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一后传入的“院本名目”，而这些以“诸杂院爨”、“冲撞引首”、“拴搐艳段”、“打略栓搐”、“诸杂砌”等标类的剧目，并不包括金代后期配合北曲演唱的“正杂剧”即“幺末院本”。陶氏编目大抵是基于对宋金杂剧“常规”特点的理解而酌定的，也许在他看来，只有那些以插科打诨、滑稽表演为主调的短小片段才足以体现金院本的风貌，而与此相异的大量配合乐曲演唱的“和曲院本”、“和曲杂剧”（或即“幺末院本”）已非金杂剧的“正声”。如此，以夏、陶的称述讨论金院本尤其是最具前瞻性的“幺末院本”的体制和音乐结构就难免有方凿圆枘之隔。较之一般意义上的金院本，幺末院本（“正杂剧”）无论是脚色行当还是音乐结构，都逼近了元杂剧，可说是北杂剧的前身。因而，讨论金院本的形制特征，大可以元杂剧早期作品为参照。
由于文献资料中只保留了宋金杂剧的剧目，至今尚无发现完整的剧本，故包括王国维在内的戏曲学者多对宋金杂剧是否可称“真正之戏剧”信疑参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宋金杂剧本应有剧本持肯定态度，认为元杂剧中很多剧本是由金院本改编而成的。戴不凡曾由考证王实甫的年代入手，推论《西厢记》、《丽春堂》二剧应产生于金代39。尔后，他又撰《现存金人杂剧试订》一文，结合金代的官制地理、民情风俗及剧作的体制格律（联套、句法、音韵）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对《虎头牌》等七种杂剧一一进行分析考辨，推定其“极可能是现存金人杂剧”。未几，徐朔方以《金元杂剧的再认识》为题，对“带有金代印记”的《秋胡戏妻》等二十部杂剧作品详加论析，指出它们或“成形于金，写定于元”，或“是元代杂剧作家据前代的传本改编而成”。当然，因资料所限，戴、徐所论或有不甚周严之处，带有金代甚至宋代印记的杂剧作品也远不至二十余种，但徐氏做出的现存元杂剧作品多系元剧作家“据前代的传本改编而成”的推论是有说服力的。仅以徐文所举六十八种（据笔者粗检，尚有遗漏）以开封（即宋之东京、金之南京或汴京、汴梁）和洛阳、郑州、许州（今许昌）等中原各地为背景的杂剧文本为据，即足以证明北曲杂剧绝非蒙古定鼎大都以后方始进入原创阶段。既然“作为北宋的故都，金代的南京，开封应是中国杂剧的摇篮”40或曰中华“戏剧之都”，即使在“宋金对峙时期并未失其为戏剧中心”41，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北杂剧的兴盛“犹如一个冲天的爆竹，骤然间进发出满天的绚烂”。事实上，关汉卿“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的自白，他编撰的杂剧多将故事发生背景锁定在开封、郑州、洛阳之间。石君宝的《紫云亭》和无名氏的《蓝采和》均以在汴梁作场卖艺的诸宫调艺人和杂剧艺人的演出活动为素材，著名杂剧演员梁园秀更被列于《青楼集》榜首等，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早在金末，汴京杂剧就因了文人的积极参与而显得生机勃勃，像《拜月亭》、《虎头牌》等贴近现实的“时事剧”，早在金末就唱红在汴梁城的勾栏棚中了!
