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说类收录的是评论诗文的著述。这类著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曹魏时的典籍，但在衢本《读书志》之前，终因为数尚少，一些书目不是把它们附著于总集之末，就是把他们混杂在别集之中。北宋开始，文史批评之风渐盛，批评著作也日益增多。大概鉴于这一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崇文总目》增设了文史类。“文史”之名，并没有准确反映这一类书的性质和特点，况且，文、史书本来应该分属乙、丁二部，混同言之，无异自乱其例。《前志》设“史评”，替其中的史类书找到了归宿，但文学评论方面的书籍仍不得正归。衢本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史部设史评类同时，在集部设立了文说类，在我国古籍分类中，终于完成了对批评著述的安置。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文评类”，即渊源于此。《前志》的天文卜算类，显然是从《崇文总目》卷四十天文占书类衍化来的。占书与星历书不是一回事，故《崇文总目》卷四十一另设有历算类。《读书志》把占书归入五行类，把算书归入艺术类，而《前志》仍称天文卜算，就名不符实了。衢本分称天文、星历，与其收书方名实相副。

    所述必溯源析流，且论断精审，要言不烦，堪为晁氏知音。陈少川《从〈郡斋读书志〉看晁公武的图书分类理论》则借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出版之便，对晁公武图书分类理论和《读书志》的分类体系结构作了探讨，认为“《读书志》的分类体系是相当严谨的，它以四大部、四十五子目的体例加上四段大序、四十五个小序[6]的文字说明，而形成了一个上下呼应左右相联的分类表。”陈文对了解《郡斋读书志》的分类体系有一定帮助。

    最为细致全面研究《郡斋读书志》体例特色的当推台湾刘兆祐《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该书第三章《郡斋读书志之体例》详细讨论了《读书志》的体制、分类及叙录的义例，指出其体制为首载总序，论其书分四部之由；而每部之首，复有小序，先举每部所分之类名，继而或论各类之学术源流，或评各时代之学术得失；每部小序之后，即另行冠以类别，继则著录书名卷数，继之以提要。其分类则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列表比较，得出《读书志》分类虽多因前志之旧，但将史评类列于史部，则系公武之发明。其叙录义例，则分“著录作者之时代及姓名”、“介绍作者之生平及其学术”、“解说书名之含义”、“介绍一书之内容”、“叙一书之总目或备载篇目”、“叙说学术之源流”、“评论一书之价值”、“判别典籍之真伪”、“引序以见作书之由”、“稽考篇卷之异同”、“考订人类之不同”、“记载版本或刊刻情形”、“广罗诸本，记其异同”、“著录序文之作者”十四项，其中如“记载典籍刊刻之情形”、“引序以见作书之由”、“著录序文之作者”等，为公武所创，而为后世取法。

    另外，方志昭《晁公武与〈郡斋读书志〉》（《赣图通讯》1985年第1期），孟昭晋《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山东图书馆季刊》1988第2期），崔国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版本源流和解题特点》（《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滕庆《试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编纂特色》（《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内容间有可取，然大要不出孙猛、刘兆祐所论。惟王皓《〈郡斋读书志〉的版本记录与考辨》（《四川图书馆学报》1992第5期）以衢本为主，从“版本的注明”、“版本的比较”、“版本的考辨”三个方面探讨《读书志》的版本学贡献，指出《郡斋读书志》不仅以校勘来判别版本异同优劣，且注重对图书版本的内在特征和外部特征的研究，拓展了版本研究的内容；又指出“解题书目著录版本虽发端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但诸如析版本异同、述版本源流、论版本优劣、考版刻时地，叙递藏关系、记存亡掌故等著录内容及编制体例，却始见并基本定型于《郡斋读书志》。”所论较有特色。

    《郡斋读书志》成书以来，深为版本目录学家所重，历代目录著作多有探讨其分类、叙录之得失者，如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簿录类》，清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六《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这些，在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一书的附录二《历代著录及研究资料汇编》里已有详载，兹不赘述。

    较为集中地对《郡斋读书志》内容进行较大规模辨证的是刘兆祐的《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和孙猛的《郡斋读书志校证》。

    刘著凡一百八十九页，十余万言，其目录如下：

    序

    第一章 晁公武之生平（第一节 晁公武之爵里；第二节 晁公武之家世；第三节 晁公武之事迹；第四节 晁公武之著述及治学之旨趣）

    第二章 郡斋读书志之版本（第一节 衢本、袁本及其传本；第二节 关于所谓蜀本之讨论；第三节 姚应绩与后志之书之关系；第四节 赵希弁与附志；第五节 衢州本与袁州本之比较）

