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词学研究状况

　　王兆鹏   海外的词学研究，也还比较热闹。说到海外的词学，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叶嘉莹先生。她著作既多，方法也新。她的艺术感悟能力，理性的诠释能力，都是一流的。她既熟悉西方的文学理论，又精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因此她的研究成果中西结合，水乳交融，没有生吞活剥的毛病，她的解说和结论令人信服。叶先生在海外长期跟外国人讲词学，往往事无巨细，字无生熟，都要讲个清楚明白，因而我们国内的读者读她的文章，就不免有冗长琐碎之感。
　　钟振振   北美的词学研究，成绩相当可观。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的《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是一部有影响的词学专著，我们大陆曾有文章译介，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有中译本。此书附录有《北美二十年来词学研究》一文，文中介绍，北美的词学研究，开始于七十年代，一直是以婉约派为研究的中心。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叶嘉莹教授。比较活跃的还有密西根大学的林顺夫教授，林著有《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该书把南宋的格物观念应用在咏物词的研究上，揭示出中国思想史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加州大学艾郎诺（Ronald  Egan）教授有本研究欧阳修的著作：《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其中也论及欧阳修的词，并将欧词与晏殊词进行比较，有些新的见解。叶嘉莹教授的高足、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方季洁（Grace  S。Fong）博士的专著《吴文英与南宋词的艺术》，在北美也颇受关注。
　　王兆鹏   近邻日本的词学研究，更值得重视。村上哲见的《唐五代北宋词研究》和青山宏的《唐宋词》，已先后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另外王水照先生和日本学者保苅佳昭合作编选有《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也译成中文出版。从这几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日本词学研究的大概情况。他们的选题，有比较宏观的，如《中国诗歌中的落花与伤春惜春的关系》，也有小题大作的，如《柳永的对句法》、《对仗与重复》，做得都比较深细，有些见解很新颖。日本学者惯用的统计法、历史追溯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也有参考价值。
　　香港的词学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是两位老学者。饶宗颐先生的《词籍考》是词学版本目录之学的力作。对于敦煌词与词曲音乐的研究，他也有建树。在明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罗忼烈先生在清真词和柳永词研究方面，很有独特的见解。
　　刘扬忠   台湾从事词学研究的学者比香港多得多。老一辈的学者有已故的郑骞先生，他的成果非常丰富。台湾年青一代的词学研究者，大多出自他的门下。我了解的有吴宏一教授，他在清词研究方面，用力颇深，有《常州派词学研究》和《清词四论》等著作。另外专力从事词学研究的有中央研究院的林玫仪教授和彰化师范大学的黄文吉教授。黄先生编有《词学研究书目》（1912—1992），林女士编有《词学论著总目》（1901—1992）。这两本书把九十年间海内外词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汇为一处，毋需四处翻检，即可知天下的词学成果，真是功德无量。他们自己的著述也比较丰富。林女士的《词学考铨》、《敦煌曲研究》、《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等，都是很成功的著作。黄文吉先生有《宋南渡词人》和《北宋十大词家研究》等专著数种，是一位很勤奋的学者。相对而言，林女士偏重于实证性的研究，黄先生似乎更长于宏观的探讨。

