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晁氏家族的个案研究，我们还看到了其他不同于前代的宋代家族文化特征，如本文第三章曾指出的那样：

    门阀世家庶几无存，倡导敬宗睦族的个体小家庭逐渐成为社会主体力量；同时，科举制的不断完善增强了竞争的公平性和社会阶层的流动速度，国家右文政策的推行和印刷术的发展不仅造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知识崇拜，也使知识普及程度大大提高，中国学术文化遂得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宋代家族文化当然也适时地显现出其时代特点，那就是普遍重视亲族友爱，重视科举，重视文学培养，重视图书积累，嗜学、博学等，正是这“普遍”二字，打破了六朝世族的文化垄断，形成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的坚固基础。这些，通过晁氏家族的研究将会有切实的感受。

    不仅晁氏家族如此，江阴葛氏家族、崇仁虞氏家族，也都是依靠科举、道德、文学而长盛不衰的。[9]没有不断的科举入仕，就很难获得必要的政治资本、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没有文学才能，则很难在崇文盛世的宋代中第；没有道德，家族很容易内讧而导致分崩离析，宋初与晁氏同以文称的西京石氏[10]，就是一个反面例子。当然，晁氏家族在与宋代其他文化家族比较中也自有博杂、好文、求奇的个性特征（详本文第三、第四章）。总之，晁氏家族在中国家族史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研究意义。

    再从文学史角度看晁氏家族，我们发现，晁氏多以文知名，代有人才。他们或处于文坛的中心位置，或与文坛中心人物交往密切，或其创作与文坛主流风尚有着密切的联系。

    宋初文坛的著名人物几乎与晁氏都有往来，晁迥与文坛巨擘王禹偁交往颇密，诗文唱和甚欢。作为台阁重臣，晁迥参与了西昆酬唱，而诗风平易，可能不仅与个性有关，也与王禹偁影响有一定联系。作为宋学先驱，晁迥对大宋礼乐制度、贡举制度等都有贡献，他长期知制诰，多次知贡举，被称为“文章宗工”（《乐静集》卷二十八《晁次膺墓志铭》），当时“文苑指为宗师”（刘随《请询访晁李》，《宋文鉴》卷四十三），对文学风气有一定的导向作用，门下士李淑、宋绶、晏殊、夏竦皆文苑名士，西昆体领军人物杨亿、钱惟演系晁迥后辈，与晁迥也有良好的关系。

    北宋中期文坛先后以欧阳修、苏轼为盟主，晁氏与欧门、苏门交非泛泛。苏轼有诗《送晁美叔（端彦）》自注云：“嘉祐初，轼与子由寓兴国浴室，美叔忽见访云：‘吾从欧阳公游久矣，公令我来，与子定交，谓子必名世，老夫须放他出一头地。’”（《东坡诗集注》卷十六）晁端彦不仅久从欧阳修游，且与苏轼为同年进士，这次他不仅与苏轼定交，也带来了一段“老夫须放他出一头地”的文坛佳话。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中最早拜师者，李昭玘《乐静集》卷十《上眉阳先生》载：“友人晁补之自新城侍亲归，云：‘辱在先生门下，虽疾风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请质，必待见先生而后去。先生亦与之优游讲析，不记寝食，必意尽而后止。’……（补之）尝曰：‘此文苏公谓某如此作，此文某所作，苏公以为然者也。’” 可见补之散文受到了苏轼的深刻影响，他的《上皇帝论北事书》、《安南罪言》等文深得苏文的章法结构之妙。苏轼、黄庭坚还多次品题晁氏人物：如苏轼评晁端友诗“清厚静深，如其为人，而每篇辄岀新意奇语，宜为人所共爱”（《晁君成诗集引》）；评晁载之“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评晁咏之“奇才也”（《宋史》卷四四四《晁咏之传》）。黄庭坚评晁仲询“见君有家风，怀抱如冰清”（《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晁端中“足下之诗，兴托深远，不犯世故之锋，永怀喜怨，郁然类骚”（《山谷集》卷十九《答晁元忠书》）。另外，晁端友“少时以文谒宋景文公，景文称爱之”（《山谷集》卷二十三《晁君成墓志铭》），晁端仁亦闻诗法于宋祁，并转告于晁说之。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娶晁仲参女。曾巩娶晁宗恪女。王安石与晁仲约为同年进士，有诗文交往，作有《寄深州晁同年》：“班春不知负，短发为君搔”，可见相思之殷。种种因家族关系延伸而出的复杂文学因缘，使晁氏与北宋中期文坛融合一体。

