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也记道:“公曰:颜子箪瓢陋巷，我是谓矣。”他是把自己比为颜子的。
实际上，历史上的颜子也只是一个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形象，具体的事迹或思想都不详的，但长期以来，他被当做“亚圣”、“先师”来景仰。在北宋，学者们构筑“内圣外王”之学时，便把颜子当作“内圣”的典范，认为他之所以能在艰苦的条件下不改其乐，就是做到了“内圣”的缘故。然而，这颜子的“内圣”之学究竟如何，却是经典并无明文，要学者自己去探索的。苏辙就此发表的意见，见于著名的《东轩记》 （《集》卷二十四） :
余昔少年读书，窃尝怪颜子以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私以为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窭，自苦如此。及来筠州，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絷，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后知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给者，良以其害于学故也。嗟夫，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生死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
此文撰于元丰年间，受东坡“乌台诗案”连累而贬官筠州时。依文中的说法，是自少年时代即开始思考颜子人生态度的问题，在筠州初有所悟。筠州之于苏辙，正相当于黄州之于东坡，人生思想在苦难中得到提升。他把颜子之乐解释为参透天地造化之理，超越生死的终极境界，此乐为“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相比于传统的“内圣外王”之学，这里有一个飞跃，就是“内圣”并不是“外王”的准备阶段，而是其本身就是人生终极价值的实现。学而优并不为仕，为的是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用舍穷达与人生价值的实现无关。晚年的苏辙就体认着这样的人生境界，而营造了他的诗世界。
二
与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风雨大地的东坡先生相比，孤坐遗老斋记录着雷雨霜雪的苏辙似乎少了一点生动的乐趣。然而，东坡是天上的谪仙，在人间留下一串潇洒的足印后，乘风归去，承受了十二年“夜雨独伤神”的是苏辙。他们兄弟都常有“归耕”之想，但东坡自海南才获赦归就去世了，相比之下，苏辙确实多了一段“归耕”的晚年生活，如《久雨》诗所谓:“闲居赖田食，忧如老农心。” （《三集》卷一） 他如此热切地关注天候节气，关注自然的变化，是直接与农事相关的。所以，有时为雨而喜，作《喜雨》诗，有时又为雨而忧，作《久雨》诗。此外《收蜜蜂》、《杀麦》、《藏菜》、《蚕麦》、《秋稼》、《林笋》等有关农事之诗，亦屡见不鲜。他似乎真的成了一个老农:“阴晴卒岁关忧喜，丰约终身看逸勤。家世本来耕且养，诸孙不用耻锄耘。” （《后集》卷四《泉城田舍》） 在他的教导下，他的三个儿子据说都善于治田 ⑥ 。
自然，“闲中未断生灵念” （《三集》卷三《小雪》） ，忧天本是忧农，而忧农也不仅为自家的田园，观《十一月十三日雪》 （《后集》卷三） 云:
南方霜露多，虽寒雪不作。北归亦何喜，三年雪三落。我田在城西，禾麦敢嫌薄。今年陈宋灾，水旱更为虐。闭籴斯不仁，逐熟自难却。饥寒虽吾患，尚可省盐酪。飞蝗昨过野，遗种遍陂泊。春阳百日至，闹若蚕生箔。得雪流土中，及泉尽鱼跃。美哉丰年祥，不待炎火灼。呼儿具樽酒，对妇同一酌。误认屋瓦鸣，更愿闻雪脚。 按此诗作于崇宁元年，正是新党战胜了旧党，而蔡京又战胜了曾布，身任右仆射，仿熙宁“制置三司条例司”而置“讲议司”，复新法，造党籍，建辟雍之时。《宋史·徽宗纪》载:“是岁京畿、京东、河北、淮南蝗，江、浙、熙、河、漳、泉、潭、衡、郴州、兴化军旱。辰、沅州猺入寇，出宫女七十六人。”可见苏辙所述灾情属实，朝廷的应付办法是“出宫女”，地方官的办法是“闭籴”，就是将自己辖区内的多余粮食收购起来，以免灾区的流民到自己的辖区来“逐熟”，同时也可囤积居奇，抬高粮价，以增加收入。此年十月，有河南府的一个草民裴筠，上书请“上感虫蝗水旱”，对熙宁以来的各种经济政策提出批判，被责为“语言狂悖，事理诞妄”，“特送五百里外州军编管，所有讲议司许陈言利害文字指挥勿行” ⑦ 。不但将裴筠本人流放，而且再不许人“陈言利害”。因为正值确定“绍述”路线的重要时际，而路线斗争显然被认为远比救灾重要，所以摆明了对灾情坚决不睬的态度。政府既如此不仁，能让苏辙感动的便只有老天的仁心了，当蝗虫的遗种像蚕苗那样到处孵育时，一场大雪将之打入土中，又随着雪水的融化流到河里，被鱼吃掉。苏辙认为这一场大雪可以免去来年的蝗灾，令“丰年”有望，所以高兴得喝起了酒。然而，他的愿望落了空，在次年（崇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的《次迟韵对雪》 （《后集》卷三） 中，我们又能看到“今年恶蝗旱，流民鬻妻子”的句子，于是他又只好指望老天下雪来消灭蝗种:“号呼人谁闻，愍恻天自迩。繁阴忽连夕，飞霰堕千里。”雪是下了，诗也写了，可他的心情并没有像去年那么高兴了。果然，崇宁三年仍受蝗害，《宋史·徽宗纪》载:“是岁诸路蝗，出宫女六十二人。”此年冬天，苏辙没有留下关于下雪的诗。但崇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作的《喜雨》 （《后集》卷四） 诗中，却回忆道:“经冬雪屡下，根须连地脉。”认为去冬下雪令麦子的收成有望，雪后虽有百日久旱，而三月二十三日忽得时雨，如果再下几天，“继来不违愿，饱食真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他能够指望的也只有“天意”了，所谓“时人浅陋终无益，径就天公借一丰” （《三集》卷三《冬至雪二首》之一） ，淡淡的语句含着无比沉痛。然而，崇宁四年的冬天却令苏辙有些兴奋。此年，宋徽宗完成了定九鼎、造大晟乐的“伟业”，觉得天下太平，礼乐崇兴，可以表示宽仁了，于九月下诏大赦天下，对党禁也有所放松，允许流人内徙;同时，由于蔡卞不愿附和兄长蔡京与宦官童贯勾结，而离开了朝廷，赵挺之又与蔡京不和，使蔡京及其主持的政策有所动摇。到冬至之日，预示丰年的瑞雪降下，苏辙于是作《冬至雪》 （《后集》卷四） 一首:
旱久魃不死，连阴未成雪。微阳九地来，颠风三日发。父老窃相语，号令风为节。讲武罢冬夫，畿甸休保甲。累囚出死地，冗官去烦杂。手诏可人心，吾君信明哲。风频雪犹吝，来岁恐无麦。天公听一言，惟幸早诛魃。
徽宗喜欢以不经三省签署的“御笔手诏”来下命令，表示他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威。这种违反“祖制”的权威本是蔡京利用来压服政敌的手段，但它一旦摆脱蔡京的控制，便也给反对蔡京的人带来期待。苏辙看到手诏停罢了他所反对的保甲法，觉得很“可人心”，无异于冬至的瑞雪。但是要保证来年的麦子有收，眼前的一点雪还不够，因为长期以来肆虐的旱魃还未受诛。在这里，旱魃、雪、天公，构成了一个政治隐喻。此后不久，又作《春后望雪》，看来雪还是不多。次年春作《甲子日雨》 （《后集》卷四） 云:“一冬无雪麦方病，细雨迎春岁有望。”雪虽不足，雨却来得及时。他认为这时雨的到来就是“诛旱魃”所致，其《喜雨》 （《后集》卷四） 诗云:
历时书不雨，此法存《春秋》。我请诛旱魃，天公信闻不?魃去未出门，油云裹嵩丘。 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麦返生意，百草萌芽抽。农夫但相贺，漫不知其由。魃来有巢穴，遗卵遍九州。一扫不能尽，余孽未遽休。安得风雨师，速遣雷霆搜。众魃诚已去，秋成傥无忧。
由首句可知，苏辙晚年诗中以月日记载的雷雨霜雪，确实隐含《春秋》之意。崇宁五年（1106）正月，毁“元祐党人碑”，二月蔡京首次罢相。与此诗对照，诗中的“旱魃”非蔡京莫属。然而，他觉得蔡京的同党余孽尚多，并未扫清，故又盼望着“雷霆”震除“众魃”。这无疑也是政治隐喻。
