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文化阐释：《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

　　1997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是张晋藩先生阐释中国法律文化的一部力作。该书大体根据法律文化的显形样式和法律精神的特质，将上溯夏商、下迄民国，中国四千余年的法制发展史划分为“中国法律的传统”和“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两部分。“中国法律的传统”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四千年的连续发展，“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则体现出清末以来，中国近代法制与古老传统的断裂性发展。

　　一位著名学人曾指出：“重大与原创的思想是来自重大与原创问题的提出”，而“重大与原创的问题必须是具体的、特殊的”。张先生在分析“中国法律的传统”的时候，提出了十二个具体的问题，通过这十二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诠释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质。最后，基于深入而具体的分析，张先生对中国古代法律做出了积极而中肯的评价，并鞭辟入里地指出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传统决不意味着腐朽、保守；民族性也绝不是劣根性。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传统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我们需要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引出滋润了五千年中国的源头活水，需要科学地总结和吸收有价值的因素。”

　　张先生超越了一维的立法层面，从法文化变迁的立体视角来解读中国法律传统的近代转型。鸦片战争以降，迫于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中国法律经历了亘古未有的变局，开始了直面世界的近代转型。张先生将中国法律传统的近代转型看做是一个法文化变迁的过程：“西方法文化的输入”、“传统法观念的转变”、“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清末传统法律的转型，展现了一个拥有四千年悠久法律文明史的民族，如何怀着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理想走上自我更新、移植西方法律的道路。

　　清末移植西方法律的过程带有理性主义色彩，但其结局却是苦涩的。张先生通过清末传统法律的近代转型，深刻地指出：“固守法律传统不可能实现法律的现代化，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等于现代化，更不能完成现代化。”同时，他指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曾经冲击过世界，对世界法制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发展不是阻力，而是动力。”需要对中国法律传统加以创造性地转化，前人未竟的事业落到了我们的肩上。

　　（三）中国法制通史研究的集成：《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

　　法律通史并不等同于简史或是教材式的论著，它需要以精当的取材和宏观的概括，来传神地刻画法律传统的外在样式和内在特质。由此而论，并非学术功力浅薄者可以治通史，而是深厚修养者才可以把握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家法律史的形神特征。

　　1979年，张先生提出了撰写一部《中国法制通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直到1998年才得以完成。《中国法制通史》从倡议、组织到最后出版，历时19年。在组织撰写的过程中，张先生提出：“研究法制史也要见思想、见人物、见活动，任何一个时代法制的兴革，除物质生活条件所起的决定作用外，都有思想做主宰，都有人物在操作，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生动的而不是枯索乏味的。”如果说在撰写通史之前，这仅仅是张晋藩先生个人见解，在通史的写作过程中，它已经被各位作者所接受，体现为法制通史十卷本共同的阐释范式。

　　在众多的法律通史类著作之中，《中国法制通史》不仅以十卷本的宏大容量卓然见长，其贯通断代史的通史体例、基于翔实史料的厚重史论、法律制度与思想的浑然一体，这些都具体反映出法律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

　　首先，《中国法制通史》采取了通史与断代史相结合的篇章结构，注重一般历史规律与特殊历史规律的辩证统一。整部通史由断代史组合而成，它包括夏商周、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清末民国、新民主主义政权十部断代史。以中华法系的孕育、生成、发展、兴盛、衰亡，作为中华法律文明史的主要线索，揭示了中华法律文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但中华法律文明在不同发展阶段又各有其特殊性规律，如西汉朝中期以后法律的儒家化、隋唐立法的一准乎礼、明清时期律典体例的更化与私家注释律学的兴盛等等。各个断代法律史展现了中华法系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个性特征，而各个断代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构成一个连续的画卷，再现了四千年中华法制文明的辉煌历史。

　　其次，《中国法制通史》打破了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的学科壁垒。把法律制度、法律人物、法律思想融合为一体。中国近代以来的学者，将法律史分为制度史和思想史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这样的学科划分虽然有利于在某一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但是却人为地割裂了法律史的整体性，造成了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殊分两途、互不通融。而《中国法制通史》注重通过特定历史环境中法律人物的活动及法律思想的碰撞，来展现法律制度的历史演变，是一部全面而生动的法律史。例如在阅读通史第四卷《隋唐》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对《唐律》的规范分析，还可以看到唐太宗君臣十年修律的艰辛历程、长孙无忌博大精深的律学思想，而唐律之所以成为中华法系的典范，正是立法者孜孜以求的结果。

