粗存精。那么，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观天观地，看月看星，听风听雨，读书读人，其终极的追求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寓于这个诗世界中的苏辙本人，是何种形象?先看下面的诗句:“卜宅先邻晏，携瓢欲饮颜。” （《后集》卷三《次前韵示杨明二首》之一，建中靖国元年作） “小园花草秽，陋巷犬羊俱。” （同前《索居三首》之一，崇宁二年作） “晏家不愿诸侯赐，颜氏终成陋巷风。” （同前《初得南园》，崇宁三年作） “颜曾本吾师，终身美藜藿。” （《后集》卷四《和迟田舍杂诗九首》之三，崇宁四年作） “何以待君子，箪瓢容一升。” （同前《次迟韵示陈天倪秀才、侄孙元老主簿》，崇宁五年作） “陋巷何妨似颜子，势家应未夺萧何。” （《三集》卷一《初葺遗老斋二首》之二，大观元年作） “名园不放寻芳客，陋巷希闻载酒车。” （同前《同迟赋千叶牡丹》，大观二年作） “摇落南山见，凄凉陋巷偏。” （《三集》卷二《落叶满长安分题》，大观三年作） “佳节萧条陋巷中，雪穿窗户有颜风。出迎过客知非病，归对先师喜屡空。” （《三集》卷三《冬至雪二首》之二，政和元年作） “陋巷正与颜生同，势家笑唾傥见容。” （《三集》卷四《新作南门》，政和二年作） 以上几乎每年吟到的箪瓢陋巷的颜子，就是苏辙寓于他营造的诗世界中的自我形象。其孙苏籀记录祖父晚年言论的《栾城遗言》 （《四库全书》本）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