“雷”作为某种隐喻，在大观二年（1108）所作的《春无雷》 （《三集》卷一） 中，也很容易体会到:“天公爱人何所吝，一春雨作雷不震。雷声一起百妖除，病人起舞不须扶。”这年元旦，宋徽宗于大庆殿举行了盛大的“受八宝”仪式，就是接受八个玉玺，以此证明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同时当然要大赦天下，许多旧党人士（包括苏辙弟子张耒）得以“出籍”，就是不把他们算作“元祐党籍”中人了。苏辙也于此年意外地得到优待，连续两次获得“复官”，虽无职务，而级别得到升迁 ⑧ 。这些大概就是诗中“雨”的喻义，可是苏辙真正盼望的是“雷”，除去“百妖”的“雷”。不久后写《仲夏始雷》 （《三集》卷一） 云:
阳气溟蒙九地来，经春涉夏始闻雷。麦禾此去或可望，桃李向来谁使开?号令人共怪，阴阳颠倒物应猜。一声震荡虽惊耳，遍地妖氛未易回。
天上的雷响了，麦禾有望收成，可朝廷却未有“雷”，故仍觉“遍地妖氛”。苏辙所向往的“雷”，是指向他所谓的“旱魃”即蔡京集团的吧。
目前难以指实苏辙晚年诗中的雷雨霜雪等天气变化一一皆有隐喻，但其中不少是政治隐喻，却可以断言。所以，他的那么多标明时间之诗，并不属于中国古代诗歌中占着一大类目的“岁时节气”诗，其表层含义是忧农，其深层含义是喻政，——这是苏辙创造的《春秋》诗法。
三
苏辙的隐喻并不仅限于雷雨霜雪。
蔡京的第二次罢相，在大观三年六月。此年苏辙有咏秋扇的诗:
箧中秋扇委尘埃，春晚炎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世用，故人相见莫心猜。 ⑨ 诗大概作于晚春，蔡京还未罢，但《宋史·石公弼传》云:“遂劾蔡京罪恶，章数十上，京始罢。”其风声必早已传出，故苏辙有“炎风拂面”之感。第三句的寓意很明显，他仍有再起从政的期待。关于秋扇的诗还有他生存的最后一年即政和二年作的《感秋扇》 （《三集》卷三）:
团扇经秋似败荷，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汉代谁令收汲黯，赵人犹欲用廉颇。心知怀袖非安处，重见秋风愧恨多。
被废弃的政治家以秋扇自喻，在古诗中并不少见，但像“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那样的警句却不多，上句是颜子居陋巷不改其乐之意，下句则谓不辞为世所用。
非仅如此，苏辙庭园中的花竹松柏，也经常被他赋予某种隐喻的含义。此处对其竹、柏诗稍作解析。大观四年春天，因向来常青的竹子居然枯黄凋落，作《春阴》 （《三集》卷二） 诗云:
春后谁令百日阴，雨淫风横两相侵。天公未有惜花意，野老空存念麦心。共怪丛筠亦黄落，终怜老桧独萧森。过中不克阳安在，夏旱前知未易禁。 （自注:是春所在竹林皆黄落，顷所未见。）
将竹子的黄落归罪于“天公”不调阴阳，其寓意不待言。诗里出现的花、麦、竹、桧，当然不可一一落实所指，但它们有着超越花、麦、竹、桧本身的含义，则不难确认。令人奇异的是，此年黄落的竹子，经一场雷雨后居然又有了生机，长出了新笋，于是又有《林笋复生》 （《三集》卷二） :
春寒侵竹竹憔悴，父老皆云未尝记。偶然雷雨一尺深，知为南园众君子。从地涌出长如人，一一便有凌云气。吾家老圃倦栽接，但以岁寒相妩媚。一朝纷纷看黄落，嵇阮相过无醉地。阴阳往复知有数，已病还瘳非即死。呼童径语邻舍翁，种竹未改当年意。姚黄左紫终误人，千叶丛台定何事。
竹喻君子，在这首诗里已明白道出，并与“姚黄左紫”、“千叶丛台”的牡丹花形成了对照 ⑩ 。但苏辙的关怀不停留于品格比照，而又指向“阴阳往复”之数，即超越一时的荣枯，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上思考命运，这使他真正迈向了诗人比兴的极致之境，即太史公所谓“小雅怨诽而不乱”，虽然含着怨诽，却不因此挠乱了心志，甚至失心病狂，而是自信无悔，百折不挠，以待后圣。“种竹未改当年意”，便透露出坚定和沉着。此在苏辙写柏树的诗里表现得更明确，《老柏》 （《三集》卷二） :
柏根可合抱，柏身长百尺。我年类汝老，我心同汝直。我贫初无居，爱汝买此宅。索居怀旧友，开轩得三益。风中有余劲，雪后不改色。我贫不栽花，绕屋多种竹。全家谬闻道，举目无他物。晨兴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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