二十世纪词学研究中的若干不足与展望

　　王兆鹏   词学研究虽是显学，但比起唐诗的研究，成绩还是稍逊一筹。从目前的情况看，研究词的人远不如研究唐诗的人多。现阶段研究唐诗的知名学者可以数出一大排，而研究词学的知名学者就屈指可数了。唐诗的研究，有自己的学会组织，年会办得有声有色，有年鉴也有刊物，这方面词学研究也显得相形见绌了。我们正在着手创办《词学研究年鉴》，以期对今后的词学研究有所推动。
　　刘扬忠   回顾二十世纪的词学研究，我们既看到了它的丰硕成果，同时又发现了它的若干不足和缺陷。弥补这些不足和缺陷，就成了我们在新世纪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本世纪的词学界，对明词、清词的研究一直十分冷淡。大家一窝蜂地挤在唐宋词这个“热门”里，而对明词、清词不屑一顾，这不只是研究布局的不平衡，也反映出我们的词史观不科学，缺乏通史意识。试想，不理清词在明、清两代五百多年间的演变情况和发展进程，怎么可能全面深入地把握整个词史的运动走向和发展规律呢？关于清词研究，请严迪昌先生这位清词专家来发表高见。
　　严迪昌   兆鹏引述前辈所说，界定词学可称“显学”，我同意这界定。但“显学”所“显”的是词学研究中的一个部分。这种现象在本世纪后五十年代尤为突出。元明词固是程度不等地空缺，清词研究其实亦是冷寂的。当然清词研究尽管较为冷寂，近些年也仍有不少成绩。台湾出版有叶嘉莹、陈邦炎二先生合著的《清词名家论集》，叶先生另有《清词论集》在大陆出版。黄嫣梨的《蒋春霖评传》也有大陆版，是一部很下工夫的力作。张宏生将其有关论文整合成《清代词学的建构》也于最近出版。八十年代陆续面世的“天风阁丛书”，已有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纳兰性德的词集的整理出版，这是功德之举。据我所知纳兰词的笺注，北京、上海各出版了一种。选本中，沈轶刘、富寿荪的《清词箐华》，我觉得很具手眼，点评也见功力，是懂清词的选家精心之编。汪泰陵《清词选注》容量较大，弱处是见原本少。还有前年罗仲鼎先生把谭献《箧中词》校点出版，改名《清词一千首》，很有益于清词研究的展开。屈兴国先生点校的“两浙作家文丛”中的《朱彝尊词集》，搜罗甚完备。近几年，杭州吴熊和先生的门下诸女博士，先后完成了常州、西泠、柳洲等清词流派的研究，并将出版，这非常可贵。吴先生本人在台湾和大陆也发表有明末清初词派研究的论文多篇。词学专家由唐宋而至清代作通代研讨的气象日渐浓厚，实为大幸事。
　　刘扬忠   清初以来，词话家们就纷纷作评论，认为明代的词不足道，甚至断定“词亡于明”。前几年，《全明词》主编者之一的张璋先生依据自己掌握的大量资料，发表文章驳斥“词亡于明”的旧说。据他介绍，《全明词》共收得明词人一千三百多家，词作二万多首，这个数量与《全宋词》大略相等。他认为，从这些作品的艺术质量来判断，明词是比不上宋词，但轻言“词亡于明”则显然是违背事实乱下结论。这个情况表明，至今为止，除了《全明词》的编者之外，词学界很少有人全面认真地接触过明词的资料，当然就更谈不上进行研究和评论了。从整个词史上来看，明代确是词体文学中衰的时期。但“中衰”不等于断流和空白，它仍是词史上有机的一环。说它是衰落期，也须探究衰落的原因，弄清衰落的具体情况，以便清晰地勾勒出词的发展脉络、走向和规律来。这样的工作一直还没有人动手去做。当然，明词研究的冷落，与资料的不完备也大有关系。盼望中的《全明词》一书，虽早已编好，但由于一些具体原因，还没有出版。我想，随着观念的更新和资料问题的解决，明词、清词这两个词史研究中的空白地段将会被填补起来。
　　严迪昌   目今两宋以后的词的历史尚未有能足够研究，不仅明词究竟态势如何，金元词也同样未深入的作整体的审辨与把握。就是清词，尚有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探究。词史之著无疑是词学研究的重要工程，如果两宋以后词的历史不去研究，词史大概是写不好的。我希望在今后能形成一支小队伍（不必庞大）专研两宋以后词。但这应是一支学术队伍，不是满足有几本或几套书。
　　王兆鹏   词学理论的建构，也是很迫切的问题，词学有无自己的理论体系？有无自己的概念范畴？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关键在于我们还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一方面，我们应该清理过去已有的词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应该根据中国词史的研究，抽绎、建构出新的词学理论体系。杨海明刚出版的《唐宋词美学》，在这方面就作了有益的开拓，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他所提示的唐宋词的“美学”特质，没有借助西方的美学理论概念来装点修饰，而是用正宗的、地道的中国词学批评史所固有的一些理论概念和范畴来建构唐宋词的“美学体系”，并用当代意识和当代的话语进行科学的诠释。读后让你觉得这是中国本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切合词史实际的“美学”，而不是进口的“洋”美学。
　　刘扬忠   词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已经不是新问题了，词学界的几位同行，包括我本人在内，多次撰写文章强调了这个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已有好几部词学史、词学批评史和其他专题的词学理论著作问世。但这还远远不够，应该让词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尽量广泛的共识和共鸣，认识到理论创造和建构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把它作为新世纪学科发展的“重头戏”来抓。词学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必须依托于词学理论，必须依靠理论（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和学科本体理论）的指导和牵引。但是无可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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