    北宋后期及南渡之初，吕本中渐渐主盟诗坛，而吕氏与晁氏乃世交，吕本中与晁氏“之”字辈交往犹密切，据其《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十万卷楼初编本）：“晁冲之叔用，文元之后。少颖悟绝人，其为诗文，悉有法度。大观后，予至京师，始与游，相与如兄弟也。叔用从兄贯之季一、谓之季此，皆能文博学，皆与友善，若说之以道，则予尊事焉。以道弟咏之之道，叔用之兄载之伯禹，予皆与之游。大观、政和间，予客京师，叔用日来相招，如不能往，即再遣人问讯。时刘羲仲壮舆在京师守官，亦日相问讯。”晁冲之更常与之讨论诗法，吕本中《紫微诗话》中曾说：“叔用尝戏谓余云：‘我诗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诗，只是子差熟耳。’余戏答云：‘只熟便是精妙处。’叔用大笑，以为然。”[11]而韩淲更将晁说之与吕本中共同誉为由北宋入南宋的文化结晶：“渡江南来，晁詹事以道、吕舍人居仁议论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诸老一二百年酝酿相传而得者，不可不讽味。”（《涧泉日记》卷下）晁说之的散文遂能开浙东学派散文先河（参拙著《晁说之研究》）。晁说之还得苏轼荐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与苏门关系密切又卓然独立，苏门崇陶，而他却有独特的看法，这些都丰富了我们对宋代文学史的认识。南宋有文集传世的晁氏族人仅晁公遡，其五古清浅，迥异于补之五古的奇奥，反映了时代思潮变化的影响。南宋前期，虽然四灵、江湖诗派还未登台，但人们的审美趣味已开始由雄深雅健转为清美圆活，公遡诗风之清除了受其父冲之的影响，也带有时代的痕迹。因此研究这样一个绵延长久型家族的文学，可以看到整个宋代文学史发展的缩影。

    最后从家族与文学结合的角度（详参本书第四章），可以看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和历史因素在宋代文学与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总体说来，以晁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对宋代文学的影响不是零散的，而是有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效应。世家大族具有的文化资源优势，是一般平民士子享受不到的，兹举有关晁氏的数例如下：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杜少陵诗一卷，如“握节汉臣归”乃是“秃节”，“新炊间黄粱”乃是“闻黄粱”。以道跋云：“前辈见书自多，不如晩生少年但以印本为正也。”不知宋氏家藏为何本，使得尽见之，想其所补亦多矣。”（周紫芝《竹坡诗话》）

    小宋旧有一帖论诗云：“杜子美诗云云，至于实下虚成，亦何可少也。”先子未达，后问晁以道。“云云”，昔闻于先人，此盖为《缚鸡行》之类，如“小奴缚鸡向市卖”，“云云”是实下也。末云云“鸡蛊（《稗海》本为“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是虚成也。盖尧民亲闻于小宋焉。丁卯季冬初七日夜，因看杜诗举此，谨退而记之。（范公偁《过庭录》）