宋金杂剧本应有剧本，但不曾完整地流传下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宋金杂剧中的“正杂剧”之前有“艳段”，后有“杂扮”，这些尚属滑稽表演，随机性很强，且有固定套路，全靠演员即兴发挥，无需诉诸文字；杂剧艺人文化素养一般较低，剧本多停留在集体创作阶段，唱词和关目由师徒口耳相授（近现代地方戏的编演实践一再证明，演出脚本是剧作家、导演和演员共同合作的结果。此外，不留文字恐怕还与戏班之间相互竞争，拿手好戏秘不示人有关）；自命清高的文人虽对勾栏观剧怀有浓厚兴趣，但碍于正统观念，崇雅而鄙俗，绝不轻易染指于此等薄技。时过境迁，也就难免自然流逝。逮至元代，大批文人沉沦
市井，由被迫到自觉地与青楼艺人联袂编演杂剧，遂将那些故事性强，艺术性高，且便于借题发挥的优秀剧目加工改写，艺术品位大大提高，而那些朴野粗糙的原作也就湮没无闻了。当然，在宋金杂剧艺人中，并非没有文化素养极好，既能做演出组织者又能编剧和粉墨登场的高手，比如《都城纪胜》提到的“曾撰杂剧本子”的教坊大使孟角球，“捷才知音”的丁仙现，“撰四十大曲词”的葛守成等42。事实上，元杂剧的早期演员多系金院本演员。如杂剧《蓝采和》主人公就曾宣称：“旧幺末院本我须知，论同场本事般般会。”《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曾述及金代“教坊色长魏、武、刘三人，鼎新编辑。魏长于念诵，武长于筋斗，刘长于科范，至今乐人皆宗之”。这说明著名的杂剧艺人常常参与“鼎新编辑”的编演活动，他们精湛的演出技艺及创新成果，无疑将为稍后的元杂剧所继承。再者，在宋金杂剧演出活动中，杂剧艺人曾自发地结成团体，如南宋宫廷杂剧艺人中有“杂剧三甲”，民间则有蜚声艺坛的“绯绿社”。应当说，元杂剧繁盛期活跃于大都的玉京书会等才人社团，就是受“绯绿社”等艺人组织的启发而形成的。此外，近年来陆续出土的宋金戏曲文物，如雕砖、绢画等，多集中在由汴京衍射出的豫西北、晋东南等地，再再为我国戏剧成熟于宋金时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注释：
①36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古剧之结构》，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②40详参徐朔方《金元杂剧的再认识》，《中华文史论丛》第4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③刘宽大《汴州纠曹厅壁记》，见《全唐文》卷七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⑤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四月诏书，见《五代会要》卷26《堀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⑥详参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九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⑧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二“东角楼街巷”条，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⑩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条，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111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乐五?教坊乐》，中华书局1957年版。
13曾《类说》卷五十七引《王直方诗话》，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
14罗火金、王再建《河南温县西关宋墓》，见《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15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八“中元节”条，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16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
17王《燕翼诒谋录》卷二，见诚刚点校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18详参《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图五七，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19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宋官本杂剧段数》，第55页。
20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金院本名目》，第61页。21参李春祥《元杂剧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22南宋乾道五年（1169），楼钥使金，其在《北行日录》中曾记载途径汴梁时亲见“倡优尚有五百余”。23见明人洪所编《清平山堂话本》卷一（其词曰：柳解元使了计策，周月仙中了机扣。我交那打鱼人准备了钓鳌钩。你是惺惺人，算来出不得文人手。姐姐，免劳惭皱，我将那点钢锹掘倒了玩江楼），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24燕南芝庵《唱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60页。
25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
2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35页。
27详参龙建国《〈刘知远诸宫调〉应是北宋后期的作品》（《文学遗产》2003.3）和《关于二十世纪诸宫调
的整理与研究》（《文学评论》2003.6）两文的相关论述。
28明人张羽《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序》即明谓《董西厢》为“北曲之祖”。
29据《金史?地理志》，开封府所辖15县15镇，海陵王天德四年（1152）有户235，890，逮章宗泰和末（1208）骤增至1，746，210，其户口增长之速，令人吃惊，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由此可见一斑。30周大璞：《董西厢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
31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73页。
32《辍耕录》所收《金院本名目》多涉汴京风物，仅“上皇院本”即多达14种；李春祥《元杂剧论稿》统计出以中州生活为题构的杂剧多达62种，其中以汴梁为背景的就有35种，涉及洛阳及郑州等地者27种。据此可推知北曲杂剧早期的创作中心当在金末的汴洛一带。
33参凌景埏《董解元西厢记》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34沈雄《古今词话》卷八《词评下》引《金源言行录》，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一册第1017页。
35郝经：《陵川集》卷三十五，见《四库全书》11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
373941戴不凡：《戏剧二题》，《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
38此处据廖奔《中国戏曲发展史》的统计，见该书第一卷284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2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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