　　再次，《中国法制通史》以系统、翔实的历史材料，反映中国法制发展的真实历史面貌。在辨伪考证的基础上，通史各卷系统运用了考古文物、社会习惯调查、历史档案、私家笔记、公文、判牍、规约、教义等多种历史材料。例如通史第二卷《战国秦汉》，收集和运用了大量新史料，兼采银雀山汉简、包山楚简、云梦龙岗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江陵张家山《奏谳书》、尹湾汉简等考古文献中的法制史料。而笫八卷《清》，为了充分展现多民族国家法制的辉煌，引述了大量的满文老档；第九卷《清末民国》，为了阐述立法与司法、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实际状况，广泛地征引了大理院、司法院的判例以及民商事习惯。

　　可以说，《中国法制通史》是对近一百年来法律史研究的全面总结，称之为法律史学的世纪之作并不为过。台湾著名法律史学者黄静嘉先生曾评价此书：“煌煌巨著，字字珠玑，总结历史经验，以现代社会的科学方法、检讨中国固有法制传统，如此名山盛业，当足以辉耀千古。”

　　三、从《青蓝集》看法律史学的薪传

　　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研究领域的拓展，都需要研究者个体之间有良性的碰撞和相互激发，因此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团队对学科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张先生对于新中国法律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个人的学术成就，还在于他对法律史学研究人才的培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学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张先生以其个人的学术影响，使得法律史这门比较冷僻的学科，能够汇纳众多的法学才俊，这与他的奉献与敬业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法律史学新人的成长，也是张先生从事清苦的教学工作的最大欣慰。在回顾五十年的从教经历时，他说：“对于教师职业，我从上小学时便心向往之。大学时读韩愈《师说》更感觉到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是光荣和神圣的。近五十年的教师生涯，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无怨无悔。”

　　1983年，经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国政法大学设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中国法制史博士点，张晋藩先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法学博士生导师之一。自1984年开始，张晋藩先生招收第一届法制史博士生，至2001年为止，已招收15届，获得博士学位者共34人。2002年初，正值中国政法大学五十年校庆之际，张先生指导的34篇博士毕业论文（1987至2001年间）的精粹摘要结集出版，张先生名之曰《青蓝集》，取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张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于法律史学的教学与研究，言传身教，无私地提携后学后进。张先生经常讲，一个学科从创立到发展、醇熟，绝不是几个学人所能达成，它需要持续地注入新鲜的力量，有新思想的破土成长。《青蓝集》正反映了张先生为培养法律史后进学人所倾注的心血，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了发展法律史学，张先生迫切希望年轻人能够坐在冷板凳上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他鼓励学生在学术上要有远大志向，赶超自己的老师；但也同时告诫他们：“赶超老J币井非易事，因为我还在前进！如果说法律史是一座宏伟的殿堂，那么我正凝望着这座殿堂的门楣载欣载奔。”

　　《青蓝集》中有许多优秀的法律史论文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承认，这是法律史人才辈出的一个明证。同时，许多博士生在学习期间深受张先生的影响，他们的博士论文在选题上注重创新，开拓了法律史研究的领域；又有许多博士论文侧重某一专题，从而使许多论文自然形成了内在的系统性，例如《青蓝集》中专论清代某一专题法律史的论文有《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清代宗族法研究》、《清代民族立法研究》、《清代注释律学研究》、《晚清职官法研究》、《沦清代涉外案件的司法管辖》、《康乾盛世的扛鼎杠杆——康雍乾时期经济立法纵横谈》、《中西近代法文化冲突及晚清法制演变》、《清代西藏法制研究》、《清代刑名幕友研究》、《论清末制宪》、《论洋务派法律思想与实践》。这些论文的视角虽有所不同，可是它们结集在一起则构成了清代法律的总体史。

　　《青蓝集》中的每一位作者，都在张先生的督责下经历了三年苦读，最后把自己思考的问题及其解答，提交给了自己的严师，奉献给了法律史这个学科。其中的许多人，在张先生的濡染之下，把法律史的研究与教学作为了自己的职业。张先生对学术的孜孜以求，后学新人的踊跃进取，必将对法律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助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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