    光禄（公偁祖父范正思）侍居相府，同晁以道往见东坡。顷有从官来，东坡揖坐书院中，出见。良久，光禄于坡书笈中，见一小策，写云：“武宗元中岳画壁，有类韩文《南海碑》，呵呵。”光禄与晁再三绎之，不晓。坡归。疑不已，晁辄发问，具告曲折，云：“不知何义？”坡笑曰：“此戏言耳。武宗元，真庙朝比部员外郎也，画手妙一时。中岳告成，召宗元图羽仪于壁，以名手十余人从行。既至，武独占东壁，遣群工居西，幕以帏帐。群工规模未定，武乃画一长脚幞头，执挝者在前。诸人愕然，且怪笑之，问曰：‘比部以上命至，乃画此一人，何耶？’武曰：‘非尔所知。’既而武画先毕，其间罗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厮役，贵贱形止，各当其分，几欲飞动。诸人始大服。《南海碑》首曰：‘海于天地间万物最巨’，亦何意哉！其后运思施设，极尽奇怪，宗元之画是以似之也。”（范公偁《过庭录》）

    可想而知，当其他人拿着错讹百出的杜诗印本以讹传讹、望文生义时，晁氏早已捧着善本登堂入室，涵泳其精华所在了。而像宋祁、苏轼这样的文化大家对于文艺的精妙见解（四库馆臣撰《过庭录》提要时即云其中“记宋祁论杜诗实下虚成语，记苏轼论中岳画壁似韩愈《南海碑》语，皆深有理解。”），晁氏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受教于心， 所谓名家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使晁氏族人能够取法乎上，当然有利于他们在文坛上迅速成长。总之，世家大族通过各种家族关系资源，相互联姻，广交师友，积累图书，互相交流，织成了庞大的社会中上层文化网络，形成了“大传统”的话语权，他们交往酬唱，互补互动，不仅在行为、观念上相互影响，还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宋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发展。宋代文人的言行举止，从家族角度看能有许多新鲜解读。如晁氏敢以精于校勘自夸，便和家族中多宋祁、司马光等名人手稿有关。晁公武作《郡斋读书志》，也与他继家声的心理息息相关，而他为目录做提要的方式，又影响了陈振孙等一批目录学家。但毋庸讳言，家族对文学的影响，如果具体到家族某一人物对上代文学经验的继承上，又有其权限性，不可过度阐释，论文的第五、六章通过晁氏家族人物的文学创作就显示出了这一点，即它只在有限的方面影响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还有其他复杂的外部成因和自身规律，晁补之和晁冲之的文学受家族文学的影响其实并没有想像得那样大。南宋程敦厚谈到晁氏时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渊源授受，不失其传，而极其变，则本朝号文章家，莫盛昭德之晁。惟晁氏自文元、文庄以道德显，联芳太史，其后大音迭奏，奇藻袭出，世不乏人。”[12]“不失其传”、“而极其变”构成了一对包孕丰富、极具张力的概念：所谓“不失其传”，当是就大的家族文化传统而言，晁氏历代多以文献文学知名，不失为“大音迭奏，奇藻袭出”的文章之家；所谓“而极其变”之“变”，当指在“文章之家”这一“属概念”下包含着的所有不相同的“种概念”，“极其变”正说明了晁氏人物文章风格差异之大。像“博通”、“文章之家”、“科第之家”等家族文化用语因其蕴意宽泛而似乎无所不适，它可以宏观地解释许多晁氏家族乃至宋代家族的文学现象，但涉及到具体的文学风格和艺术手法辨析时，此类术语就多少显得大而无当了，一个家族不同成员风格各异的创作成因也许可以用家族“博通”的观念来解释，但他们各异的创作到底是如何具体形成的？其中又包含了哪些家族文学和非家族文学的成分？恐怕很难仅用家族的“博通”传统来塞其责。

    西方汉学家讨论宋代社会流动问题时，曾分别以核心家庭和家族为单位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前者得出宋代社会流动性强的论断，而后者却对之予以否认（地方精英理论即是其中一种表现，因为地方精英的存在客观上会阻碍社会上下阶层流动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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