    第三章 郡斋读书志之体例（第一节 郡斋读书志之体例；第二节 郡斋读书志之分类；第三节 郡斋读书志撰写叙录之义例）

    第四章 关于郡斋读书志辨伪书部分之讨论

    第五章 郡斋读书志所著录今世已佚之书

    第六章 郡斋读书志之优点与缺点（第一节 郡斋读书志之价值；第二节 郡斋读书志对于后世之影响；第三节 郡斋读书志之优点；第四节 郡斋读书志之缺点）

    附录一：附注

    附录二：引用及参考书目

    其中第四章对晁志中疑为依托之书详加论证，第五章详录晁志著录而今已不存或虽佚而后世有辑本的书目，对于深入研究《郡斋读书志》甚有助益。两章规模甚巨，约占全书一半篇幅。

    孙著凡一四零四页（不含索引一二九页，索引为王立翔编），约百万言，其目录如下：

    一 前言

    二 凡例

    三 衢本晁公武自序

    四 袁本晁公武自序

    五 郡斋读书志目录

    六 赵希弁读书志目录

    七 郡斋读书志

    八 衢本游钧跋

    九 读书附志

    十 附录（1、晁公武传略附赵希弁传；2、历代著录及研究资料汇编；3、现存诸本叙录；4、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

    十一 索引（1、书名索引；2、著者索引）

    该书受王先谦合校本体例启发，以衢本为底本，合校以宋淳祐袁本整理本，并参校十一种善本，自书名卷数至小序解题，凡有异同详略，均予标明。而全书最见学力也最有学术价值之处在于疏证与考订，约六十万字，主要集中在对《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存在重要异文的地方；著录书属佚书或伪书者；编著人事迹不见正史者；解题中文意欠明、评论失当之处。略举数例：如卷六《圣宋掇遗一卷》作者袁本作余靖，衢本作欧阳靖，《校证》详引诸籍，证袁本之误。卷二《琵琶故事一卷》，公武云“未详何人所纂”，《校证》据《中兴书目》等补出作者为“段安节”。卷七《唐书音义三十卷》（袁本作《唐史音义三十卷》），公武云“未详撰人”，《直斋书录解题》亦循之，《校证》则引《续文献通考》，考出同安吕科著有《唐史音义》六十卷，并以审慎态度云：“未知是否《读书志》所载书之作者。”卷十七《王昌龄诗六卷》，解题云王昌龄江宁人，《校证》引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证昌龄为京兆人。卷七《百官公卿表一百四十二卷》，《校证》详考诸书所记卷数之异，得出“百四十二卷者实为李焘《续表》。”卷六《神宗实录二百卷》，解题仅二十一字：“右皇朝曾布等撰。起藩邸，止元丰八年三月，凡十九年。”《校证》则据《直斋书录解题》、《老学庵笔记》等详考《神宗实录》四修经过。卷十四《六贴三十卷》，解题云公武曾祖父晁仲衍曾为之注，《校证》则据宋王珪所撰墓志，清段玉裁《经韵楼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考知仲衍曾作《事类后集》，今《后集》不存，而注本残帙尚在[7]。卷十七《陆贽奏议十二卷翰苑集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解题有误，《校证》详考陆贽集流传中分合情况及书名变化，驳《提要》之说。以上诸说，均考证精严，令人信服。当然，《校证》亦偶有疏失处，如卷十六《大还丹契秘图一卷》，解题作“草衣洞真子玄撰。” 《校证》误以“子玄”为作者名，实“玄撰”乃“天上或仙界撰”之意，为道家著作习称（可参陈国符先生《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但瑕不掩瑜，孙著无愧“晁氏之功臣，学界之福音”之称[8]。

   三、结语

    汪辟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包括几种：“第一说之主张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者，则目录家之目录是也。第二说之主张辨章学术剖析源流者，则史家之目录是也。第三说之主张鉴别旧椠校雠异同者，则藏书家之目录是也。第四说之主张提要钩玄治学涉径者，则读书家之目录是也。”他主张前两种为目录学之正途，后两种为目录学之偏锋，定义说：“目录者，综合群籍，类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录学者，则非仅类居部次，又在确能辨别源流，详究义例，本学术条贯之旨，启后世著录之规。”[9]像《郡斋读书志》这类目录学巨制，既部次甲乙，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复有版本鉴别，还有提要钩玄，实兼有四种目录学功用。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不仅局限于体例罗列，而且纵贯古今学术，知人论世，从中抉择出许多文化史意义来，就像陈乐素先生《略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所做的那样。

    遗憾的是，笔者寓目的研究论文多是机械的体例罗列，或根据《郡斋读书志》总序、小序直接推导出的简单结论，陈陈相因，少有新意，乃至沦为剽窃抄袭：如钱振新《〈郡斋读书志〉收录小说类目摭议》（《图书馆》1994年第2期）与龚礼明《〈郡斋读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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